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國上古史研究的嶄新視角
我從友人丁東處見到徐江偉先生的書稿《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一看各章節標題，立即讓人產生一睹為快的欲望。通讀之後，此書果然讓人耳目一新，遐想聯翩。
徐江偉先生從語言學的考證入手，結合古代文獻和人類學成果，掃視人類歷史上不同種族的遷徙歷史和當代分子遺傳學對中國漢民族的基因圖譜抽樣測試的成果，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對中國上古史各種難題的新解說，讓我們可以從更寬泛的角度來審視華夏文明的起源。
作者用阿勒泰語詞彙，重新解釋古漢語中的一些詞，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胡適先生主張「大膽設想，小心求證」，這一原則對研究中國上古史也是適用的。畢竟，已出土的甲骨文只釋讀出千字左右，還有四千多字未能釋讀。直到春秋時期，我國中原地區一直是華夷雜居，能長期雜居又通婚，不可能沒有語言上的共通之處。
徐先生提出，五帝三代都是中國北方阿勒泰語系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奴隸制國家，他們征服劫掠中國南方從事農耕、使用單音節語言的越人為奴隸。由於遊牧民族沒有定居傳統，所以至今找不到夏以上的歷史遺存。在國內外諸方家對上古史，對夏文化存在不同看法，難以得出共識的情況下，此論不失為一個新的思路。這一思路是否成立，當然得看兩種語言釋讀成功率的高低，得看古文獻和地下文物的出土如何印證，基因圖譜測試如何解釋等。但這種另闢蹊徑的努力本身就是值得讚賞的。從塔西陀的《日爾曼尼亞志》看，西元前後的日爾曼人社會發展階段，也許有一些地方類似我們上古的情況。在這一階段，他們的歷史就是靠口頭流傳的神話歌謠。那時他們自己還沒有文字，只在一個地方見到石頭上借希臘字母刻了些東西，似乎想表達什麼意思。
在即將進入文明的階段，日爾曼人迷信卜筮、敬畏神明，以狩獵兼劫掠為業，以征戰為榮，軍事組織嚴密，不事農耕，已經出現了階級分化，有奴隸，有釋奴，社會組織有家庭、氏族、部落、聯盟，但當時的日爾曼人尚未出現眾部落統一的「王」，與我們文獻記載的夏王朝有區別。在最東部的一個部落伊斯替夷人也有野豬崇拜的習慣。部落或稱國，有法、有王，日爾曼人部落沒有一個在城郭裡居住，不同於羅馬人村落，而是逐水草而居，無石室、土木建築，只用圓木建屋，所以沒有城基建築。他們的居住點通過考古是很難找到建築遺址的。
徐先生用鮮卑、契丹、蒙古、女直（女真）等後來入主中原的民族、氏族集團或部落聯盟的習俗、語言來印證上古三代時入主中原的阿勒泰語集團，這是一個頗有創新的嘗試。類似的做法在人類學上已有先例。在十九世紀，人類還未全球化以前，一些不與文明世界交往的民族、部族或人種長期停留在某一文化階段的現象比比皆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南美的印第安人，只有部分進入早期文明，北美的印第安人還處在史前文明狀態，人類學家觀察這些部落社會，來推測文明人類史前的狀態。考察了十九世紀北美部落社會的摩爾根，寫出巨著《古代社會》，為理解人類早期的生活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清朝女真人入主中原前不久，尚停留在氏族部落發展水準，與上古中國的一些方國的社會發展程度大概也差不太多，這是歷史事實。
徐先生吸收當代人類學的成果，他認可人類從非洲出來後遷徙亞洲的兩條路線圖：一條是從阿拉伯半島經伊朗、印度、中南半島到東亞；另一條是從中亞到高加索北上，經廣袤的南俄草原，或從中亞腹地通過東部的通道進入到西伯利亞和中國北方。這也不是沒有科學依據的。畢竟當代遺傳學從基因的角度證明，中國北方和南方有過兩個略有區別的人種集團。復旦大學的金力教授也不排除北方東亞人有的來自從中亞到西伯利亞的另外一條遷徙路線，年代約在三四千年之前。徐先生則認為，漢代開闢的絲綢之路，在更早時期就存在。從北方進入東亞的這一支人類，因流動性大，很可能在小亞細亞與當地的古老民族有一定聯繫。這一設想較為合理地解釋了一些考古中不好解釋的問題。
