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在人口當中有不少人都有移民背景，對移民這個題目應該並不陌生。在香港的歷史、社會發展過程之中，來自不同地區、國家的移民一直有他們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一批接另一批移民對香港社會所作出的貢獻，這個社會的歷史發展肯定是另一個故事。
不過，對移民並不陌生是一回事，是否有一分自覺去認識和了解他們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對移民的注意其實有着高度的選擇性：在香港人的口中，所謂移民，主要是指自內地的移民。對於從菲律賓、印尼等地來港工作的家庭傭工，雖則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但關注不多。至於其他類型、來源的移民，就更少注意。
可以這樣說，一般香港人對非華裔移民所遇到的問題和他們所需要面對的種種挑戰，甚少主動了解，很多時候甚至會視而不見，像旁觀者一樣只求知道他們的存在，其他事情則鮮有理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這個移民社會對於移民缺乏深入了解，從來都不覺得是什麼一回事。
本書兩位作者不單通過22個個案，補充了我們對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的認知，而且他們的討論與分析中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在研究方法與方向上，兩位作者提醒我們，或者一個凸顯弱勢社群的觀點有助於發掘移民的處境與困難，但卻因此而引導我們專注於某些問題，而未必能更全面的認識到他們的處境與回應的方法。他們認為應該敢於跳出弱勢社群的框框，看看一些非華裔移民──一批南亞商戶──如何在各種束縛和限制下，找到他們的機會。
兩位作者又嘗試從族裔經濟的運作，來了解受訪的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小商戶如何建立他們的小天地，既與主流社會有一定的互動，但又不盡是所謂的共融。機會與限制同時並存，非華裔移民從中尋找到生活的空間。兩位作者通過田野研究、觀察與分析，為香港的社會結構分析打開了新的維度。
呂大樂（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
前言
在世界上不同時空裏的移民城市中，族裔經濟或移民經濟都並非陌生現象。無論是二戰前在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雜貨店，還是二戰後在美國邁阿密發展起來的古巴移民咖啡館，又或是今天土耳其移民在德國開設的烤肉店，通通屬於不同形式的族裔經濟。族裔經濟是探索移民社群與主流社會融合的一個切入點，也是了解移民社群內部組織與資源互動的重要場域。
香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自新千禧年以來，香港社會不乏對南亞少數族裔居民的關注、討論以及相關著作的出版。然而，其焦點多偏重討論南亞居民作為香港的「弱勢社群」在語言、教育以及就業上所遇到的問題。這種「弱勢社群」的視角往往限制了我們了解南亞居民作為能動者，如何憑藉個人資源和群體的族裔資源去解決問題，從而縮小其與主流社會之間的距離。自食其力的南亞小商戶就是這種能動性的體現。南亞小商戶在香港不同的民族聚居區經營着有別於主流社會的商業活動：餐館、快餐店、雜貨店、髮廊等等。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商業活動，不僅僅豐富了香港城市的族裔景觀，讓人感受到香港多元文化的一面，也讓我們有機會超越「弱勢社群」的觀點去認識和了解南亞少數族裔移民。更重要的是，這些商業活動已經默默地成為香港故事的一部分，是南亞移民在香港社會融合過程中不可忽視的。
《獅子山下的南亞小企業》能夠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的是接受訪談的22位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小商戶。他／她們在繁雜的工作之餘，抽空與我們分享了自己移民與營商的故事，當中有笑有淚。這些故事，既有其獨特的一面，也有一些共同之處，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性資料。我們希望通過出版此書，把這些原來屬於香港但又長期被主流社會所隱藏的故事重新書寫出來。
特別需要鳴謝的是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它所提供的研究資助讓我們能夠順利完成早期的資料收集工作。非常感謝黃小棠、尹珮婷、梁美婷和何偉歡，她們幫忙收集資料和筆錄訪談文本；還有郭敏霞、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的梁詠婷和中華書局編輯部的謝慧莉，她們對安排本書的插圖和編輯工作盡心盡力。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給我們的支持也很重要。
