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六直轄市新局,我們更該從地方與城市發展、都會與區域治理等角度,思考如何改革都市政府體制的結構與運作。
本書聚焦於都會治理與跨域管理層面,充分依據理論與實務討論,分析臺灣及歐美各國的都會區面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潮流時,在政治、行政、民主與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困境及轉型。臺灣在後六都時期,應反思都市發展的不對稱與民主赤字問題,建構多元中心的都會治理;同時借鏡歐美都會區發展與轉型的經驗,規劃臺灣都會治理的藍圖。
作者介紹
編著者簡介
趙永茂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社會科學院院長、總務長、行政副校長、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總務長,並曾於國外知名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如東京大學法政學科訪問教授、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院(IIAS)臺灣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座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客座教授、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ERCCT)訪問學者、南卡羅萊納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訪問教授等。研究領域為地方政府與自治、府際關係、地方治理、地方發展與都市治理、臺灣政治發展及中國地方與區域發展。
趙永茂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社會科學院院長、總務長、行政副校長、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總務長,並曾於國外知名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如東京大學法政學科訪問教授、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院(IIAS)臺灣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座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客座教授、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ERCCT)訪問學者、南卡羅萊納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訪問教授等。研究領域為地方政府與自治、府際關係、地方治理、地方發展與都市治理、臺灣政治發展及中國地方與區域發展。
目錄
總序
導論
I. 地方及跨域治理理論與論述
民主治理的建構基礎與問題/趙永茂
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趙永茂
臺灣府際關係與跨域管理:文獻回顧與策略途徑初探/趙永茂
II. 臺灣地方治理:地方議會與區公所個案分析
地方議會的角色與轉變:地方政治與政府的幾個發展趨勢/趙永茂
臺灣地方治理的發展與限制:以臺北市大安區為例/趙永茂、陳銘顯
III. 都市治理與區域治理
建構多元中心的都會治理:反思都市發展不對稱與民主赤字問題/趙永茂、陳銘顯、王皓平
臺灣都會治理模式之建構與問題——臺北都會區與舊金山、波特蘭都會區之比較分析/趙永茂
臺灣都會治理之建構:地方政府與政治改造之分析/趙永茂
全球化下的地方挑戰:都會民主及其治理/黃元鴻、趙永茂
縣市改制直轄市後「直轄市角色定位」和「區域治理」的挑戰/趙永茂、曾士瑋
IV. 英德地方治理與行政區域重劃
英國地方治理的社會建構與發展困境/趙永茂
德國地方行政區域重劃的改革模式與問題:兼論對我國行政區域重劃的啟示/劉明德、趙永茂
導論
I. 地方及跨域治理理論與論述
民主治理的建構基礎與問題/趙永茂
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趙永茂
臺灣府際關係與跨域管理:文獻回顧與策略途徑初探/趙永茂
