推薦序
「跟著蒙古人走進歷史舞台」，還原成吉思汗真實面貌
洪麗珠／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最會說故事的人類學家」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教授，致力於探尋成吉思汗與其蒙古帝國的歷史與文化，扭轉過去西方對於成吉思汗征服的負面印象。由於流暢的文字與長期田野調查的扎實基礎，在商業性與學術上皆獲得顯著的成功，《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曾佔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長達數週之久，也替魏澤福贏得了蒙古國北極星勛章的殊榮，無怪乎已故蒙元史泰斗蕭啟慶院士將他和同樣以敘事能力聞名於世的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並稱。
無論對成吉思汗是褒是貶，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偉大的世界征服者（World Conqueror）之一，也是許多傳記創作的靈感來源。波斯史家志費尼（Juvaini，一二二六～一二八三年）於《世界征服者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中曾說：「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在使計用策上當是成吉思汗的學生；攻城掠池的妙策上，最好盲目地跟著成吉思汗走」。另外一方面，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的《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劇作，則形容他是「暴躁易怒的諸王之王」，「讓亞洲的良田盡成荒野」，這位「暴君」的軍隊則是姦淫文明社會婦女的野蠻人，摧毀一切他無法理解的事物。魏澤福不以為然，他指出許多民族對於蒙古征服的負面評價，是推卸自身失敗與無能的藉口：例如俄羅斯將科技的落後，歸咎於「韃靼枷鎖」；波斯宣稱其文明衰落，是拜蒙古摧毀灌溉體系所賜；中國近現代的積弱不振，則歸咎於蒙古元朝、滿人清朝的壓迫與剝削統治。
魏澤福善用文化人類學者的能力，在廣袤的空間中，述說成吉思汗與蒙古帝國的歷史，從世界史的角度再評估蒙古征服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蒙古和平（盛世）」（Pax
Mongolica）所帶來的國際貿易、科技轉移、全球文化與世界體系的發軔，可說是《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一書的核心看法。多年以來，雖然不乏歷史學者曾提出類似看法，呈現深入程度各有不同的著作，例如羅沙比（Morris Rossabi）、岡田英弘、杉山正明等，但魏澤福的創作所展現的臨場感與文化觀察深度，毋寧更具有特色。
魏澤福的創舉是把《蒙古秘史》（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當做密碼，讓自己跟著密碼「回到現場」，與考古、軍事、政治等領域專家合作，探索事件發生地的環境，再對照文本的記載，重新掌握、發掘成吉思汗的世界，講述形塑成吉思汗性格的環境，娓娓道來他的草原霸業與子孫的內訌。魏澤福傳神地形容自己是「跟著蒙古人走進歷史舞台」，從上帝的視角回到地面，展現對歷史的敬畏。最終，他總結蒙古征服所帶來的盛世使「全球覺醒」，為近代世界的各方面體制奠定了基礎。
《成吉思汗的女兒們》（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延續魏澤福擅長的碎片拼湊能力，對文本中的蛛絲馬跡提出大哉問，並不懈地追尋答案。他敏銳地注意到明代翰林院簡譯《蒙古秘史》中有句：「女子每行，賞賜咱。」（扎奇斯欽譯：「給本族的女子們恩賞吧」），開啟了他為蒙古皇室女子歷史的鉤沉之旅。《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為魏澤福帶來了殊榮，但《成吉思汗的女兒們》在撼動讀者的同時，不免引起爭議。蕭啟慶院士曾為此書初版的中譯本寫就精采的推薦序，我僅能狗尾續貂，相對於《秘史》本意的不公開，魏澤福則企圖「揭密」這些隱沒的蒙古皇室女性歷史。中文書名或許會引起一些直觀的誤解，實際內容上，遠遠不僅是成吉思汗的女兒、媳婦一代。第一部分聚焦於成吉思汗幾個出嫁的女兒（阿剌海別乞，也立可敦，拖萊與扯扯亦堅）身上，描述她們如何控制東西方絲路，經營世界性的金融組織。但或許因為矯枉，不免得過正，成吉思汗的兒子們，在魏澤福的筆下，成為愛好飲酒、作戰平庸的無能之輩，對成吉思汗的帝國帶來的傷害比建樹多。
