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摘錄）
武士是日本封建政治體制中一個階級的泛稱，他的生存之道以忠君為前提，以知死之道的忠魂為根本，在護衛和決鬥中經常面臨迫切的生死問題，禪由此生焉。
元代的無學祖元禪師（1226-1286），因避居蒙古兵之亂抵達溫州，當蒙古兵陷溫州之際，寺僧逃避一空，祖元禪師獨坐寺中，面對元軍以刀劍臨頸之時，從容詠出「乾坤無地卓孤笻，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的徹悟偈語，終使得元軍拜倒。本書借最後一句「電光影裏斬春風」以表達劍與禪、力與美、生與死、空與有、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微妙或辯證關係，隱喻本書「分流」與「滲透」之間的多元融合、矛盾與衝突的現象。
「劍」表達的是勇猛心、剛毅力，隱喻為可以斬除人的愚癡與煩惱，但濫用的話就是殘酷或是暴亂；「禪」代表的是智慧、空性、解脫生死，但這是修行境界語，境界不高、修行不到位，不免常以神通為廣大，出現所謂「禪通俗化」的問題，成為與國家政權難分難解的關係，這是武士道與禪學結合時所出現的既矛盾又統一之背反現象。
2005年8月我有一次在日本旅行的深刻體驗，至今依然感到相當衝擊。我在兩天的旅程裡，特別安排一直想去的廣島參觀遭受原爆的和平紀念公園，以及東京的靖國神社。當我抵達廣島和平紀念公園時，一出車站，眼所見、耳所聽，都是和平標語與聲音，依稀空氣也瀰漫著這種和平氛圍。一進公園，便見到諾大受到原爆的建築廢墟以及安眠紀念碑，在進入紀念館時也被一幅幅的慘烈圖像震攝而怵目驚心，真切地感受到被戰爭荼毒的城市，不斷地發出呻吟與哀嚎，告訴世人戰爭的可怕，和平的可貴。但當我第二天抵達了東京的靖國神社時，映入眼簾的卻全是歌頌戰爭英雄的圖像與武器，特別是在觀賞遊就館時，內部播放著大東亞戰爭中日本人如何英勇浴血作戰犧牲、母親送子出征而露出光榮無悔等的短部影片，讓我看得驚嘆萬分。由於剛從一個強調和平的城市過來，又馬上到了一個歌頌戰爭、美化戰爭的紀念館，其落差之大，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在心境上徹底洗了三溫暖。
參觀完後，我不斷思索日本文化這種背反現象，印證了美國人類學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其名著《菊花與刀》中所說日本是個：「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是一種矛盾又統一的文化背反現象。當然，任何一個民族都或多或少都會出現文化背反現象，但日本文化所表現的程度特別強烈。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走向所謂的「復古趨新」之路，看似矛盾卻又統合得很好，即一方面在科學的物質文明上效法西方，另一方面在精神文明上又極力保存固有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天皇神話及其體制。戰後日本評論家加藤周一曾提出日本是所謂的「雜種文化論」，可說是「復古趨新」的最佳註腳，他說：「以往的文化運動，是由知識份子對文化雜種性強行純粹化的運動。其中分成兩種型態，一種是『把日本種的枝葉剪去，想把日本西洋化』；另一種正好相反，『想把西洋種的枝葉除去，換成純粹日本式的東西』。當然兩種都不可能成功，應該要正視『日本文化根本就是雜種的事實』，而將之發揚光大。」不論是「復古的純粹」也好，或是趨新的「西洋化」也罷，都有某種程度的「重構」或「建構」，把「本來不是那樣的東西」加以重新組裝成「國家需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應該要繼續深入探討讓日本出現文化背反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我覺得與日本的「尚武」本質息息相關。如同本書在各章的分析中幾乎都發現：即便武士道結合了「禪學」，在近代國家化的過程中，乃有武士禪結合的國家主義問題。其次，即使武士道融合了「儒教」的信念，「士道」依然在近代化過程中敵不過作為本土神道學的「武士道」。再者，即便一些基督教徒要用基督博愛精神來架接武士道，讓它朝和平理性之路發展，最終結果「上帝之道」還是退讓給「神皇之道」。即便明治維新以後，廢除了武士階級，但依託於一個天皇體制信仰的「尚武精神」之本質，不但未改變，還搖身一變成為「全體國民的武士化」，這完全表現在1882年所頒佈的〈軍人勅諭〉上，〈軍人勅諭〉首揭「我國之軍隊，世世為天皇所統率」，並稱這是自神武天皇即已如此，大力推動以天皇為尊的「國體」，宣告日本全體國民武士化時代的到來。可以如此說，德川時代勤皇學者的尚武論，只是前奏曲，明治維新之後的尚武論才是交響樂。因此，本書所探討武士道轉型之「分流」與「滲透」，都與這種尚武精神本質有著不即不離的關係。
