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故事：為了夢想的輝煌(2版)

第一篇
齊國的國君醜聞不斷，卻能主霸中原，原因之一是因為有管仲、晏嬰這樣精英人士的改革與堅守。
1　為了夢想的輝煌——管仲改革圖強的四十年
2　“守護社稷，我心依舊”——“一心”事三君的晏嬰

第二篇
晉獻公的寵妃驪姬為爭奪權位，製造了內亂。獻公的兒子們流落他邦，直到晉文公重耳複國登位，晉國才繼齊國之後，主霸中原。
3　他打開了黑色的大門——夷吾沉浮錄
4　路，就在腳下——重耳流浪記
5　城濮之戰——他徜徉在道義與權勢之間

第三篇
西周初殷商宗親微子啟被封于宋。宋國四面都是平原，地形難守易攻。西元前八至七世紀，國內麻煩不斷，國力不強。齊、晉兩國相繼稱霸中原之後，宋襄公居然也躍躍欲試。
6　欲望膨脹之後——宋襄公圖霸之路

第四篇
秦國在黃河上游成就霸業，時間稍後於晉文公重耳之世。
7　墓地外的哀歌

第五篇
黃河流域上演爭霸大戰，熱鬧非凡。南方的楚國覬覦中原的野心也始終未減。
8　鮮血浸染的“王冠”

附錄

後記
 

序

　　本書通過“春秋五霸”（齊、晉、宋、秦、楚）爭霸活動的8個故事，為讀者重現春秋時期部分社會面貌。

　　材料主要取自《左傳》。

　　首先要說明，古籍對“春秋五霸”的說法，並不統一（如《荀子•王霸》、《呂氏春秋》之〈先己〉、〈當務〉高誘注以及《白虎通•長》陳文疏證所引等）。比較為各家所認同的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其餘有舉吳闔閭的，有舉越勾踐的，有舉宋襄公的，也有棄秦穆、宋襄而舉吳闔閭、越勾踐的。考慮到吳、越的故事已有多種文藝作品介紹，而宋國雖然只是當時的二等強國（見範文瀾《中國通史》卷一），爭霸也未成功，但宋襄公的圖霸活動很多，且少有人詳細介紹，所以本書決定取宋襄而去吳、越。

　　再說說《左傳》。

　　《左傳》又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或《春秋左氏傳》。舊說《左傳》是春秋時人左丘明敍述孔子所著《春秋》事實的史書（近人研究認為是戰國時人根據各國史料編寫而成），與以闡述《春秋》經義為主的《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採用編年體，以魯國十二世國君為序（魯隱西元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即西元前722年至西元前468年），記周王室及各諸候國的政治、外交、軍事等活動如祭祀、朝聘、狩獵、婚喪、篡弑等等。其中的主軸是權位之爭。

　　齊、晉、宋、秦、楚的爭霸活動堪稱權位之爭的典型。

　　貴族執政者爭奪權位，構成十分血腥的歷史；其實質則是制度制約人性變異。重溫歷史對於認識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甚至認識今天的生活都會有所補益。

　　這正是我選擇齊、晉等爭霸史實為題材的原因。

　　請允許我先對“制度”和“人性”兩個概念略作說明。

　　本書所說“制度”既指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體系；也指在特定領域裏或處理某方面任務時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規程（參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縮印本《辭海》第185頁）。

　　“人性”是人區別於非人（主要是動物）的特性。包括“食”、“色”、“利”、“名”等內容。人是高等動物，脫胎於動物界。他的部分特性可以溯源到動物。動物因其生存需要和性本能而常常獨佔食物和性配偶並且非常好鬥。人也有“食”、“色”之欲，這是人的生理屬性（或稱自然屬性）；但它們在人的社會化進程中受社會屬性的制約產生質變得以提升而完全不同於動物。“利”、“名”是人的社會屬性，它們的含義依次為掌握一定財富的需要和渴望社會認同的需要。

　　人面對客體時的思維狀態是“理性”或“反理性”，構成人性和動物性（或曰獸性）的分水嶺。事物規律和社會公認的原則、秩序、規範，是客觀存在。人依據它們認識客體，思考和處理問題，他的思維就處於理性狀態；反之就是反理性。反理性的特點是反客觀，並導致反社會。

　　圖示如下：

　　一般情況下，人看重的是“利”。為了保障個人和家庭的生活，人不能沒有一定的財富，包括天然資源和人力加工物。這是正常的需要，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但它也有一個社會公認的“度”。超過這個“度”又採取社會所不容許的手段去獲取，甚至搶奪別人應得的據為己有，就與動物相去不遠了。

　　人性淪為獸性並非沒有可能。制度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因素。

　　試看歷史。

　　從野蠻時代後期到文明時代初期，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剩餘財富的出現，形成了一批掌控社會財富的人。他們利用自己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制定社會財富分配辦法和社會管理規則，並進一步控制這些辦法、規則的實施權和話語權。作為最早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是社會撕裂後經濟、政治權力的掌控者。

　　他們制定和把持的秩序保護他們放縱貪欲，掠奪財富；他們自己則淪為禽獸。

　　是制度打開了潘朵拉盒子，放出了貪欲這個惡魔。

　　人性異化之後，罪惡和苦難成為社會常態，掠奪、廝殺、通姦、賄賂和欺騙以及饑餓、流血和死亡充斥了歷史畫面。

　　這正是我們在《左傳》裏所看到的。

　　權力掌控集團中的某些人目睹這樣的社會慘狀也會想辦法加以改變。本書所介紹的管仲、晏嬰，還有《左傳》裏提到的鄭國的子產等人都極力主張並實施以“禮”治國的構想。他們的言行表明“禮”既是制度、秩序，又是規範、準則。他們在看似等同於舊制度的“禮”裏面放進了一些新的內容。如說“禮”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王之大經”（同上“昭公十五年”）。說“禮”作為天地運行的規律，國君治國的根本、民眾共守的秩序和準則，來自于天意。“天”交給國君的任務是養民化民“勿使其性”（同上“襄公十四年”）即讓民眾永遠保持其本性。他們也提到“和”，說要以“和”維持正常的人際關係而不是“同”（同上“昭公二十年”）。這些主張在當時都能起到緩和矛盾，穩定社會，促進生產，增強國力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限制權力掌控者對社會財富的佔有，不允許他們逾越禮法所規定的限度。當然，儘管管仲等人自身可以以身作則，但其他人是否願意做到又是一回事。讀者在《左傳》裏可以看到這方面的具體情況。

　　再說，優秀政治家的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被扭曲的狀態，但“五強”們也因國力的增強而獲得了更多爭霸的本錢。這又是管仲等人所不可能預知和掌控的。

　　總之，以“禮”治國的重要意義在於打開了人們探討人性、制度二者關係的思路，成為中華民族“禮”文化、“和”文化等優秀傳統的濫觴。

　　綜上所述，本書專寫齊、晉、宋、秦、楚五強爭霸可以與讀者分享的是如下體會：優化制度，善化人性，維持歷史的常態運轉。

　　這正是“春秋”時思想界的一縷陽光。

　　這也是我們閱讀《左傳》所記255年沉重歷史時可能獲得的一絲欣喜。

　　我願與讀者共用這份欣喜，笑對今天的生活；並感謝台灣書房編輯部安排這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