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魂：日本人的求存意識如何改變世界

第一部分：海嘯
1.海嘯
2.突破險境

第二部分：鎖國時代
3.島國
4.離開亞洲

第三部分：時代的遺落
5神奇的茶壺
6  失敗之後

第四部分：繁華過後的日常
7世界第三強
8武士之髦
9繁華過後的日常
10應許之地
11螢幕之後

第五部分：飄散
12亞洲的舊日本
13非常態國家

第六部分：海嘯之後
14福島災難
15公民
16海嘯之後

後記書目名詞對照表感謝

前言

　　每一本書都有其緣由，本書是隨巨浪侵襲而來。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海嘯促使我書寫日本，我在2001至2008年間以駐外記者的身分住在日本，當時就時時動念想寫一本書，然而新聞報導的壓力加上自己缺乏急迫感而遲遲未能提筆。2008年末，我離日另赴他職，而當2011年3月11日發生地震，我立刻飛往日本報導浩劫過後與接下來幾個月的情況，這場巨災的規模與帶來的慘狀、日本人多麼勇敢地面對現實，喚醒了沉寂在我腦中多年的想法，我想要如實描述這個頑強抵抗的國度，過去她曾克服過連番逆境，從蒙古人入侵乃至一再發生的天然災害。我描述的，是根據我在這國家報導與生活的七年經驗，那正值經濟趨緩，國民喪失自信的七年，但我盡一切所能透過日本人民之口娓娓道來，這會是當代日本的寫照，儘管困難杵在眼前，但這個國家正在改變，且以外人通常看不到的方式適應，同時我也以她的歷史脈絡為本，因為若不了解過往將難以全面理解當下事件。從地表最現代的都市地景之一所構成無邊無際的水泥叢林背後窺之，確實該以這種方式，來描繪歷史與傳統隨處可見的日本。

　　因此，這不是關於海嘯的書，本書的範疇寬廣許多，然而地震、海嘯與核溶融的三重災難，讓我們不禁想知道日本的機構與人民如何面對逆境，危機揭開諸多缺點與值得欽佩之處，然而這場悲劇提醒我們，別忘了有個生活在地表最不安定區域之一的民族那超乎常人的韌性，災難發生未幾我在現在居住的香港，當地人從電視上看見商店外和疏散中心整齊的隊伍均不可置信，他們欽佩生還者不言可喻的尊嚴，也為近乎零犯罪而驚訝不已，經過二十年停滯理應一厥不振的國家，展現的堅強卻超過世人對她的認識，這也正是長年居住日本的作家Pico Iyer所說「日本予人如此沉著鎮定與顧全大局的強烈印象，突然間世人可以從她更為人性、慈悲與勇敢的視角，來看待這過去一直堅定主張自己與眾不同的國家。」

　　災難也展現日本依舊無法自外於世界的事實，大多數的日本人甚至以為，海嘯侵襲的東北只是個生產稻米、魚類和清酒的地方，儘管東北稱不上日本的工業重鎮，卻是與全球供應鏈接軌的樞紐，光是一家工廠就生產全球百分之四十的微控制器，這種主宰汽車動力方向盤與平板電視影像的「小腦袋」，海嘯摧毀這家工廠後，遠在半個世界外、位於美國路易西安那州的通用汽車被迫暫緩汽車生產，同樣地，由於福島核電廠危機後的電力短缺，已經躋身全世界最大液態天然氣進口國的日本只好提高天然氣、石油與煤的採購，成為全球能源需求波動的重要因素。

　　日本人口中的「日本抨擊」(Japan bashing)部份源自這個國家在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人們懶得抨擊瑞士，瑞士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年成長1%，按照日本標準也是經歷「失落的十年」，瑞士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卻是小型經濟體，日本的經濟規模相對縮小了一些，但依舊佔全球輸出的8%，相對於英國的3.4%和美國的20%。日本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非人們有時誤以為的最大債務國，她擁有全世界第二的外匯存底，2012年再度與中國角逐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海嘯暫時讓人們想起這些被忽略的事實。諷刺的是，正當日本身處危機之中，也應該讓一些人想起這個國家仍然具備的重要性。

