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橫跨東亞，在不同的範圍與時間之內，現代化與發展計劃對環境與人類都有巨大的衝擊。由污染導致的嚴重健康問題影響許多中國人，而不只那些住在北京的人。然而，北京的「末日空氣」（airpocalypse）的確已引起最多的注意。在2013年，總理李克強承認，解決北京的空氣污染只能由「全社會協同努力」。從那時開始，空氣品質的改善已經實施，但有時卻是把問題移到別處，把嚴重污染的工業移出首都，雖然最近的努力也把目標放在減少污染和限制登記的車輛。
正如健康問題一樣，對這樣快速工業化的國家來說，污染也有主要的經濟涵義。在2014年，一位有洞察力的評論者指出，中國「對環境的蹣跚虐待，將可能是對這個國家達到繁榮的最根本的抑制。」十年前的估計顯示，污染已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百分之十。在2010年，甚至是官方都把污染的GDP成本估計為百分之3.5。污染也給社會不安提供引爆點，結果是，習近平的政府已同時打擊污染者與抗議污染者。
中國造成的污染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污染是沒有政治邊界的。在中國急速現代化，一如西方在過去一樣，消耗更多的全球稀有資源，不論是礦物、動物或農產品。中國正在國外收購更多的農地，投資於新技術，並企圖從因環境惡化而一直減少的可耕地上擠出更多的生產力。由於驚人的快速經濟成長，中國的環境足跡正在擴張。中國的現代化具有全球的作用。「自2000年以來，單單是中國就占全球二化碳排放量增加的三分之二。」在2014年，二十國集團（G20）在布里斯班（Brisbane）的會議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參與，對於處理氣候變遷，不用說有效的控制，任何有意義的舉措終將失敗。
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問題之一，是中國以及日本與韓國，將會繼續工業化。在東亞的資源利用與污染會繼續加速嗎？如果是，中國和世界將很快用盡資源。或者，中國與北韓和南韓將採取更綠色的途徑，依賴不排放碳的能源，來使這些國家舒緩他們今日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嗎？而日本如何呢？如果它採取非核的路線，將來可用的能源資源是什麼？當它在未來轉為後工業化的時代，它如何減少排放及其國民的環境足跡呢？
環境史為我們瞭解今日緊迫的生態危機提供了重要的長期觀點。本書的各章從環境史的架構來檢討東亞的現代化與發展。這些篇章考察自1700年至2000年的漫長歷史軌道上，發展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大多數的篇章也觸及當前的問題。一般的看法是，東亞的發展只在採用和適應西方多方面的技術與製造方法下才發生，但《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一書的長期觀點挑戰這個誤解。它也挑戰另一種認為東亞的經驗與西方不同，是偏離常軌的看法。相反的，在近年有關東亞發展的信號指點之下，本書突顯出日本與中國的發展路線常常偏離歐洲和北美，包括它們常常襯托出環境的後果，以及這些發展對東亞地區人類與歷史的意義。
本書也尋求展示，日本與中國的地方對發展規劃及其對於環境衝擊的多樣反應。這就是說，本書檢討對於西方現代化觀念的適應、排斥與調和。它也分析大量的行動者，諸如掌權者、農民、國家或帝國力量，以及影響因素，諸如文化、環境和哲學；這些行動者與影響因素塑造了東亞特殊的發展路徑及其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本書確認，環境體系與人類制度是互相連結的現象；發展不可能被理解，如果沒有環境，或環境不可能被理解，如果沒有發展。
在確認環境與發展相連結的多樣性之下，本書成為一個重要的提醒者，正如帝國的史家貝利（C.A.Bayly）在《現代世界的誕生》（TheBirthoftheModernWorld,1780–1914:GlobalConnectionsandComparisons）一書所示，過去兩百多年是一個逐漸全球化的時期，但不必然是一體化，或是在世界上消除了差異。《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顯示，全球化把人們集合在一起，透過國家主義與地方主義等因素，把更明顯的不同放在東亞之內，以及在這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
《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把從事東亞環境史研究的先驅研究者與後進研究者集合起來，從中文與日文的資料中呈現一本英文著作。（本書沒有韓國環境史的篇章，因為我們無法找到一位學者來提出論文。）
雖然聚焦於發展的環境層面，本書在中國、日本和全球環境史，以及世界史與發展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觀點。在這樣的作法下，本書提出新的架構來理解環境、社會與經濟變遷的交互過程。它也開啟了在東亞之內以及東亞與歐洲和北美的比較觀點。
在檢視我們的特殊取向和貢獻之前，我們要把本書放在現有的英文、日文、和中文的東亞環境史著作下來看。這樣做有兩個目的：其一，引導讀者看到東亞環境史研究很不同的途徑和方法，這是本書的主要課題之一；其二，把本書的特殊貢獻清楚地呈現在這些辯論中。
畢以迪（James Beattie）、劉翠溶（Ts’ui-jung Liu）原著
劉翠溶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