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國族、性別、托賓小說的含蓄美學
愛爾蘭跟台灣的歷史遭遇類似。愛爾蘭跟英國的關係就像台灣跟中國的關係一樣一言難盡。昔日愛爾蘭文學經常被迫當成英國文學的支流,一如台灣文學往往被迫當成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英國」文學巨匠,如王爾德、喬伊斯等人,其實都是愛爾蘭人而不是英國人。早在本地學界還沒有承認「台灣文學研究」的正當性之前,許多本土學者便迂迴地藉著研究愛爾蘭文學來間接關心台灣,例如台大外文系吳潛誠教授(他也曾經參與時報出版社某些國外大師名作的翻譯)就明確指出追求民族自決的愛爾蘭就是台灣的隱喻。除了國族議題之外,愛爾蘭和台灣也都關切同志人權;兩地的同志運動剛好都是在1990年代勃興。今年愛爾蘭採用公投(門檻極高的民主方式)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讓全球瞠目。
托賓(1955-)是當今英語世界最具聲望的小說家之一,也是愛爾蘭最富盛名的同志作家。我認為他值得台灣讀者留意的理由大致有三。一,他的小說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如何在大國(英國)隔壁做個小國小民、好國好民(這裡的小國是指愛爾蘭)。二,愛爾蘭一方面虔信天主教,一方面又力求突破傳統、追求進步人權;身為虔誠教徒又身為出櫃同志的托賓在作品中整合新(指同志身分)與舊(指宗教信仰)。
三,「鄉土文學」、「新鄉土文學」、「後鄉土文學」等等詞彙是台灣文學的熱門議題。托賓正好偏好將小說聚焦在愛爾蘭鄉鎮的小老百姓風土人情。
托賓最著名的小說是入圍布克獎的《大師》(2004),書名所指大師是美國小說家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 1943-1916)。「老字號同志」詹姆斯在英語文學界的地位崇高,但他的長篇鉅構很少被譯介到台灣。台灣讀者比較熟悉詹姆斯作品改編的電影,例如《慾望之翼》(即《鴿子的翅膀》,The Wings of the
Dove,1997年上映)。各國讀者為圖方便,透過改編電影認識(或誤解)詹姆斯,而托賓的《大師》提供讀者另一種認識詹姆斯的路徑:《大師》將詹姆斯當作小說主人翁,寫出大師苦悶抑鬱的內心──女人愛他,他不愛女人,但是他又不能愛男人。《大師》在英語世界造成熱烈迴響,簡直取代書市早就存在的多種詹姆斯傳記。托賓彷彿祭出「降靈會」,把詹姆斯的幽魂請到二十一世紀。托賓動手寫《大師》出於他的用功,以及創意:他本來就寫了一系列研討詹姆斯的散文,但他偶爾發現,與其將這一系列散文整理成一本以詹姆斯為中心的文集(這一類獻給文學大師的散文集在各國都汗牛充棟、不足為奇),還不如藉著「把詹姆斯寫成小說主角」來貼近大師。用台灣口語來說,《大師》就是詹姆斯的「cosplay」。
《大師》跟托賓其他小說相似,重點都在小人物如何處理吞下肚子裡的委屈情緒。托賓把大師詹姆斯寫得平凡渺小,跟他在其他作品突顯的寡母、感染愛滋的同志、耶穌的聖母瑪利亞(對,他也把聖母寫成凡人)等量齊觀。托賓喜歡讓小老百姓擔任小說主角(詹姆斯和聖母瑪莉亞也都被請下神壇),選擇素樸小鎮作為小說場景,避免灑狗血的情節、炫耀文學技巧的大閱兵。也就是說,托賓小說在乎內心世界(也就是人心)而非外在世界(在人心之外的浮華人生)。國內外作家一寫起內心世界就經常祭出「戲劇性獨白」、「意識流」、「夢境、噩夢、囈語」等等技法,彷彿一定要使出奇技淫巧才能夠顯示出人心的乖戾,但是托賓完全捨棄這些早就過時的矯情手法。托賓以看似沒有敘事技巧的手法陳述小說人物看似平靜無波的日常生活,但是平凡生活底下埋藏波濤洶湧的無奈感。
入圍布克獎的《黑水燈塔》(1999),應該也是台灣讀者最能輕易享受的托賓小說。小說主人翁是家庭事業都得意的職業婦女,某日突然從陌生男子得到來自親弟弟的口信:弟弟因為愛滋併發症發作,生命垂危,想見姐姐最後一面。主人翁才赫然醒悟自己安穩的生活其實建立在兩種自以為眼不見為淨的行為上面:一方面她長久沒有理會弟弟的下落(原來弟弟早就放棄跟老家的人來往,改而依賴同志社群的朋友──在姐姐眼中的陌生人),另一方面她也早就拒絕跟自己的母親、外婆聯絡(這三代母女早就鬧翻了)。因為同志身分而被放逐(或,「被自我放逐」)的弟弟選擇「回家」等待死亡,於是外婆、母親、主人翁三代母女終於面對如何和解的課題。
在《黑水燈塔》之後的代表作就是《大師》。《大師》的書名和主人翁(詹姆斯)可能讓讀者敬畏,但是這本書其實通俗、容易消化。各界評論家已經發現一個弔詭現象:越是不熟悉詹姆斯小說的讀者,就越能夠盡情享受《大師》這本奇書。《大師》之後的力作《布魯克林》(2009)主人翁是1950年代愛爾蘭小鎮少女。因為當時年輕人在愛爾蘭境內難以找到工作,少女因緣際會抵達紐約的布魯克林區,成為百貨公司櫃姐。今日,各國正在風靡各種移民故事(例如台灣近年熱門的《灣生回家》),《布魯克林》也透過天真少女的眼睛敘說了移民故事以及移民行動必然牽涉到的族群之間張力。
入圍布克獎的《馬利亞的泣訴》(2012)書名直譯是「馬利亞福音」。聖經包括馬太福音等等(以男性角度發言的)「四大福音」,而托賓故意要採用聖母馬利亞的角度述說女性角度、母親角度的另類福音。托賓推出這本書,可能因為他本人是虔誠教徒,也可能因為他總是盡量讓女性角色(尤其是母親)擔任小說要角,更因為他想要為馬利亞「爭取發言權」。在宗教藝術中,聖母的形象很主流;弔詭的是,在聖經的詮釋中,馬利亞卻很邊緣、缺乏發言機會。《我的母親諾拉》(2014)是另一本讓女人說話的托賓小說,主人翁是新寡的母親,一般認為是托賓母親的化身。評論家們也認為,這本書藉著描繪寡婦的重生,來為近當代的愛爾蘭命運立傳。
國族和性別是托賓小說的常見課題。這兩個課題宛如揮發性高的液體,容易讓人熱血沸騰,但是托賓總是偏愛採用含蓄的小說技法──口語來說就是「憋」──低調處理國族與性別,並不輕易釋放這兩者帶來的壓力。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彆扭的憋功高手。在過度講究閱讀爽快的今日書市,托賓反而要讓讀者感受悶燒之後餘波盪漾的惆悵。
文/紀大偉
(本文作者為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著有小說《膜》、《感官世界》、《晚安巴比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