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啟明將軍的大作《被掩蓋的歷史真相》，是追述「兩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真相」，與拙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相呼應，甚有價值。
李將軍為什麼從兩岸及國際已解密或揭密的資訊中追尋真相呢？因為這是中華民國，也是中華民族興亡的大事，都被大陸的宣傳扭曲了史實，讓後代子孫錯認了大是大非的真理，盲目地貶抑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及蔣委員長，孤軍奮戰，艱苦獲致的東征、北伐、抗戰的輝煌勝利，與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所以必須翻閱舊檔案，認證解密的新資訊，找出足以明確辯證大是大非的歷史真相。韓非子有言：「安危在是非，不在強弱」，偉哉斯言！
李將軍是參加反侵略的抗戰，和「內戰」戡亂，兩場戰爭的黃埔老同學，也是國民革命軍的一員。箇中最使他經一甲子不能釋懷的就是國民革命軍八年抗戰、犧牲奮戰，以極劣勢兵力，終能擊敗優勢兵力的強敵日本，榮獲最後勝利。使中華民國躍登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收復了日軍侵佔的一切失土；廢除了各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國軍應該人人都是受國人崇敬的民族英雄。然而卻在抗戰勝利後的戡亂內戰中一敗塗地，甚至被污為失去大陸的「民族罪人」！
以李將軍在本書中的研究，認為關鍵問題就出在「兩次國共合作」，尤其第二次合作，中共是高舉「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大旗，卻做了八年的反蔣奪權鬥爭的內戰戰爭準備。抗戰初起，蔣委員長全神貫注在抗日戰爭指導上，誠心「停止剿共，合作抗日」，並親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導淞滬會戰。然而毛澤東卻在其洛川會議中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英雄；（我們）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日軍）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抗日游擊根據地。」會中並決定了抗戰總方針是「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這一個總方針的重點當然是「七分發展」，不過實際執行的程度卻是百分之百的。「一分抗日」不過是象徵性，而短暫的。例如平型關戰鬥，完全供中共「打小仗、大宣傳」用，惟在宣傳上卻是持久不變的。「二分應付」，是不用武力的，經常利用媒體、書信等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機構，表達中共對「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堅持。最能表達柔軟身段、低姿態的，還是周恩來親撰，並在民國26年9月22日的廬山會議中親自呈給蔣委員長的「共赴國難宣言」，內含具體而足以代表共產黨向國民黨中央輸誠的「四項諾言」。其中第四項與本書最有關係：「四、取消紅軍番號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這是最能代表中共恪遵「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一項諾言。但卻未遵守並反其道而行。
至於「七分發展」是中共抗戰期間的主要任務，包括發展敵後根據地（最後擴展為內戰的「戰爭面」），和發展紅軍武裝力量。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在發展敵後根據地最成功的是山西根據地。根據中共的歷史經驗記錄：「抗戰開始的時候，閻錫山同共產黨已經建立起統一戰線關係。共產黨通過犧盟會在山西打著閻錫山的旗號，廣泛發動組織民眾進行『抗日活動』，開闢創建抗日根據地。」在山西對紅軍武裝力量的發展方面，中共最大的收穫還是以「國共合作」名義，把閻錫山辛苦建立起來的四萬多新軍，悄悄的編入了18集團軍。
中共六中全會，決議要從山西根據地向東發展，到河北、山東建立根據地，但河北、山東方面中央軍留置三分之一部隊於敵後游擊，並發展有地方民間游擊隊，計有數十萬之眾。但中共又不願放棄「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的羊皮外衣，所以決定向河北、山東發展前，先向國民政府中央領袖蔣委員長輸誠，以表達他們對國共合作抗日的忠心不二，於是毛澤東依其向六中全會的長篇報告（全文106頁），摘要寫給正在武漢指揮武漢會戰的蔣委員長的信件（於民國27年9月29日由周恩來面呈蔣委員長）。信中極為恭敬、讚譽，但部隊進入河北、山東卻專門製造摩擦，襲擊殲滅國軍軍政單位。徐向前有所謂「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的說詞，楊尚昆並曾說「反對頑固勢力的鬥爭」「要作到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藝術，即消滅了國民黨，還要國民黨有苦說不出。」
中共的抗戰是以「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為口號，採取「自主作戰」全力發展其敵後根據地，初期國民政府雖不滿意其行為，但仍未高估其發展。直到華北：晉、冀、魯、察、豫北、蘇北、陝北等地，已布滿根據地，並開始向華中發展時，首先發生了新四軍事件，軍事委員會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制裁了新四軍，逮捕軍長葉挺。但惹來全國輿論及英美盟邦的「撻伐」。最後中共不但重編了新四軍，而且從此控制了華中大片根據地，增長了敵後中共的氣勢，公開要求與國民政府隔江分治。
所以李將軍在評比國共雙方內戰的「戰爭與戰略態勢」中，關於中共的所有極有利態勢（國民革命軍的極不利態勢）都是因為中共從敵後游擊根據地，擴大發展成全國全面性的「戰爭面」所造成。在此有關政、經、心之戰略及大戰略方面，由於受戰爭面影響較少，可以不談。僅就其軍事戰略及野戰用兵戰略，以孫子兵法的觀點簡明評比如下：
一、「以虞待不虞者勝」：國軍無戰備，共軍有八年戰備（以發展戰爭面為主）。
二、「致人而不致於人」者勝：國軍從「綏靖」到「戡亂」皆以被動的保衛各大城市為主。共軍以其戰爭面為根據，以「先處戰地之利」主動取攻勢，以擊滅國軍有生力量為主。所以就國共雙方整體戰爭而言，是被動對主動的。國軍在被動狀況下一切戰略戰術都不能發揮功能。
三、國軍（被動的）先戰而後求勝；共軍（主動的）先勝而後求戰。（兩軍在中共的戰爭面上開戰，中共已立於「不敗之地」）。
四、兩軍在中共建立的戰爭面上交戰，中共佔三大利益：
（一）中共有全民後勤支援，不受補給線的限制，國軍則相反。
（二）中共有可靠的面式情報網與反情報的結合，在用兵上可以創造無形有利態勢，而國軍只能被動的以有形態勢應戰。
（三）共軍部隊保有戰略行動之自由，國軍則完全沒有自由，這是戰爭面的總和效應，包括上述（一）（二）兩項。
基於以上各項戰爭與戰略態勢評比，所以中共在內戰各大戰役中，能做到孫子在虛實篇所說的用兵藝術：（見李將軍在書中所指出的四大戰役評述）。
（一）「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二）「兵因敵而致勝，水因地而致流；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以上是李將軍對兩次國共合作歷史真相的分析，完全是從戡亂失敗的痛苦經驗中得來的教訓與靈感，彌足珍貴。故樂為之序。
王文燮謹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