第二部分則講述窩闊台、貴由與拖雷的妻子，這是成吉思汗的媳婦（daughter-in-law）們，尤其是拖雷之妻唆魯禾帖尼，魏澤福譽為蒙古人稱雄時代最能幹的女性，這個看法即便是蒙元史學者也無法挑剔。她有四個兒子成為大汗，被譽為「四帝之母」，這不僅僅是偶然與幸運所致，更與她的謀略與高明的政治手腕相關。同一部分，魏澤福也挖掘了忽必烈的女兒忽禿倫在元朝與西北宗王長年內戰中的重要角色，相較於《元史》，將戰功歸於忽必烈的男性後人，魏澤福對禿忽倫的描寫，確實令人驚奇。
第三部分聚焦於十五世紀（大約是中國明朝晚期）復興蒙古的達延汗背後被隱沒的賢者滿都海。魏澤福指出達延汗是比他年長十六歲的皇后滿都海一手培育的領袖，她是蒙古人眼中皇后的典範，甚至有人視滿都海為成吉思汗的化身。整體來看，魏澤福這本傑作的重心，主要是為滿都海翻案，他將達延汗時期復興蒙古的功勞，歸諸滿都海這位女性。蕭啟慶院士曾言，在許多缺乏史料的空間上，魏澤福可能不免有過度詮釋這些女性角色之嫌，但這僅是基於歷史研究立場的質疑，如同史景遷的著作成功遊走於歷史的理性與文學的感性之間，《成吉思汗的女兒們》或許輕信一些無可考察的歷史傳說，以致於學術上的說服力不足，但就歷史文學來說，魏澤福的貢獻主要在於跨越歷史研究者無法克服的障礙，成功結合田野考察、文本分析與文學想像，讓世人得以隨著他的創作，耳目一新。
《征服者與眾神》（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是魏澤福對蒙古宗教自由主義的極度推崇，並藉此思考他自身所處的西方與美國歷史發展，可說是第一部書的再延續，也是這一趟「旅程」的里程碑。他自述撰寫《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時讀到吉朋（Edward Gibbon，一七三七～一七九四年）的一段話：「成吉思汗與洛克（John
Locke，一六三二～一七○四年）先生兩人的宗教法或許有個不謀而合之處」，就是在「卡羅來納基本憲章（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中體現的烏托邦式願景」。他自己也警覺到把蒙古帝國與美國的歷史產生聯繫，可能有些牽強，不過正是這個浪漫想像，支持著他追尋答案的熱情。雖然他始終未曾找到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年）曾讀過《成吉思汗：韃靼史》（Zengis: A Tartarian History）這本傳記式小說的證據，卻透過一些蛛絲馬跡，堅信幾位美國開國先賢，諸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一七○六～一七九○年）、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一七四三～一八二六年）受到成吉思汗宗教自由思想的影響。
如果我們承認成吉思汗代表的是一種東方帝王的形象，那麼一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思想根源，甚為罕見與東方的文化發展有過直接的聯繫，甚至兩者常常是擺在對立面。魏澤福的嘗試十分勇敢，不管是說服東方還是西方的讀者（這種二元對立或許需要修正，但此處還是不可免俗），極可能兩面不討好，這正是《征服者與眾神》的創新與可貴之處。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還是應當盡責地提出一個疑問，美國先賢即便閱讀過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記作品，或知道大札撒的內容，是否就能順藤摸瓜地論證他們腦海中的「自由」，是受到成吉思汗與其帝國文化直接或間接影響？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蒙古治下的宗教自由，有豐富的史料證據，即使是忽必烈的元朝，法律的核心精神明確地遵循著「各從本俗（宗教、文化）」的原則，政策上也一直優待各種宗教人士。
綜言之，這三部鉅著的基礎，絕大部分立足於《蒙古秘史》，但由於《秘史》本身的文學特性與存在許多未解之謎，魏澤福的創作不免受到局限，需要依靠豐富的想像力與難以佐證的傳說補充，從歷史文學的角度看待，這些質疑也就不再尖銳。他透過文獻探討與實地考察，馳騁想像力於草原空間之中，雖然有時不免戲劇化地突出人物的性格，或者加油添醋地強化細節，以成就扣人心弦的故事，但無可否認，這是通俗文學與學術史料結合的成功範例。
成吉思汗作為研究與書寫的題材，不僅古老而且歷久不衰。廣義來說，中國的《元史．太祖本紀》可為濫觴，狹義則以十七世紀法國傳記作家德拉克魯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一六二二～一六九五年）利用了當時尚存、現今已佚的中亞多種語言文獻，撰成《古代蒙古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開啟近現代成吉思汗傳記的序幕。成吉思汗的傳記數量之多，亞洲史上的帝王與名人皆無出其右，通俗性作品如蘭姆（Harold Lamb，一八九二～一九六二年）的《人類帝王：成吉思汗傳》（Genghis Khan: The Emperor of All