II. 臺灣地方治理:地方議會與區公所個案分析
地方議會的角色與轉變:地方政治與政府的幾個發展趨勢/趙永茂
臺灣地方治理的發展與限制:以臺北市大安區為例/趙永茂、陳銘顯
III. 都市治理與區域治理
建構多元中心的都會治理:反思都市發展不對稱與民主赤字問題/趙永茂、陳銘顯、王皓平
臺灣都會治理模式之建構與問題——臺北都會區與舊金山、波特蘭都會區之比較分析/趙永茂
臺灣都會治理之建構:地方政府與政治改造之分析/趙永茂
全球化下的地方挑戰:都會民主及其治理/黃元鴻、趙永茂
縣市改制直轄市後「直轄市角色定位」和「區域治理」的挑戰/趙永茂、曾士瑋
IV. 英德地方治理與行政區域重劃
英國地方治理的社會建構與發展困境/趙永茂
德國地方行政區域重劃的改革模式與問題:兼論對我國行政區域重劃的啟示/劉明德、趙永茂
序
總序
近代民主國家,隨著政經社會與教育的快速發展,在跨國企業、大都會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原有國家與地方的統治家族、政商結構與政黨代議體制及權力過度膨脹,引起普遍的質疑與挑戰,同時促使大都會多元社會關係的網絡加速連結,原有大政府與小社會的關係結構面臨重整,都會企業主義、新自由主義、多元治理社會與社區主義等同時蓬勃發展。各社會專業團體、青年與利害關係代表對代議政體、政黨政治的批判,以及對公共政策參與的要求與日俱增,形成社會代議及公民治理運動。由於各類專業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原來代議政治的代議機制,已面臨大社會專業與改革環境的壓力,政策過程需要更加開放、透明(transparency)、課責(accountability)與監督,也就是說,在政治、行政與立法代議的過程中,需要公民專業社會新的參與、監督機制的設計,引進社會代議與新的地方治理機能的輔助。
這些新的政經社會結構的轉變,迫使中央與地方有限權力與能力的政府,必須連結大小公眾社會的能力與資源,使得原有民主代議政府與轉型中的多元、專業民主社會,形塑更多的合體機制,共同解決公共議題。
198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均普遍致力發展治理型政府與政治,其目標在建構政府與人民(社會)雙元權力協力合作的治理系統。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與多元市民社會協商與協力合作,共同解決各類型公共議題,其目的在鼓勵及信任市民專業社會,以及激勵市民社會對社會及公共事務的責任感,進而培育人民及社會的公共意識,提升人民及社會對國家及政府的信任與合作,建構市民城市,增進地方與城鄉發展的反思與前瞻。
國際間地方治理發展環境,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世界性、區位性的流動競爭加劇;新型態的政策議題不斷增生;都會政府與城鄉地區,均面臨永續發展的規劃問題;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的挑戰;公共正義議題的創新設計與發展問題;公共參與、社會動員與開放政治(open politics)型態與運作的衝擊;中央與地方雙層政府的分工與協力關係的重構。換言之,如何從傳統的地方政府,轉型成現代的地方治理型政府與社會,均有待形塑新的地方治理環境與結構網絡。由於無邊界化跨域整合機能的興起,除了發展更成熟的自治分工與授權,也應同時重視中央與地方政府、區域內地方政府的垂直與水平協力治理,發展強固的夥伴關係,共同建立各地區城鄉的夥伴與永續治理架構。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均普遍致力發展治理型地方政府與政治,其目標在建構政府與人民(社會)雙元權力協力合作的治理系統,促成更多地方企業、專業社會及政策利害關係者的資源、能力與行動的投入,共同協助已經出現公共匱乏與公共貧窮中的地方政府,包括公共決策過程中專業知識的匱乏、公共財政的窮困、公共組織與管理能力的衰敗、公共服務知識與能力的貧弱等,以便結合地方社會組織、企業及民眾的熱忱、專業、管理能力、服務能力與監督網絡,共同形塑地方的願景、在地價值、責任與行動,協助地方政府在資源與人力匱乏及有限性之下,共同合夥增進地方的發展。
為促進臺灣地方政府與政治的改造與轉型,使能與世界地方治理的發展同軌,有賴學術界相關研究先進與研究群,共同合作研究、協力出版。為此,特別於臺大出版中心設立了地方與區域治理叢書,出版有關地方自治權及分權的發展、府際與跨域治理發展、臺灣及東亞地方治理的個案與比較、地方治理理論與新發展趨勢,以及各種地方治理議題與發展等系統研究專書與多人合著主題性專書。希望藉由這些議題的研究與出版,有助於推廣臺灣地方治理的研究,增進國內外有關地方治理研究的合作,促進臺灣地方政治與政府的轉型,提升臺灣地方治理的發展。
