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金融活動已然合法,早期社會科學界不甚重視金融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位置。例如《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就認為金融無足輕重,更重要的是製造業(manufacture)。另如馬克思認為金融在資本主義初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的原始積累(original
accumulation),但是到了資本主義晚期越形重要,有其自成一格的獲利方式(即M—M’),甚至取代了所謂的原始積累。相對之下,韋伯則認為金融是確保投資者向社會收取定期上繳財富的權利(the right to receive a tribute from society),投資過程即是一種定期上繳財富的安排(tributary
arrangement),金融證券則是對定期上繳財富的保證,確保其能向所有納稅人課稅。同樣地,這些投資者也要向他人支付這種定期上繳財富。由此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義務之網(a web of reciprocal
obligations)。就此,金融家投資於股票市場時,既展現了其對社會的依賴,更彰顯了社會的整體性。事實上,早期西方學者中最重視金融的當屬韋伯,如同他強調複式簿計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一樣。至於同時代的宋巴特(Werner Sombart)與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等,更著重企業家的創新,而非金融。
金融的邊緣化更可從相關知識在早期學界的發展來佐證。一開始,金融就是經濟學中的旁枝末流,只在商學院中傳授,而當時的知識相當欠缺系統性與科學性。到了1950、1960年代,開始有學者以數學公式來呈現金融市場股價的升降。但自1990年代以來,金融經濟學不僅成為商學院的熱門課程,該領域更出現了五位學者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由金融經濟學晚進的發展,我們發現金融理論提出了以引擎(engine)做為隱喻,來分析我們的經濟世界,而非以相機的隱喻來對這經濟世界進行忠實再現。故金融理論被視為一種經濟學的展演(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也就是,當愈多人相信並使用這一套知識來了解股市,它就愈有效。但這套知識終究不是現象本身,因此,經歷一段時間後,必定會產生許多例外,因而會產生另一套新的知識理論來加以對抗,以示對先前那一套經濟學知識的反展演性(counter-perform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