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柱日治拘留營：鐵絲網內的三年零八個月(194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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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前言
譯者序
新版序言
新版導言
原版序言
原版導言
第一章 政治
掌管營地
遣返回國
死刑
第二章 營裡的日子（一）
食物
衣物
醫療事務
疾病
紅十字會
意外死亡
性
第三章 營裡的日子（二）
教育
宗教
娛樂
第四章 營裡的日子（三）
黑市
犯罪行為
逃跑
老虎
第五章 最後幾個月和解放
最後幾個月
第六章 總結
關於訪談
附錄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附錄六
附錄七
附錄八
附錄九
附錄十
附錄十一
附錄十二
附錄十三
附錄十四
額外附錄
額外附錄一
額外附錄二
額外附錄三
額外附錄四
額外附錄五
額外附錄六
額外附錄七
參考書目
未出版手稿
其他未出版資料
報紙
書籍
其他出版資料
額外參考書目

新版序言

　　我於1973年寫下論文〈香港赤柱拘留營，1942-1945：二戰平民拘留營研究〉，當時有兩個問題被多次問及—「你當時在那裏嗎？」（意思是問我是否拘留人士）及「你為甚麼會對赤柱拘留營感興趣？」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不，我並非拘留人士」。二戰期間，我只是一個在美國紐約出生、在美麗的五指湖地區長大的小孩。也許我能聲稱，1941 年日本人攻打香港的時候，我「被拘留」在嬰兒床裏。我在沒有半個亞洲人的小鎮裏長大，對亞洲幾乎一無所知，直到1959 年，我在紐約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修了一門課。這門課是亞洲歷史的概述，由一位李教授執教，諷刺的是，該名教授並非中國人，而是白人。只有一年的課程，內容卻包含了中國、日本及印度的歷史，但已激發了我更深入地研究亞洲的興趣。當時我對香港沒有認識，更別說那裏的二戰拘留營，從來沒有想過這一切會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1964 年，我以一名來自紐約公立學校系統的「流亡者」身分，第一次來到亞洲，恰巧在香港。香港常常被形容為「流亡者的城市」，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人們大多從中國大陸逃亡過來，因此我自稱為流亡者也不失所當。

　　在1963年的大半年裏，我在一間紐約公立初中任教，那可謂是一段痛苦及令人沮喪的經歷，能用後來一部電影的名稱—《流氓學生》（Blackboard Jungle）來形容。一年後我辭職了，欲逃到一個更好的教學環境。一個住在香港的朋友告訴我那裏有任教機會，於是我通過紐約的教會申請了一個職位。幾個星期後，有個人替我面試，我後來才知道那人十分有名氣，簡直是香港的傳奇人物——香港聖公會何明華主教。他當時造訪紐約，在一座摩天大樓的教會辦公室裏用了一小時替我面試。何主教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背後有一扇大窗戶，能看見曼哈頓的天際線。他首先花了三四分鐘詢問我的背景和教育程度，然後居然用了五十五分鐘告訴我香港有多麼美好！末了，他推後椅子站了起來，似乎面試已經結束，故我也站了起來。接着，主教跪了下來，欲為我在香港工作順利而禱告，於是我也跪了下來，他開始為我禱告。我抬起頭來，看着桌子另一方的他，看見這名聖人閉着眼睛，請求上帝賜予我祝福和幫助，而窗外是著名的帝國大廈—這是怎樣的一個場景！我從來沒有忘卻。六個月後，我乘搭的飛機在香港啟德機場降落。

　　1964年9月，我於聖公會的聖保羅書院任教，那是一所頂尖的華人男子中學。相比起我在紐約的教學經歷，於香港任教是「另一個世界」。每節課前，學生會起立，恭敬地說「老師，早晨」。我當時只簽了兩年工作合約，打算留港兩年就離開，但是我特別享受在香港教書和生活，於是在此度過了一年又一年。1969 年是我在香港的第五年，我決定攻讀歷史。自從來到香港，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愈來愈濃厚。我想，也許我最終都要回到美國生活，而如果能在香港取得中國歷史的碩士學位，也許對我回國後取得任教歷史的職位有所幫助。於是，我成功申請入讀香港大學中國近代史的文學碩士課程。

