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蘭茲‧卡夫卡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被評論家們認為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一位作家。其代表作品有〈變形記〉及長篇小說《審判》、《城堡》等。不少人認為卡夫卡作品中所描述的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個中產階級、講德語的猶太家庭。布拉格當時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奧匈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當時的布拉格以捷克語人口佔大多數，不過捷克人和說德語的奧地利人之間的分歧日漸明顯。而卡夫卡所屬的猶太族群則介於兩者之間，卡夫卡選擇了以德語為主要寫作語言。
卡夫卡高中畢業後進入德語查理- 斐迪南大學，開始時學習化學，後來很快就轉到法學課程學習，並在學校修讀了很多與文學藝術相關的學科，也開始了他的小說創作。並且在大學結識了他的一生摯友馬克斯‧布洛德。在1906年畢業後，卡夫卡首先做了一年的法律助理，並在1907年加入保險公司工作。
不過卡夫卡並不滿意在保險公司的工作，因為工時過長令他沒法寫作小說。於是一年後他轉到了政府工傷保險機構工作，處理不少有關工業意外下工人受傷的賠償工作。
按傳記記錄卡夫卡一生曾經有過幾段戀愛經歷，也有不俗的異性緣，雖然曾經三次訂婚，最終三次都解除婚約，一生未有結婚，也沒有子女。
1924年前後，卡夫卡的結核病開始變得惡化，在家裏，卡夫卡受到他的家人尤其是妹妹奧塔爾的悉心照料。最後轉到奧地利的療養所進行治療，並在同年6月去世。
導讀
從卡夫卡式到卡夫卡主義（節錄）
卡夫卡學與卡式文學旅遊
卡夫卡生前哪會想到，自己的頭像會給捷克藝術家大衞‧塞爾尼（David Cerny）鉻鍍成銀鋼，臉孔成為被解構推出移動的反光板塊，對峙在Tesco百貨和市政府大樓中間，不斷在布拉格繁華鬧市中心運轉，為城市的商業和旅遊消費帶來推銷生機。他當然更沒始料，平生著作滯銷，根據Emst
Pawel所著卡夫卡傳記，他首部短篇小說集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書店只賣出11本，而其中10本是卡夫卡自己掏腰包買的。1 如今作品轉譯多重，尚未完全讓世界讀通，乃以「現代文學之父」之譽稱時刻被重讀，被敬仰，被經典化。三部長篇《審判》、《失蹤者》、《城堡》生前更沒有發表，臨終遺願竟是全部付諸火炬，是以他也絕不會預期，好友馬克斯‧布洛德(Max Brod,
1884-1968)善良的背叛把它們出版，造就今天所謂卡夫卡學這門顯學。他更怎可能想像，在他撰寫及出版短篇小說的所在地，一生無法投放歸屬感的悲情城市布拉格，竟自1989年「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成功和平推翻一黨專政而成為民主國家之後，慕名紛至沓來的朝聖旅遊敲醒了捷克商業觸覺，把卡夫卡搖身一變，「異化」成為米蘭‧昆德拉以外更可觀更可賣的地標性文學巨人。卡夫卡早逝逃過了納粹黨對猶太人的殘害，卻逃不過蓆捲全球的文學旅遊時尚，以致他的人和他的小說，必須在市場上轉營傾銷，成為朝聖消費。然而，真正能夠細讀和體味卡夫卡，簡單直接不過的，是由他的短篇小說開始。
1 Emst Pawel, The Nightmare of Reason: A Life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Noonday, 1992, p. 276.
身份的不穩定與虛無
生不逢時，時不與我，落在卡夫卡身上.對是寫照。他從來不屬於捷克這土地：他操捷克本土語，用流利的德語學習德國文學和寫作，卻流著猶太流亡者的血統，終其一生渴望返猶太重新立國卻又從未踏足以色列。他所出生和居住的猶太區Ghetto雖可保守猶太民族的傳統，卻受屈居異域的舊城區而以希伯來文化自我感覺良好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包圍，面對本族陰冷神秘而詭譎的宗教想像而無所承傳，反過來讓他感覺窒息；面對既非捷克人又非德國人的尷尬，同時承受反猶太及反德國文化下的擠壓，又使他無法完全被同化（assimilated），或者順化。這種永遠處身在文化衝擊和差異中，永遠沒法建構身份認同的兩難模稜狀態，反照在他試圖以簡約的文辭建構超越語言邏輯之外的精神意符。令人迷惑的，不是眩人繁富的修飾和辭藻，而是過份讓人驚異反常的思想結構；也不是通過創作性語言破壞或顛覆德語常規語法，而是通過創造催使讀者發現語言以外無限延展那未可知的部分。所屬時代的人不明白他，但他啟示了我們從現代走進後現代的旯旮中，抑壓和物化後的種種的荒誕和恐怖。事實上英語詞典早已列入「Kafkaesque」（卡夫卡式）這專有名詞。所謂卡夫卡式的，從躁動不安中一夜醒來，驚心動魄地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在抗拒上班的磨磨蹭蹭發現身體變異的可怕，家人與自己殘酷的距離，隱喻城市異化，自身存在的荒蕪。