趙永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近代民主國家,隨著政經社會與教育的快速發展,在跨國企業、大都會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原有國家與地方的統治家族、政商結構與政黨代議體制及權力過度膨脹,引起普遍的質疑與挑戰,同時促使大都會多元社會關係的網絡加速連結,原有大政府與小社會的關係結構面臨重整,都會企業主義、新自由主義、多元治理社會與社區主義等同時蓬勃發展。各社會專業團體、青年與利害關係代表對代議政體、政黨政治的批判,以及對公共政策參與的要求與日俱增,形成社會代議及公民治理運動。由於各類專業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原來代議政治的代議機制,已面臨大社會專業與改革環境的壓力,政策過程需要更加開放、透明(transparency)、課責(accountability)與監督,也就是說,在政治、行政與立法代議的過程中,需要公民專業社會新的參與、監督機制的設計,引進社會代議與新的地方治理機能的輔助。
這些新的政經社會結構的轉變,迫使中央與地方有限權力與能力的政府,必須連結大小公眾社會的能力與資源,使得原有民主代議政府與轉型中的多元、專業民主社會,形塑更多的合體機制,共同解決公共議題。
198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均普遍致力發展治理型政府與政治,其目標在建構政府與人民(社會)雙元權力協力合作的治理系統。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與多元市民社會協商與協力合作,共同解決各類型公共議題,其目的在鼓勵及信任市民專業社會,以及激勵市民社會對社會及公共事務的責任感,進而培育人民及社會的公共意識,提升人民及社會對國家及政府的信任與合作,建構市民城市,增進地方與城鄉發展的反思與前瞻。
國際間地方治理發展環境,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世界性、區位性的流動競爭加劇;新型態的政策議題不斷增生;都會政府與城鄉地區,均面臨永續發展的規劃問題;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的挑戰;公共正義議題的創新設計與發展問題;公共參與、社會動員與開放政治(open politics)型態與運作的衝擊;中央與地方雙層政府的分工與協力關係的重構。換言之,如何從傳統的地方政府,轉型成現代的地方治理型政府與社會,均有待形塑新的地方治理環境與結構網絡。由於無邊界化跨域整合機能的興起,除了發展更成熟的自治分工與授權,也應同時重視中央與地方政府、區域內地方政府的垂直與水平協力治理,發展強固的夥伴關係,共同建立各地區城鄉的夥伴與永續治理架構。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均普遍致力發展治理型地方政府與政治,其目標在建構政府與人民(社會)雙元權力協力合作的治理系統,促成更多地方企業、專業社會及政策利害關係者的資源、能力與行動的投入,共同協助已經出現公共匱乏與公共貧窮中的地方政府,包括公共決策過程中專業知識的匱乏、公共財政的窮困、公共組織與管理能力的衰敗、公共服務知識與能力的貧弱等,以便結合地方社會組織、企業及民眾的熱忱、專業、管理能力、服務能力與監督網絡,共同形塑地方的願景、在地價值、責任與行動,協助地方政府在資源與人力匱乏及有限性之下,共同合夥增進地方的發展。
為促進臺灣地方政府與政治的改造與轉型,使能與世界地方治理的發展同軌,有賴學術界相關研究先進與研究群,共同合作研究、協力出版。為此,特別於臺大出版中心設立了地方與區域治理叢書,出版有關地方自治權及分權的發展、府際與跨域治理發展、臺灣及東亞地方治理的個案與比較、地方治理理論與新發展趨勢,以及各種地方治理議題與發展等系統研究專書與多人合著主題性專書。希望藉由這些議題的研究與出版,有助於推廣臺灣地方治理的研究,增進國內外有關地方治理研究的合作,促進臺灣地方政治與政府的轉型,提升臺灣地方治理的發展。
趙永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內容連載
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摘錄)╱趙永茂
貳、臺灣地方自治與政治發展的結構性困境