　　這時，我要找一個論文題目。一天，我跟一位美籍女性朋友打網球，她提議我研究日治時期的香港，以及當時發生在非華裔人士身上的事情。她說起位於港島另一邊的赤柱，那裏有一座平民拘留營，我曾聽說此營，但對其一無所知。我一開始想放棄研究香港歷史，因為美國人根本連香港在哪裏都不知道，怎會想要研究香港歷史呢？還是研究中國歷史吧。的確，美國於七十年代開始，便愈來愈關注亞洲，一些學校均樂於聘請於香港大學畢業的美國人去任教亞洲歷史。跳過這段故事，即便我在1973 年獲授予中國近代史哲學碩士學位，而履歷也多了一個不常見的學銜。但在1983年，我在紐約申請了不下二十所學校的教師職位，卻沒有任何回音。直至今日，我仍然為此感到驚訝，即使當時美國對中國的關注已逐步提升，但也沒有一所學校有興趣聘請我。

　　對於我當時的計劃來說，這是不幸的經歷。對美國的學校而言，中國史沒有太大意義，或許是因為我的計劃早了十年吧。六十年代的中國，是「染紅了的中國」，而美國在1949 年已經「失去」了中國。直到理查．尼克遜總統於1972年造訪中國，美國人才開始留意中國大陸，可見此舉意義重大。但從我在1984 年申請教職的經歷可見，那時的關注仍不足夠。原本，我用「不幸」來形容這個經歷，但後來的我卻感到幸運，因為這使我餘下的職業生涯都在香港度過。直到現在，我仍然在香港生活得很快樂。

　　同一時間，我開始醞釀對香港歷史、特別是赤柱平民拘留營這個構思。我做了一些研究，在歷史書籍和一些已出版的回憶錄裏，均找到該營的資料。到了1969年，我認定許多當時被拘留的人們一定還活着。因此，除了在圖書館找資料，我更想訪問這些人，於是我找了大學歷史系的導師討論，他也鼓勵我這麼做。

　　這本書異常特別，一般論文通常在重寫後才出版成書，但這本書是我的論文原著，並沒有重寫。而我不重寫的原因在於，多年來很多人讀過論文，都覺得易於理解。另外，論文本身是一份歷史檔案，代表了寫作時期對平民營的有限認知。以前的赤柱拘留人士已經全部逝世，但把他們當時訪問及訪談放在論文裏，可謂是創新的研究方法。

　　我在1970年開始研究，發現文字資料不多，許多政府文件也還未被公開，參考書目只有三十三本書和二十三篇雜誌文章，資料少得令人訝異。要知道，曾經有三千多人被拘留，而當時離拘留期已經過去了二十五年。而到了現在，已有更多資料，尤其是電腦時代來了，這雖然是不錯的情況，然而，如今的問題卻是研究資料過多。下文是我撰寫的新導言，討論了1973 年後才出現的研究，以及我觀點的變化。我還添加了新的參考書目和論文中沒有的索引，修正了幾處僅有的排字錯誤。不過我也在註腳中加了一些補充資料，合併在每個章節相關號碼的尾註中，這些附加說明在文中以數字及小寫字母標記。另外，為了讓這本書讀起來更有趣，或對一些讀者更有用，我添加了一幅新地圖，並用附錄和附加照片豐富內容，後者照片包括詹遜（Franklin Gimson）和司徒永覺（Selwyn Selwyn-Clarke）等人，而原本的論文中並沒有他們的照片。

　　最後，我想感謝鼓勵我撰寫這本書的幾個人。當初第一位提議我將1973年寫的論文、再附加一篇新導言出版的，是冼玉儀（Elizabeth Sinn）博士，其時為2004年，當時她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英格蘭巴斯的柏妮絲．阿奇爾（Bernice Archer）博士也一直支持我，我經常引用她的作品。香港歷史學家謝偉德（Jason Wordie）也慷慨地從他博大的圖書館裏借書給我，並給予指導和建議。另一位香港歷史研究者高添強先生也幫助了我，不時給予鼓勵，並提供照片及將論文中的照片數碼化。香港大學歷史系的Tom Stanley 博士慷慨地借了幾本書給我，他的父母曾是中國濰縣集中營（即現在青島西邊的濰坊，見地圖1）的拘留人士。在大學，Michelle Wong 幫我將論文重新打字，變為數碼格式。香港政府檔案處的工作人員亦十分友善及熱心幫忙，我也要感謝Bill Hurst和陳渭凱（Gary Chan Wai Hoi）的幫助及支持。沒有Geoffrey Bonsall的指導和鼓勵，這本書不可能面世。最後，我衷心感謝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賴廉士爵士及賴夫人紀念基金所給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