父權和官僚的操控與壓抑
我們很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清晰具體的地方和歷史指涉，雖然朝聖者總會親臨位於Parizska大街30號如今已是五星級洲際酒店的地方憑弔，幻想卡夫卡如何在四樓的小公寓內創作〈變形記〉並以此作故事場景的原型。被譽為中國卡夫卡的殘雪，在她以散文方式解讀卡夫卡的著作《靈魂的城堡─ 理解卡夫卡》─
書裏沒有解讀〈變形記〉，她認為這是他早期沒有那麼成熟的作品，〈判決〉同〈變形記〉皆涉及良心問題，「被現實折磨得老朽、頹敗、搖搖欲墜的父親」是藝術家良心的化身，而〈判決〉寫得「更為高級，界限被突破，冷酷而嚴厲的真理直接顯現」。殘雪創造性的解讀是作家與作家的相遇，純粹藝術的擊撞回音。若根據寫作階段，〈判決〉和〈變形記〉同是卡夫卡1912年的開山之作，正藉他創作旺盛期，兩篇小說前後完成相差只兩個月，併讀起來，便不難發現這是眾多超現實的書寫中，最見到卡夫卡身影的兩篇小說。主角的父親，與卡夫卡本人父親形象相似，帶著上一代家長式強頑意志，無視自己老化的軟弱，以辱罵、誣蔑、醜化來催促兒子按照他的觀點和路徑成長，抑壓兒子表達和溝通的願望在所不惜。在卡夫卡給父親長長的信毫不隱諱父親教育失敗而沒有自知之明，其父從沒有打過他，卻毫不尊重他，考慮他的感受。卡夫卡早期的短篇反映父權中心的迫壓無處不在；讀者以此為鏡，不但讀出父權中心的家長式專制橫蠻，更隱含專制政權和官僚主義對年輕人所造成的扼殺、窒礙，寓意現代人在恐懼和迫壓下對權威產生不能彌補的撕裂。
把生存中的疏異、孤獨、荒誕實體化
李歐梵接受香港歌德學院院長Gabriele
Gauler訪問時表示，卡夫卡不能只單純視為歐洲現代主義文學的革新者而忽略其自身的背景。他的小說「實體化」了疏異、孤獨、荒誕等種種體驗，因而擁有「普世」的文學價值。可惜這普世文學價值最初傳到中國，誤讀為神秘主義，寫實與象徵、幻想混合的作品2。卡夫卡後來隨著沙特和卡繆等存在主義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引入台灣而受到注意，其時卡夫卡幾乎又被說成是存在主義思潮的表表者。美學論者主張卡夫卡表現現代人內心的困惑和荒誕，大量通過主觀幻覺、夢境、錯亂，以扭曲變形來挖掘現代社會異化後的墮落、尖叫與呼求，是當時德國興起的表現主義的藝術典型。
〈地洞〉和〈一條狗的研究〉是典型卡夫卡式的「動物小說」。主角由始至終只由一隻動物的視角出發，一切的心思意念和願望，都彷彿存在在意識中可能的幻覺而又實有其事實所指似的。讀者大抵可視之為寓言小說，亦可把主角視同人類。像〈地洞〉裏的撥地鼠，不斷建立和拆毀重建複雜而奇怪的儲備洞和地道，本來為了躲避敵人侵掠、保護自己囤積的食糧，可是從來沒有令他安頓有安全感，反之營營役役，甚至惶惶不可終日。又由於過度的完美主義使他變得神經兮兮，無法肯定存在的保障。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撥地鼠和不斷做研究的老狗，都有着同一命運，就是落入主觀理性體制的圈套，異質化的心理使主角變得孤獨疏離，無法肯定自身存在的價值。
讀〈一條狗的研究〉裏的老狗囉里囉唆地回顧一生的研究工作，他飽受折磨，因為要抵受無法回答但又不能抗拒的問題，甚至陷入身份離異的危機，以致經常徘徊在狗族群圈子和離群索居之間，成為狗族中不受了解卻又沉浸在深入研究狗族的異類。有學者認為小說中出現會演奏音樂的七隻狗，以及那隻用民歌和舞蹈求食的老狗，象徵科學主義與藝術科學、精神境界與物質世界之間的吊詭（dilemma），這是哲學性質詢，也是對「口中有食,
問題全消」嘲弄而荒唐的反駁。
如果食物來自土地的說法是科學，飄蕩空中的狗不做可以看得見的工作，超出狗類的日常，象徵藝術對物質及身體的抗衡，由是我便想到〈飢餓藝術家〉的另一種解讀。聖經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藝術家純粹表現一種反叛身體的藝術，似乎暗喻無法在物質世界找到藝術本質這悖謬。帶着表現主義，用超現實的極致手法，來表現無法再伸展的藝術欲望。這篇作品寫作時卡夫卡開始受肺結核困擾而失業，兩年後無法進食，逝世前希望小說集以此命名，不打算燒燬它。可見寄托了他平生的心願，只是不離他悲觀退縮的本相。
2 在華文世界提及卡夫卡最早可見趙景深：〈最近的德國文壇〉，《小說月報》（1930 年1月10日），頁225-226。到1944年始見卡夫卡專論文章，孫晉三：〈從卡夫卡說起〉，《時與潮文藝》（1944年4月）第3期。也視卡夫卡寓言小說是不脫離現實，籠罩一種神秘氣氛，當中另有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