徐先生還從古希臘的文獻中，找出了斯基泰人與後來的阿勒泰語系民族許多相同之處，提出古代希臘人記載的斯基泰人中就有阿勒泰語系民族，尤其提出他們與匈奴或蒙古先人的關係。他對德國學者提出的藏緬語系進行了質疑，探討了藏語與阿勒泰語系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他談到薩滿教對中國的影響，認為薩滿教的卜筮不但對古代商人、周人是頭等大事，對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也有不小影響。他認為「天」是阿勒泰語系諸族的最高崇敬物，與中國後來的「天」為最高神的觀念也是一致的，特別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協調，這些都是原始人的宗教觀。以前讀蒙森的《羅馬史》，常嘆服西人通過語言考據歷史的能力。徐先生是我見到的又一個用語言、讀音來考證中國古代歷史的人。清末民初，古漢語音韻學代有傳人。章太炎有門生黃侃等人，民國還有「史語所」，後來遷台。當代用古漢語來考據歷史者，我曾在網上看到朱學淵先生的文章，但未見其專著。
陳寅恪先生不願對上古史研究，而選擇了中古史，自己說是因為上古史史料太少。後人推測，可能經周公旦有計劃的銷毀，孔子有目的的刪改，又經秦人銷毀，項羽驪山一炬，至今所存甚少，文獻所載，寥寥數語，太少太少！所幸殷墟出土了甲骨文，及近幾十年還有古簡出土，但仍不能彌補上古史文獻的缺失。羅振玉、王國維等對甲骨文的釋讀，為上古史的恢復開了一個頭，如《觀堂集林》中〈殷周制度論〉，對周公作制的目的有解釋，但他基本從正面來說，當然也道出周公作制的目的是息爭，為了政權的穩定，但商朝貴族和王之間在政治運轉上的關係沒有細說。
歐洲的文藝復興，民間修纂歷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時，一批民間歷史學者剔除神話和虛假的傳說，還原歷史真相。近年來，中國民間探討歷史真相也出現了一批力作。徐江偉先生曾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對語言學特別有興趣。後來下海經商，衣食無憂以後，又上岸一心治學。這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德國人海因里希‧施里曼。他家境貧寒，十四歲輟學在雜貨店做學徒，後經商致富，自學了多種語言，懷著對荷馬史詩的深情，追尋自己的文化夢，改行考古，根據荷馬史詩和希臘歷史記載，自己投資對古代特洛伊城進行考古挖掘，取得了舉世震驚的成就。
所以徐先生作為一個自外於官辦學術體制的獨立學者，對中國上古史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探討，正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努力之一。將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當然，他的一些立論，還需要繼續討論與充實。書中說農耕民族沒有祖先崇拜，缺乏論證過程，似乎說服力不足，其實農耕民族有祖先崇拜，不妨礙本書的基本立論。
他在書中對古代漢語的阿勒泰語釋讀，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能成立，中國古代史就得重寫。我希望語言學專家能對此書進行認真研讀、鑒定。這是一本開啟人們對中國上古史思考的書，應當引起學界的關注。當然，徐先生的一些觀點還有待更充實的論證。能夠跳出傳統模式，用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這本身就是令人讚歎的思維之花！
趙誠
二○一二年二月十九日於太原
序二
狂暴而美麗
《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是一本觸目驚心、完全顛覆人們原有的華夏文明史觀的著作。仔細閱讀後，在感嘆作者思考的無所羈絆、下筆的雄略大膽之外，又會發現其披沙揀金、抽絲剝繭般的認真和細緻。
這是一部基礎性、開創性、但不怎麼規範的學術著作。相信每一個認真讀完它的朋友，都能夠得到一種對華夏文明前所未有的啟發和思考。
這是一本「狂暴而美麗」的書，它試圖還原並勾勒一個真實的、大多數國人陌生、狂暴而美麗的華夏文明起源發展史。
兩年多前的一天，好友王學進先生告訴我，徐江偉寫了一部書，他看後不是很理解，建議我也看看。江偉兄我也認識十多年了，以前與他相聚時，最深的印象是他總是默默地聽我與朋友們高談闊論，自己卻很少發言，也從沒聽到他寫過文章什麼的，突然間寫出一書來，我乍聽非常驚訝。
讀完他的初稿我更是大吃一驚。當時，這部書稿只有十多萬字，許多論述還比較粗糙，但我還是看出其開創性的思考和探索，非常罕見，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當時心中的震撼可說是無法形容。因為我以前對上古史、先秦史及世界文明史、神話史都比較感興趣，對《易經》等古籍也作過一些研究，碰到過不少苦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看了他的著作後，發現以前許多難解的問題，用他的觀點和理論卻可以得到比較圓滿的解釋。
