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人性的掙扎──在軟弱的憐憫與奉獻的憐愛之間
當人面對身心受創者時，常不禁油然地生出悲憫的心，理所當然地伸出援手，不僅助人，還似乎展現出己身的優越和崇高，何況這樣的行為，尚可為自己帶來工作和生活中的好處，但助人的互動模式，造成了對價形式的後果，卻也產生了原本助人者須面對自己可笑的懦弱和無盡的軟弱，隨後的悲劇結果幾乎就此成為定局。
這是個亙久以來一直出現的故事，背景雖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奧匈帝國邊境的偏僻小城，但亦可能再現於二十一世紀今日的某個地方。讀者可看到本書主題在論述同情的兩個面向：一是出於軟弱，排拒他人痛苦，保護自己心靈；另一為具創造力，以耐力容忍，不計自己得失，盡意發揮助力為職。
故事的起點是一個年輕奧地利輕騎兵連少尉軍官調防至匈牙利邊界小鎮，陰錯陽差地成為當地幾乎擁有一切地產貴族家中的常客，席間暢談彼此間不同生活領域的趣事，不僅彌補其單調軍旅生活和匱乏的家庭溫暖，也為富豪府內帶來異常的歡樂，尤其是坐在輪椅上的貴族千金，每日翹首期盼軍官的造訪，讓他深感自己發揮同情的助人行為，彷彿減輕了富豪宅邸內每個人的憂傷及重擔，對病人的同情參雜著柔情，而她的痛苦更引發出同情的神奇力量。
雖然他已覺察到自己無由的被動與反感，但在少女的父親和家庭醫生的請託下，卻又同意為她的康復提供全力的口頭協助，說出幻夢似的療程康復計畫，引發出千金的期待康復與渴望憐愛，進而為軍官套上婚戒，當場引爆出剎那的幸福歡樂，讓軍官飄飄然以為自己成為上帝救世主，但少女推開輪椅吃力歪斜地嘗試走向軍官卻重摔在地面的那一刻，他卻恐懼悔恨，倉皇離開回到同袍和當地民眾面前，全然否認已經傳遍當地的婚約，且想盡方法離開，在搭上火車後，心中的歉意和不安，讓他在途中傳了封電報給少女，意圖說明自己公務在身，不得不暫時離開。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引爆，造成全面的混亂，這個訊息亦無法傳遞，少女在毀滅真相降臨之際，由家中的高塔躍下，結束自己的生命，軍官從此浪跡天涯，在戰事中衝鋒陷陣，企圖藉此得到解脫。直到多年後，在歌劇院內突然認出家庭醫生與其終生不棄不離的失明配偶，黑暗中面對此畢生擔負接納照顧盲妻犧牲奉獻者，覺察到審判似乎降臨，自己當年的懦弱和罪過亦無所遁形，慚愧悔恨之餘，竄出歌劇院，卻認清：過去的一切是終生無法遺忘逃脫的。
個人原本以為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戰爆發之際）完成的作品應是對納粹政權發展的起因及對參戰和反戰的論述，卻由故事的情節開展，主軸架構出一個少不更事的軍官、兩個令人敬畏的長者和兩位妙齡女郎，其中一位有若驕縱公主的輪椅少女，對騎兵與富豪女兒互動的言不由衷，悲喜交加的情節發展，好奇於故事主角人物展現同情的結局，欲罷不能地閱讀，以致再三回味作品的轉折，不由讚嘆作者的創作功力。
作品中對消逝帝國的最後絢爛，藉由輕騎兵隊員的訓練職責，情緒起伏展現出的悍馬英姿，以及貴族宅邸的酒光食色、紙醉金迷，讓軍官流連忘返，沉迷於對人伸出援手，自己彷彿化身為天使，甚至是上帝，救人脫離苦海，卻讓身心孱弱倔強的女子編織出無盡的情網，也讓軍官墜入了無以當面拒絕的深淵，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自己終生良心的譴責。
在作者史蒂芬．茨威格藉由第一人稱主角這位輕騎兵軍官的敘述與對故事關鍵人物之一康鐸醫生的描寫，可具體地觀察到本書所論述兩類同情心的對照代表；尤其細膩描寫出軍官漫不經心的發揮惻隱憐憫行為，一再地以主動助人發揮同情，夾雜壓抑己身被動的不耐情緒，卻引發出病人被動誤為接受到的挑逗，而主動地獻上愛的表白，其實愛情的表達在於當下雙方的感受並無對錯，可一旦弄假成真，卻否定愛、使人驚、讓己慌時，就帶來完全出人意料的致命傷害，這應是作者撰述的重點，也似乎預表其個人對生命的悲哀無力感。
茨威格出身於奧地利的猶太世家，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後奧匈帝國的解體，再陷於二次世界大戰，為逃避納粹政權的迫害，先移居到倫敦，取得英國國籍，但納粹政權在歐洲的軍事優勢，讓他繼續不得不輾轉到北美，落腳於巴西，因疑患憂鬱症，於一九四二年初仰藥自殺，其妻亦於當日隨其而逝。茨威格畢生完成眾多創作，此作品為其唯一的長篇小說，情節張力亦充滿戲劇、幽抑、絕望和悲劇性，正為世人論其作品洋溢的特色。
《焦灼之心》點出了猶太人世代背離上帝、歷經試煉與苦難，深體己罪，卻無以解脫，等待救贖的心境：
人性本善良，豈容人挑逗，一旦遇試探，折人亦損己，終生雖內咎，難蒙上帝憐。
劉惠安
（本文作者為輔仁大學德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