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說明
相較於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的初版本，本書做了並不很多的修訂。
首先是改正了已經發現的錯別字；訂正了一個史實錯誤：陶行知為《鋤頭歌》的詞作者，初版本誤為曲作者；文字欠通順處也作了疏通。
比較重要的修訂，是恢復了被刪除的一些內容。這些刪除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很多，但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文本的完整性和立體感，況且，歷史親歷者所提供的細節以及觀察評論，對於讀者彌足珍貴。此類恢復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據李敦白先生觀察，中共雖積極倡導男女平等，但許多高級幹部其實對女性不夠尊重，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孔孟之徒；他被囚禁在平山縣時，有個看守想與他搞同性戀，遭到反抗後施行報復；1966
年國慶典禮現場，他親見周恩來僅僅因為毛主席想返回檢閱臺而跳起來大叫負責現場秩序的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他認為毛澤東在自己都沒有把握的情況多次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試驗，讓許多人吃苦受難，許多人犧牲生命，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也是影響對其評價的大事，因此反覆提到；他對外交問題非常關心，並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人物回憶中，恢復了李慎之一節，字數不多，內容並不重要，但也有拾遺補闕的價值。毋庸諱言，革命者同樣難免缺陷，偉人會犯錯誤，相對純潔的隊伍中出現敗類也並不奇怪，至於認識的差異，更是理所當然之事。李敦白先生是中共的一位老黨員，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我覺得，他的敍述和評論嚴肅認真，注意分寸，刪除這些內容是十分可惜的。
出版一本書，既是一種完成，也是一種開始。本書出版之後，受到較廣泛的關注，眾多師友和讀者或指出錯別字，或提出疑問，或建議進一步寫作的方向，或提供新史料，使筆者受益良多。這些嘉惠，無法在此逐項提及，但沈志華教授提供的一組關涉重要、同時使筆者深感震驚的史料卻不能不呈現，它破解了李敦白先生為甚麼會在1949年初被捕這一歷史謎題。
這組史料是尚未公開出版的有關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的俄國檔案，包括米高揚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會談紀要、米高揚與斯大林之間的往來電報、米高揚1958年的回憶性報告。承沈志華教授同意，在此披露與李敦白案相關內容（這組資料收入沈志華教授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991）》（12卷），即將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米高揚於1949年1月26日從莫斯科出發，30日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2月8日離開中國。在西柏坡期間，米高揚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12次正式會談，在2月3日晚上的第三次會談中，由保密問題，為牽出李敦白埋下伏筆。在互致問候之後，米高揚直接提到有關英美等國參與調停國共談判的「洩密」事件。他說，英國、美國和法國曾同意擔當國共談判的調停人，後來不知通過甚麼渠道，他們得知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反對調停，這些大國怕丟臉，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決定不參與調停。因此，必須認真做好保密工作。顯然，米高揚懷疑中共方面洩露了與蘇聯的往來函電。毛澤東對此加以否認，他說，這樣重大的問題，特別是與莫斯科的函電往來，只有五個在座的中央委員以及翻譯師哲和捷列賓（蘇共派駐中共中央的工作人員）知道，這些人都是可靠的，他不會懷疑。關於英美等國的表態，毛澤東聲稱，這些國家在得知我們的立場之前已經公開報道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反對調停。但米高揚認為，當時可能僅僅是猜測，在了解了我們的確切立場之後，它們才急於放棄調停。即仍認定相關情況被洩密。毛澤東接着說，不排除中國共產黨周圍有人洩漏情報的可能性。