此後我一方面對他的著作提出批評和修改意見，要求他刪除一些比較牽強的論述，建議將書名改為《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另一方面，我幫助他將文稿發到天涯、凱迪等網站的人文論壇上，徵求讀者的批評和建議。這時我才發現徐江偉於電腦和網際網路操作非常陌生，既不會發博文、發帖和回復，也不懂搜索，他的書稿完全是靠傳統的手工和案頭方式完成，書稿也是手寫後委託打字店列印出來的。
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裡，他對書稿作了許多增補和修訂的工作，從最初的十多萬字，擴展到三十多萬字。我發現越到後來一些章節越發精彩，論述更加嚴謹和周密，感覺他的研究已漸入佳境。
如前所料，書稿在網上發出後，多是否定性意見，甚至辱駡，特別是對貫穿全書的擬音解讀，批駁者甚烈。針對種種詰難，剛學會上網的徐江偉不厭其煩地做出認真說明和解釋，逐漸地，他的觀點得到了一些網友的讚賞與認可。
而我也對擬音解讀的問題作了一些思考：人類初民因交流的需要，首先產生了語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言比文字更重要。一個民族可以沒有文字，但不會沒有語言。所以對初民而言，語言的重要性遠高於文字，語言是靠「音」和「義」來支撐的，一開始並沒有「形」的存在。
許多遊牧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對其本民族的文化傳承卻沒什麼大的影響，正因為沒有文字，其語音的傳承就特別穩固。文字的產生，我認為是「輔助記憶」的需要。在遊牧時代，甚至農耕時代，人們日常的生活並不需要文字，我賣你兩匹馬，你欠我四頭羊，人腦的記憶完全夠用了，只有在人腦記憶不夠用時才會產生對文字這種輔助記憶工具的強烈需求。
那麼，什麼時候人腦記憶不夠用了呢？我覺得是大規模政權產生的時候。這個時候，因事務的繁多，人腦記憶不能滿足政權的需要了，才會產生用文字輔助記憶的強烈需求，系統性的文字才會產生，因此在文字起源方面我與他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基於這種語言比文字重要的樸素經驗，我認為解讀中國上古文化歷史時，文字可能遠沒有語音重要。在音、形、義三者之中，「音」、「義」可以並列，「形」則次之，形若與音義有衝突，去形而存音義也！為什麼說字形的可靠性、本源性低於語音？中國有倉頡造字的傳說，說明字形是可以由人隨意創造和定形的，哪個皇帝興趣來了，都可以造幾個字來玩玩。但從來沒有「倉頡創音」之類的傳說，因為語音是很難由一個人來創造的，一個民族的語言，無論是帝王還是貴族，在他們不懂事的時候就必須學習了，掌權後也無法加以改造。因此語音的可靠性、本源性不是文字可以比擬的。
也因此，我認為徐江偉的擬音解讀，是有堅實經驗基礎的，他的論述中雖有一些牽強附會之處，但仍不失其本源上的可靠性。他的研究與探索，某種程度上也契應了遊牧民族在傳承自身文化時的方式。他正是抓住了語音這關鍵性、基礎性的一點，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單兵掘進之下，終於挖出一條基本能夠自圓其說的隧道，打開了審視華夏上古文明的新視窗。
因為漢字屬於象形文字，過去的文字專家在解讀古漢字時，過於強調了「形」的辨析與釋讀，忽視了語音傳承和變化背後所蘊藏的驚人秘密，而此書作者，顯然是一個掀開其隱秘面紗的勇敢探索者。
作者在最後引用了霍金的一段話，他想說明：真實的宇宙史是狂暴而美麗的，而華夏文明誕生的真實情景也是狂暴而美麗的。但是，「真理的強光必須逐漸釋放，否則人們會失明。」對於《血色曙光》而言，其內容的狂暴和美麗，亦如一道強光，或許會使一些習慣於傳統封閉式思維的人有失明般的恐懼，以至於極度地反感，但對那些能夠認真閱讀，心態開放，理性思考的人而言，我相信，此書能夠使人開闊視野，啟發新知，從中或多或少有所收穫。
徐江偉自完成初稿後，對其書能否發表和出版，一直比較悲觀，反而是我比較有信心。因為我相信：真的好酒是不究釀者卑微，是不怕巷子深沉的。去年九月，著名學者丁東先生來杭州和新昌二地做講座，我趁機把徐江偉和他的書介紹給丁東，丁東看了非常欣賞，認為觀點新穎，自成體系，具有原創性，文筆也不錯。不久，丁東先生推薦給《社會科學論壇》主編趙虹，他看了後對書稿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二○一二年《社會科學論壇》從第一期開始連載該書內容，一經刊登便引起了反響，多家出版社對該內容表示感興趣。近日獲悉，陝西人民出版社對此書已有了明確的出版意向，聞此訊非常欣慰，我想，這不僅是徐江偉個人之喜，亦是所有認真思考、探索中國文明史真相的人們之喜。
默雷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