民主轉型與鞏固,是民主化理論與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議題。民主轉型關注威權體制如何透過民主化作用轉型成為民主政體,因此所討論的議題大多集中在舊政體的危機與崩解、政權轉移的秩序與衝突、國家認同與族群問題的對抗、政黨體制與選舉投票行為的關係,以及變遷過程中利益與制度的重組與重構等問題。相對而言,民主鞏固所涉及的問題較為複雜,關注較深較廣的結構持續轉型、社會穩定與共識建立、政治多元民意與代議的深化、法治與經濟的制度化、政府能力與責任的強化等問題。大體而言,民主轉型研究關注國家上層政治結構的變遷與政權更替,而民主鞏固研究則強調政治社會能力對持續民主化的支撐,與民主在制度、文化、參與、實踐各層面的深化問題。
民主鞏固的意義原是用來形容,新興民主政體為確保維持其民主運作所面臨的挑戰,並建立防止威權政權復辟與民主退潮的攔水壩(dams against “reverse waves”)。不過,學者普遍認為這個範疇的界定過於狹隘,因此開展了許多衡量新興民主是否鞏固的研究面向,其中民間團體的組構能力、國家權力的地方分權、直接民主的參與機制等,都被視為是重要的指標(Schedler, 1998)。Schedler更進一步將民主鞏固區分為積極概念與消極概念:積極的民主鞏固意指民主的完善與深化;消極的民主鞏固則指防止民主成果的崩解與腐壞,他認為應從行為、態度與結構三個基礎來檢視民主鞏固的情形,尤其是態度與結構更是民主深化的核心,因此引向積極民主鞏固的發展時,更應重視民主文化的內化與實踐機制的建構(Schedler, 2001)。
Diamond、Linz與Lipset(1988)在其所合編的《開發中國家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中,探討競爭、參與以及公民與政治自由三個條件對民主存續與鞏固的影響,並將政治穩定視為民主發展的重要觀察指標。這個脈絡無疑深受Huntington與Lijphart兩者對民主化理論的影響。Huntington(1968)重視民主化過程的變遷社會與政治穩定,而Lijphart(1984)則強調多元與共識型民主對民主國家發展的影響,這些觀念都深刻地影響民主鞏固研究者的分析。
貳、臺灣地方自治與政治發展的結構性困境
民主轉型與鞏固,是民主化理論與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議題。民主轉型關注威權體制如何透過民主化作用轉型成為民主政體,因此所討論的議題大多集中在舊政體的危機與崩解、政權轉移的秩序與衝突、國家認同與族群問題的對抗、政黨體制與選舉投票行為的關係,以及變遷過程中利益與制度的重組與重構等問題。相對而言,民主鞏固所涉及的問題較為複雜,關注較深較廣的結構持續轉型、社會穩定與共識建立、政治多元民意與代議的深化、法治與經濟的制度化、政府能力與責任的強化等問題。大體而言,民主轉型研究關注國家上層政治結構的變遷與政權更替,而民主鞏固研究則強調政治社會能力對持續民主化的支撐,與民主在制度、文化、參與、實踐各層面的深化問題。
民主鞏固的意義原是用來形容,新興民主政體為確保維持其民主運作所面臨的挑戰,並建立防止威權政權復辟與民主退潮的攔水壩(dams against “reverse waves”)。不過,學者普遍認為這個範疇的界定過於狹隘,因此開展了許多衡量新興民主是否鞏固的研究面向,其中民間團體的組構能力、國家權力的地方分權、直接民主的參與機制等,都被視為是重要的指標(Schedler, 1998)。Schedler更進一步將民主鞏固區分為積極概念與消極概念:積極的民主鞏固意指民主的完善與深化;消極的民主鞏固則指防止民主成果的崩解與腐壞,他認為應從行為、態度與結構三個基礎來檢視民主鞏固的情形,尤其是態度與結構更是民主深化的核心,因此引向積極民主鞏固的發展時,更應重視民主文化的內化與實踐機制的建構(Schedler, 2001)。
Diamond、Linz與Lipset(1988)在其所合編的《開發中國家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中,探討競爭、參與以及公民與政治自由三個條件對民主存續與鞏固的影響,並將政治穩定視為民主發展的重要觀察指標。這個脈絡無疑深受Huntington與Lijphart兩者對民主化理論的影響。Huntington(1968)重視民主化過程的變遷社會與政治穩定,而Lijphart(1984)則強調多元與共識型民主對民主國家發展的影響,這些觀念都深刻地影響民主鞏固研究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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