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就是間接地在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

　　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

　　什麼因素讓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

　　茉莉‧安德魯斯在《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中收錄許多引人入勝的個案故事，透過獨特的視角去觀察近數十年來的重大政治變革，同時展現出「如何敘述政治世界」的可能性和挑戰。

　　她選取四個不同國家的許多個案──英國的社會正義問題、美國的「後911愛國主義」、德國人對於拆除柏林圍牆的反應、證人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如何承受壓力提供證言──採用新穎手法深入分析歷史和個人生活經歷之間的關係，洞察重大問題之爭議。

　　茉莉‧安德魯斯在每一項個案研究裡，探討這些人在講述自身生命故事時所透露的、他們堅信的政治世界；同時嘗試辨識出，哪些範圍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脈絡，會使得某些故事成為比其他故事「更有說服力的敘述」（tell-able）。

作者簡介

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

　　東倫敦大學（Univerisity of East London）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及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教授、敘事研究中心（Centre for Narrative Research）共同主持人。近二十餘年的研究工作關注「個人生命史敘述（自傳、回憶錄）與社會變遷的交叉點」，尤其著重個人對「自身政治觀點以及社會角色」的敘述方式。已出版專書包括Lifetimes of Commitment: Aging, Politics, Psychology(2001)、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Everyday Life(2014)。

譯者簡介

陳巨擘

　　美國加州大學Davis分校社會學系博士肄業，曾任巨流圖書公司、政治大學出版社總編輯。譯有《後殖民主義》、《社會科的戰爭》等書，目前在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從事成人教育工作。

歷史／傳記／政治敘述
 
時間是1992年，地點是東柏林，我坐在沃夫崗‧天普林（Wolfgang Templin）的客廳裡，柏林圍牆已經在三年前拆掉了。艾瑞西‧洪內克（Erich Honecker）擔任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共產黨總書記（1971~1989）的時候，曾經將天普林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1987年，天普林和其他幾位主要的反政府運動分子一起被放逐，他和家人最後落腳在西柏林。對天普林和他的國家而言，從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時刻起，生活開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我請天普林告訴我，他在1989年11月9日那天晚上的感受。
 
他回答時非常激動，遭到放逐將近兩年之後，他終於獲准「回家」。天普林推擠著一直湧向西方的群眾，奮力走回東德：
 
「我立刻打電話告訴朋友說，如果圍牆倒塌，我回到東德的路途就會是自由的，而我當時欣喜若狂⋯⋯柏林圍牆倒塌對我而言，代表我可以回到東德，而不是離開東德。我用身體直接體驗了這晚的經歷─所有人都是推擠著湧過我身邊離開東德，而我則是奮力往東德的方向擠進去。我欣喜若狂，而且是以這樣的情緒進入東德……兩、三個星期後……我的家人搬回來。」
 
天普林的故事極為引人入勝，有幾個原因：這是一個喜愛家庭生活的男人的簡單故事；他被迫離開他所熱愛並且奉獻一生的土地，現在他獲准回來；他「欣喜若狂」。
 
這故事不僅僅是天普林個人的喜悅─他的故事間接地挑戰了柏林圍牆倒塌這個歷史事件對一般人的意義。就在天普林進一步說明當天晚上以及隨後幾個星期他那種強烈的情緒時，我不禁想了解，是什麼因素讓他對這些事件有這樣的反應。除了普遍用來解釋1989年巨變的那一種政治論述框架之外，我認為有必要思索另一種不一樣的論述框架。在那個重大的夜晚，他為什麼沒有和其他那些尋歡作樂的人一同在圍牆上跳舞、喝香檳？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在想盡辦法「逃離」東德之後，一旦機會來臨，他又要回來？天普林的故事引發更多這類的問題。
 
在過去二十年裡，我一直在和類似沃夫崗‧天普林這樣的人交談、聽他們講話，並且試著從他們告訴我的生活故事裡，了解其中更深入廣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