另外，藉此機會向香港城市大學的李劍明兄致意——本書的宏觀背景部分其實是取材自一些與劍明兄合作的論文；這幾年我們發表有關香港少數族裔的幾篇論文，主要的貢獻者和帶動者就是劍明兄，我們要感激的不單是他在學術上的啟發，還有他的慷慨和仗義。
郭儉、羅金義
導論
獅子山下別有天地
南亞小企業在香港
作為亞洲國際大都會，香港目前擁有超過45萬的非華人人口，佔了總人口約6.4％（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2c）。香港一直對於多元文化城市這個稱號非常自豪，這能夠在某些官方的自我定位與論述中反映出來。當政府宣傳香港是亞洲的國際化都市時，香港被描述為是「開放的、寬容的以及多元的社會、一座擁有豐富文化和悠久傳統的城市」（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2010:29）。在殖民地時期，香港也經常被宣揚為中西文化交匯處，一個能夠容納不同族群和諧相處的多元文化社會。自從《種族歧視條例》（RDO）於2009年生效以來，保護少數族裔居民不被歧視以及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成了香港政府的任務。於是，政府制定各項措施來配合條例的推行，而重點則放在教育、語言、就業服務和社區建設方面（香港政府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然而，這種開放和諧的形象到底反映了多少現實面貌？這種定位是僅僅針對遊客、短期居住的精英移民（跨國企業的僱員、專業移民等），還是也包括以香港作為第二故鄉或是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群體？而《種族歧視條例》的落實，又是否真正促進了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社會融合？
南亞族群在香港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而今天在香港定居的，大部分已經不是第一代移民。這些與香港淵源甚深的少數族裔移民，除了擁有與主流社會截然不同的語言、宗教和文化之外，還在他們族群聚居的地區經營着不一樣的商業活動：餐館、快餐店、雜貨店、髮廊、網吧、匯款銀行……等等，而這些小企業集中的聚居區漸漸形成了在港南亞人別有天地的城市空間。這些小型的商業活動看似微不足道，卻構成了香港社會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單是因為它們豐富了香港的城市景觀，讓人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一面，更是因為它們為少數族裔居民在香港的社會融合賦予了重要的意義。然而，這種意義似乎卻一直未被關注。
本書通過在港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小企業的個案故事，從族裔經濟（ethnic business）、移民融合（integration of
migrant）以及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視角，探究南亞移民經商的背景和原因，並了解他們的經營手法、資源運用、面對的困難，以及其對向上流動的作用等等。誠然，不少研究曾經探討過少數族裔整體的生活經驗和面對的困難，但少數族裔如何在香港商業世界中立足、打拚和扎根，卻鮮為人知（Hewison, 2004; Loper, 2004; Ku et al., 2003;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09; Crabtree & Wong, 2012; Law & Lee, 2012;Law & Lee, 2013）。至於南亞裔移民在香港所面對的結構性障礙，以及其與自僱現象之間的關係，就更少人注意。
在香港，政府和公眾人士傾向以「弱勢社群」的視角來看待少數族裔群體，認為他們是「有需要幫助」的弱者，多於「有平等權利」去獲得公共資源的公民。我們認為，南亞移民在香港並非只是被動的弱者，他們同時也是能動者。當小商戶主動通過自己個人或社群的資源去解決生存問題時，這是一種自立自強的做法。而南亞小企業在香港的城市空間當中創造了有別於主流社會的商業模式，這顯然是香港多元文化故事的一部分，應該得到尊重與關注。因此，我們期望透過對它們的了解，為促進南亞移民的社會融合提供另一種視角的思考以及一點建議。
所謂「別有天地」，可以有兩個層次的解讀。其一，南亞商戶在香港建立族裔經濟空間以求獲得穩定的生活。這空間中的經濟活動儘管難以抽離於主流商業環境和法例的規範，但它們主要還是以族裔產品、族裔資源和族群的特點為進路；有一些甚至超越本地主流商業環境，直接面向跨國和跨族裔的商業世界。這種情況類似平行社會（parallel
societies）：大家共存於同一個時空之中，但是各自為政，幾乎互不相干。族裔經濟與主流商業社會並非完全隔絕，然而由於運作模式有別，互動有限，成為了當中自成一角的「小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