上述會談並未涉及李敦白，但2月4日米高揚致斯大林電報中補充的一條消息直接指向了他。米高揚說，在與周恩來的一次單獨會談中，周曾告訴他，當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時候，那裏有一個常駐的美國代表處，其中有情報人員和記者。從延安遷出之後，中共中央機關的編輯部裏，有一名美國記者同他們一起工作，該記者通曉漢語，娶了一名中國妻子。米高揚隨即向捷列賓求證，弄清這個美國記者叫李敦白，他提出了以下懷疑：李敦白說自己在美國學了三年漢語，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漢語學得這麼好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李敦白先生只學了一年漢語，可見他的漢語能力確實強）；他為甚麼學習漢語？他用誰的錢來到了中國？捷列賓說，之前他曾通過自己的渠道向莫斯科通報過李敦白的到來，並說，幾天前還有一名美國記者（從米高揚1958年的報告看，這名「美國記者」是指馬海德）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米高揚到來之前去了北平和「滿洲地區」。聽捷列賓介紹上述情況後，米高揚立即委託他對李敦白和另一位美國人的所有材料進行詳細的查證，挑選出必要的信息，向莫斯科報告，「因為這兩名美國人很令人懷疑」。
斯大林在當日的回電中直接將「懷疑」變成了「毫不懷疑」：「我們毫不懷疑，在中共中央機關編輯部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是一個陰險的美國間諜。我們建議立刻逮捕他，通過他來揭露美國的間諜網。」他還「非常確信」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國間諜，建議中共今後不要與她接近，不允許她到中共佔領的地區。
2月5日，米高揚再次與中共中央領導進行會談，他「利用間隙」講了他和斯大林之間關於李敦白的電報內容。根據會談紀要和米高揚致斯大林的電報，中共領袖對此並未質疑：「這份電報對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產生了很大影響。參加會談的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說，李敦白是經記者斯特朗舉薦留下的。毛澤東說，1936年起還有另外一個叫馬海德的美國人住在他們那兒，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任弼時補充說，馬海德是經記者斯諾介紹留下的。」米高揚對毛澤東說，難道你不明白，這個美國人是美國間諜機關的間諜頭子，應該把他抓起來。有關李敦白的這一消息引起了驚奇的呼聲：「應該！應該！」
米高揚1958年的回憶性報告，則披露了更多的信息。他說，在向斯大林報告了有關李敦白和馬海德的情況後，斯大林指示向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建議把這兩名美國人作為已經查明的間諜逮捕。但毛澤東並沒有接受這一指控，他問米高揚從哪裏知道他們是間諜？他覺得這兩名美國人是誠實的，並試圖說服米高揚。米高揚則「無論怎樣都不能說服他」，只得向莫斯科報告，得到的新指示是：「要堅持。」他再一次提出了這一問題，結果「中國人不滿意了，他們不理解我們，為甚麼我們要干涉他們具體的事務呢，為甚麼我們比他們中國人自己還關心這件事情。這給他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我有斯大林的嚴格指示，這為我們的會談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但其餘的會談都是在良好的同志般的氣氛中進行的。」是否認定李敦白、馬海德為間諜，成為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期間與中共中央的一個爭執點，而且引起不快。
米高揚離開之前，並沒有逮捕美國人。米高揚推測，因怕斯大林生氣，中共後來逮捕了李敦白。他還說，斯大林死後，「我們才向中國人通報說，我們沒有任何情報，也沒有任何理由逮捕他們」。
由此可見，所謂「斯特朗間諜案」，完全出自斯大林的信口編造。那麼隨心所欲，那麼肆無忌憚，甚至連構陷都算不上。李敦白先生在黑屋子裏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為他的被捕尋找「合理性」，如果他不是活得足夠長壽，他永遠不會知道使他遭受巨大創傷的「間諜案」其實並非由斯特朗而來，不會知道當時中共領袖對他的評價其實頗為正面，不會知道他的被捕和他的表現其實毫無關係，就像斯特朗永遠無法知道，使她負疚終生的李敦白受她牽連而被捕一事僅僅是一種猜測，實際上，倒是由李敦白牽連到斯特朗。個人對自己的命運之事先不能預知，當時不能察知，乃至事後不能得知，令人脊背生寒。
我不準備在這裏一一開列對這本書提供過幫助的師友的名單，但他們的恩惠，我將一一銘記，並永遠感謝。
徐秀麗
2014年10月18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