Men），書寫特色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卻謬於史實。在學術界影響最廣者，是俄國漢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B. Ya. Vladimirtsov，一八八四～一九三一年）的《成吉思汗傳》（The Life of Chingis Khan）以及法國東方學家格魯塞（René Grousset，一八八五～一九五二年）的《世界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World），前者讓成吉思汗的「天才野蠻人」（savage of genius）形象深植人心，小林高四郎（Kobayashi
Takashirō，一九○五～一九八七年）就以此說法刻劃成吉思汗結合游牧戰士與草原領袖的理想性格。不過符拉基米爾佐夫的作品在俄國大革命之後，被指責具有「唯心主義觀點的本質」，受到「將成吉思汗的個人成就凌駕於社會發展之上」的批判，最終在壓力之下，於遺作《蒙古社會制度史》中改採唯物史觀描述成吉思汗的角色，否定西征的正面意義，但是他的《成吉思汗傳》，對於共產國家以外的學術界影響深遠。
格魯塞則是與東方學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八七八～一九四五年）齊名的學者，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世界征服者》，雖是普及性讀本，卻嚴格遵守了歷史的客觀原則，除了生動傑出的敘述，極少發表個人議論，但透露著對成吉思汗英雄特質的崇拜，也解釋蒙古西征的殺戮，導因於蒙古文化與當時正義觀的局限，而非成吉思汗性格上的嗜殺。對於蒙古征服的影響，則文學性地描述：「將環繞禁苑的牆垣吹倒，並將樹木連根拔起，卻將鮮花的種子從一花園傳播到另一花園」，暗示其西征在促進文化交流上的正面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於成吉思汗的各種書寫，基本上延續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的唯物史觀，秉持著「肯定其統一蒙古諸部的相關作用，卻不推崇成吉思汗的個人功績」，尤其是強調征服戰爭中造成了人民的傷亡、流離與對各地的破壞。但隨著共產世界中政治情勢的變遷，關於成吉思汗的評價也再度擺盪，例如一九六二年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周年紀念，大陸學者韓儒林為了反駁蘇聯對成吉思汗的否定，展現中方史學界的自主，強調成吉思汗對中國歷史的貢獻，以及西征功大於過的評價。蘇聯學界對此馬上做出回應，其科學院院士邁斯基（Ivan
Mikhailovich Maisky，一八八四～一九七五年）撰〈成吉思汗〉一文，肯定其統一蒙古諸部的貢獻，但否定其征服價值。
與此同時，在成吉思汗的故鄉（外蒙古，即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處於蘇聯附庸的時代，蒙古人民一度喪失頌揚自己的民族英雄的自由，直到蘇聯解體之後，蒙古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勃興，展開對成吉思汗的重新評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學者比拉（Bira
Shirendev，一九一一～二○○一年）的影響，他譴責過去共產政權對成吉思汗的評論是削足適履，曾說道：「成吉思汗在歷史上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他是一位功績與矛盾兼具，並且充滿傳說與神話的偉大歷史性人物」，更不無情緒地說：「他將繼續是（蒙古）民族的守護神」。
從上述成吉思汗傳記的書寫史，以及魏澤福的三部作品，讀者可以發現成吉思汗的形象與其帝國征服的評價，深深受到外在政治、學術環境與創作者的情感牽動。著有《世界征服者及其子孫》一書的蒙元史學者楊訥先生曾反思道：「何以相同的事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採用了不同的衡量是非的準繩」，這值得讀者放在心中，時時警惕。借用我的恩師蕭啟慶院士對中外成吉思汗研究的總結：「上帝的還給上帝，凱撒的還給凱撒」（Give
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which are God’s）。成吉思汗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他愛酒、愛色、愛馬，更愛狩獵；他謹慎、自制、敬天，也磊落光明，學術研究者應該致力於將真實面貌還給這位歷史人物。
最後，我複述蕭啟慶院士對魏澤福作品的高度評價：「（魏澤福）兼具人類學家的細膩與史家的宏觀，閱讀他的創作，能給讀者帶來廣闊的視野、強烈的臨場感、優美的文詞與思想上的激盪」。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