也許藉著外人之眼來看日本的尚武精神，可以讓我們更掌握當時的時空背景。如一位晚清官員丁鴻臣於甲午戰後1899年前往日本視察兵制時，如是觀察日本所具有的高度尚武精神，而且是從小學即培養，以下是他在諏訪公園看到小學生在持鎗練武的情形：
於時小學校生徒，方習體操於公園，三十許人皆持鎗列隊，作向敵進退，前後秩然，一惟教習之令，小者十歲，大不過十二三歲，人人皆有殺敵致果之意。日本尚武之國，故自小學皆教以兵操，國人鮮有昧於兵者，此其一斑矣。
又何以能持續這樣的尚武精神，丁鴻臣有如下的觀察：
日本一兵月餉一元五角，衣服飲食官給之，待之似薄矣。而其所以能得兵力，則以其為例徵，人皆以服軍三年而後盡國民之職。當維新之初，徵兵令下，人皆以免役為幸。至於近歲人，皆以不得選為恥，官不厚之以餉，而優之以禮，故能致其效死無去之心。若是者，非倉卒所能改法，然其意實善也。
以上的陳述，略可對照出一個從「尚文」之國官員的眼光，看到「尚武」之國將「尚武」精神落實到教育普及的盛況。尚武精神是透過國家一體的力量，打破過去僅在武士階級的尚武訓練，真正做到「全體國民的武士化」。
「尚武」精神是日本戰前的核心理念，而在戰後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限制了日本的武裝與宣戰權，尚武精神暫時被封印在日本國民的深層。但自從小泉純一郎內閣以來，日本右派勢力一直想打開這個封印，甚至在近期安倍晉三內閣已經突破這個和平憲法，於2014年7月6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未來在扮演國際軍事合作上面，日本可以直接參與盟軍的軍事行動，扭轉昔日只能自衛而不能主動出擊的戰略角色。因此，尚武論的課題在日本國內中也漸漸發酵，一些武士道的專著，不論是學術著作，或是民間出版社、新聞社也有推波助瀾的現象。
例如，2012年是名著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1899）出版者新渡戶稻造（1862-1933）的誕生150週年，12月6日由每日東北新聞社在東京召開紀念座談，會中強調面對失去活力的現代日本，呼籲有必要重新回到日本人的驕傲，再次學習「武士道」精神。無獨有偶，國書刊行會及武士道學會於2013年編著《武士道読本》，從武士道的起源、精神、代表人物乃至《葉隱》、國體論與名將言論的武士道，一應俱全。再如由2004日本右翼出版部的扶桑社，出版《産経新聞》的取材記者隨日本自衛隊赴伊拉克採訪的專書《武士道の国から来た自衛隊：イラク人道復興支援の真実》，相當值得關注，這是日本戰後第一次派遣自衛隊赴外支援軍事後勤行動，與今日日本執政黨要更改和平憲法使自衛隊轉型成為「正常國家」的軍隊，息息相關。此外，為了紀念日俄戰爭百年，2005年出版由占部賢志所著《明治天皇と日露戦争：世界を感動せしめた日本武士道》，從目錄看來，也不無歌頌過去帝國主義時代的日本榮光。又及，2012年北影雄幸編輯《武士道十冊の名著》，內容涵蓋中江藤樹的《文武問答》、宮本武蔵的《五輪書》、山鹿素行的《士道》、熊沢蕃山的《集義和書》、井沢蟠龍的《武士訓》、貝原益軒的《武訓》、山本常朝的《葉隠》、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津軽政方的《武治提要》、斎藤拙堂的《士道要論》。復有山本博文於2013年出版的《武士道の名著：日本人の精神史》，提出與北影雄幸不一樣的書單內容，並加上關鍵的副標題「日本人の精神史」。
當然，這股武士道風潮的復興，其來有自。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處於經濟不景氣，2011年復受311大地震的衝擊，經濟嚴重受挫。政治界的亂象也似乎進入到春秋戰國階段，過去六年之中就換了七個首相，對於疲弱無力的經濟衰退也無能為力，人民日漸徬徨，失去對國家或政府的信心，因而一些要從過去找回日本精神與動力的著作紛紛出籠。舉近著為例，2011年有向田順一的《武士道は蘇るか―高次元的伝統回帰への道》，舉出近代乃木希典、原敬、斎藤隆夫、淺川巧、八田與一、杉原千畝、鈴木貫太郎、広田弘毅、東郷茂徳、加賀尾秀忍、山本慈昭、出光佐三、土光敏夫、平山郁夫等14人的武士道精神，可作為現代日本精神的典範。
