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戴梅可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重提孔子以來，成百上千以「孔子」為主題的圖書隨著這股「文化熱」應運而生，更不用說那些持續不斷的電視節目和數不勝數的學術活動。孔子學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世界各地。不過，這些由中國政府支持的努力卻在海外影響甚微。近年來出現的關於孔子「道統」衣鉢的激烈論爭，還有把新出土的寫本文獻歸於杜撰的「思孟學派」與「稷下學派」的做法，都使得歐裔美國人感到厭煩。1他們認為迄今為止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努力，只會把儒家思想的內容降格為含糊不清的現代中國特性（modern
Chinese identity）的「標記」，而這些特性是專門為同化或者整合不同人群而設計的。1940年代，電影導演費穆已經認識到：歸功於孔子和他的追隨者的著作實際上對當權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這一點，在最近的「孔子熱」中很少有人提及。
美國哲學家李亦理（Lee
Yearley）曾經指出，傳統大師通常提出激進的觀點，他們的追隨者們則不斷使之常規化。沒有什麼比于丹版本的孔子思想，或兜售於中國的各大院校和旅遊中心的「輕鬆版」孔子更平易近人的了。弔詭的是，在現實中這樣的「促銷」反而削弱了東亞以外的人嚴肅思考孔子的可能性，因為他們無法從枯燥抽象的境界出發，就如何應用孔子的說教來解決當代的任何危機而提出最基本的問題。比如：
‧在最近發生的香港「占中」事件中，儒家在公民抗命中應處於怎樣的地位？
‧孔子會如何看待當今中國由於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擴展而加速的環境惡化？
‧孔子又會如何看待近數十年來中國在政府支持下造成的國民收入和教育不平等狀况？
‧還有，關於家庭與性別的法律應作出如何的改變，才能使中國的現狀得到改善，或者說使今天的整個東亞社會得到改善？
如果所謂的領導人仍然飄飄然地複述「亞洲價值觀」並安於現狀，那麼孔子在當今中國還是會和「五四運動」時一樣，被丟棄到同一個「歷史的垃圾箱」裏。
當然，孔子畢竟是生活在2,500年前的歷史人物。那些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人對孔子的吹噓，對於那些擁護者以外的人（無論在國內或是海外）來說，是不可信的。那本被認為是由孔子的後世追隨者所作的《論語》現在也被解讀為關於「倫理道德」的對話，這就證明了具有現代康德意義的「批判地反思待人之道」是很容易歪曲歷史上儒家傳統的關鍵問題的。
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 1929–2003），一位當代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這樣說：
（早期思想家的）倫理思想......不僅與大多數現代思想不同——尤其是那些受基督教影響的現代思想——而且，它也完善得多……因為這個思想體系基本上缺乏關於所謂的道德的概念。（按照康德對「道德」概念的解釋，「道德」是完全與「務實」相對的。）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理性或者需求,
與其他形式的理性或需求有著很大的不同......在社會中和更個人的空間裏，一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如何被規範，這樣的問題與「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
對那些研究複雜文化問題的學者來說，最關注的問題是，孔子與其他幾位身分非凡的人（如耶穌和蘇格拉底）如何不斷地被解讀，引起爭論和受到崇拜，作為「空洞的象徵」在廣泛的宗教崇祀、社會經濟發展和教育活動中被重新利用，並最終影響到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上至天子（或者現在的中共領導人），下至平民。近年來，在中國之外的歐美國家中，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學者傾向於不把早期儒家學說的重要性定位於「世俗人文主義」，而是在體現和睦社會「享樂文化」(alive
to pleasure)的日常禮儀上，在慶祝「業餘理想」上，2 以及在對那些屢遭挫折而「堅持不懈」的高貴人物的仰慕上——這些人不遺餘力地致力於這樣的艱巨任務：為眾多生活在非人性化條件下的人們詮釋什麼是人類文明。
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有如下一段評論：
當我初讀孔子，我發現他是一個平凡的、狹隘的道德說教者；收錄他言語的《論語》，在我看來只是無關緊要的老古董。後來，隨著學力的增加，我發現他是一位對人類有著深刻洞察力和豐富想像力的人，他可以和任何我所知道的偉大思想家媲美。我確信孔子在今天依然可以成為我們的導師，一位重要的導師，而不是一位僅僅為我們帶來一點異域眼光來看待現代觀點的普通老師。他所傳達給我們的，是聞所未聞的，也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要為我們講授新知。
本書的作者們竭力避免用「略帶異域的眼光」來看待華語社會的當代問題，而是希望能夠有所貢獻。他們希望真誠地向中國的讀者展示並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豐富的智性、藝術和倫理傳統的繼承人。除非他們睜開眼睛，看到生活在不同地域、時代，歸屬不同文化和群體的人們，曾經對何為「真正的人」進行過怎樣獨特的想像和構建，否則，這些傳統將可能消失。
1無論是新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都不能證明：(1)在古典時代「學派」的存在；(2)「稷下學派」的存在。請參見Michael Nylan and Mark Csikszentmihalyi,“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T’oung
Pao 89 (2003), 1–41; Nathan Sivin,“The Myth of the Naturalists,”in Medicine,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Eng.;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5), Chapter 4.
2「業餘理想」是已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列文森教授（Joseph R. Levenson）在他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所謂「業餘理想」是相對於作為現代精神的理性化、專業化而言，指儒家的人格形態是全面型的，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的現代工業社會裏，儒家的「業餘理想」與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專業技術性人才是相對立的，所以儒家所代表的這種人格形態很難在現代文明社會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