再以2005年藤原正彥出版的《國家的品格》及2009年內田樹著作的《日本邊境論》等兩本暢銷書之對照為例。《國家的品格》出版後，一年內在日本狂銷三百萬冊，這是繼福澤諭吉《勸學篇》（1872-1876年出版）、《文明論之概略》（1875）後掀起新的一波的極度暢銷熱潮，多少可以反應日本國內正在重塑「國家新精神」的型態發展。《國家的品格》作者是一位受過西方嚴謹科學訓練的大學數學教授，短期擔任過美國與英國的大學教職，該書區分七章，從書中標題前三章是「近代理性主義的侷限」、「光靠邏輯世界會瓦解」、「對自由、平等、民主主義質疑」，可說是「破」目前諸多流行於西方的普世價值之「理」。接著後三章則顯然「立」其異之理，有「情緒與形的國家」、「武士道精神的復活」、「情緒與形為何重要」，最後一章則綜論「國家的品格」。根據作者書中所說：「今日本所需要的是『情緒』勝於『邏輯』、『國語』勝於『英語』、『武士道精神』勝過『民主主義』，藉著這些來恢復國家的品格。」該書以「品格」立論，大力撻伐美國的「無品格」，日本要找回自己的「國家的品格」。顯然，藤原正彥有鮮明地反西化而呼籲回到日本武士道傳統精神的立場，這與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的思維剛好相反。相對於《國家的品格》針對國內讀者群而批判美國、英語而言，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的發言對象則不限於日本人，根據他為中文翻譯本所寫的序言所說，是為外國人所寫的一本「日本人論」，誠實地面對日本是「邊境性」的事實，並不刻意建構日本的優越性，而是習慣地以「弟子」或「邊境人」的思維方式，呼籲正視「邊境到底」的性格來突顯日本文化、社會所具有的各種特色，例如雖然日本沒有從零開始創造新事物的能力，但卻對學習、模仿、改良有強烈的欲望，這是他國所不能相比這個特色。內田樹書中也常對照日本與西方的思維，但並不是如藤原正彥抱持批判西方的態度，反而透過比較之後，更正視日本這種「邊境性格」，且不認為這種邊境性格有什麼不好，既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此書也有一節討論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相較於藤原正彥一面倒地宣揚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內田樹則一方面欣賞該書中所披露出無防備性、幼稚性、純潔性中所看到的武士道神髓，另一方面也能正視並剖析這種無防備地而開放的日本人性格之缺點。《日本邊境論》該書一出，翌年即得到「新書大賞」，也馬上就有韓文與中文的譯本，比起《國家的品格》來，應該更能受到東亞國家的重視，顯見日本國家以外的學者比較關注日本人如何持平地看待過去的日本，而不是日本人如何地緬懷過去優良的日本。以上兩本談論有關「日本人論」的暢銷書，雖然立場不一，也讓我們看到，若要認識日本的代表精神，絕不能跳過武士道。
作為一個長年關注與研究武士道的我而言，深深體會一個現象，當「近世」武士道的各種分流，流進了「近代」國家體系以後，分流多元且豐富的情況變成一元獨流的狀況，也就是武士道在很自然的（同時也是不自然的），或有意的（同時也是無意的）與國家主義結合，最終成了軍國主義，這當然也與「原流」之「武」的性格息息相關。武士道結合國家主義，如同本來只是一個河流分支匯集的湖泊，在「發明」了一個巨大能量的總匯集機器（即國家或天皇）以後，把周邊本是自然的河流支脈，快速地將之匯集過來，使此湖泊成為一個超大湖泊，結果不但失去了河川支脈彼此之間的自然調節功能，最後這個湖泊也氾濫成災，造成自己與周邊地區的災難。
至於當今這股武士道風潮，已與戰前過去所處的世界局勢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面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崛起及亞洲的復興，世界政經局勢的板塊，不再以歐美為尊，當日本尚武論碰到上述的變局，又會呈現怎樣的轉型與分化，值得繼續觀察。本書對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分析，以及所提出武士倫理的「相嵌論」與「融攝論」，有助於為學界提供另一個視角來觀察未來日本的尚武論。
張崑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