　當然，危機也暴露諸多弱點。許多人認為，這場海嘯摧毀的工廠、道路等基礎建設佔國內生產毛額(GDP)10%，加速了日本經濟的衰亡，先不說別的，原本緩慢外移至中國等廉價生產基地的製造業因為海嘯而加快腳步，而政體腐敗的斑斑可考猶勝過不堪一擊的經濟，福島危機暴露充斥父權主義、自滿和欺瞞的公務員文化，在這全世界地震最頻繁的國家，核子災難的風險早在意料之中，同樣地緊挨著易受海嘯侵襲的海岸線栽種的樹木，那岌岌可危的處境也可想而知。官僚、政客和核電廠的作業員對日本技術和組織的盲目信仰而失去冷靜判斷的能力，然而日本這個國家在其他方面也顯出準備不及的窘態，一些養老院的疏散程序不周全甚至不存在，災難過後，中央政府花太多時間來釐清百姓需求並提供財務與技術援助，有太多該做的事留給日本東北人民傳奇性的堅毅不拔來承受，日本的應對或許遠勝過美國2005年的卡崔娜颶風侵襲，然而尚存改善的空間。

　　日本歷史上，危機的重大時刻往往成為決定性的轉捩點，有些人希望自滿受挫的日本將再度找回失去的活力，道爾（John Dower）的著作《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可說是外國學者對戰後日本所做過最了不起的研究，道爾談到類似時刻可能帶來的明澈。「事物被爆開，蓄勢待發，」他在海嘯過後不久對我說。他說這場悲劇為日本老百姓—不光是政客官僚—提供全新契機，重新思索優先順位並改造社會，「問題是他們能再做一次嗎?」他問。　　

　　「這些想法會不會因為僵固的體制而受到壓制，還是悲劇創造更多人參與的民主，人民能不能如過去有時般展現行動力並挑戰現況」本書的書名Bending Adversity來自日本諺語，意思是轉厄運為好運，日本有過多次面對並超越逆境的記錄，她抗拒西方強權的殖民掠奪在亞洲可謂絕無僅有，1945年以後，日本以突飛猛進的經濟克服自己的一敗塗地，對中國在內的全亞洲帶來深遠影響，日本經由逆境在這兩段歷史中尋得蹊徑，然而有時日本未能化解逆境，反而為境所轉，她的島嶼身分帶來安全和堅定的自我意識，然而卻動輒被自身的地理環境與島國心態拘禁，十九世紀抵擋殖民意圖的努力，到頭來自己卻成了帝國主義侵略者，不但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也幾乎自取滅亡。倘若這是轉厄運為好運，或許不轉反倒比較好，即使戰後的經濟奇蹟在許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些人眼中卻像是沒有靈魂地一味累積財富，透過生產製造並且與戰勝她的國家做生意而求得國際名聲，雖然日本已經找到經濟發展之鑰，然而過程中或許也失去些甚麼。

　　如今的日本也失去了經濟活力。說也矛盾，暢銷作家村上春樹曾向我表示，日本說不定因此有更好的機會重新發現自己，後泡沫時期的漂移帶來存在的不安，對前途的探索。他說日本是失落的，但失落未必是壞事，近來有位朋友向我寫到她的日本友人時也呼應這個觀點，「人們感到失落。他們失去典範，也失去自己。」然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至少是轉厄運為好運甚至更好的機會。

　　我於2001年冬天來到日本，在我開始在東京擔任駐外記者前，花了一個月學習語言，當時我住在金澤的某戶人家，金澤堪稱小京都，位在洶湧的日本海岸邊，是個迷人的都市，保留許多中世紀的遺跡，這裡有武士與藝妓的宅邸，有知名的兼六園，這座庭園與日本多數知名景點一樣，對外稱為日本三大名園之一，此外陶藝家、金箔工匠與業餘能劇作家在此構成發達的藝術社群，第一天當飛機剛從倫敦抵達日本，我就被帶到一座建於十六世紀的城池參加茶會，這是以巨石堆砌、外覆石灰的雄偉建築，數十人齊聚眺望臺似的平台，茶會將在此舉行。寄宿家庭的「媽媽」西田太太領我到最前頭好讓我看個仔細，一位身著和服的女士將爐床上的開水注入茶碗，用木勺舀取綠茶粉後用茶筅攪拌，她的一舉一動，從跪坐乃至操持茶碗的方式盡皆分毫不差且經過排練，反映過去以來經歷無數多次茶席的結果，我和在場每個人一樣採「正座」姿，將小腿彎曲雙腳交疊在臀部下，背部打直。經過幾分鐘，我的腳從一開始的疼痛漸漸習慣這個姿勢，於是專注在周遭發生的一切，上茶時我們先吃精緻的手工甜點，用類似牙籤的木製小器具，將甜點分成一口大小。接著我們認真端詳茶碗的形體與釉彩，感受茶湯的溫度滲透燒紅的陶土。我們轉動茶碗兩個四分之一圈，之後以快速且發出聲音的吸吮，嚥下苦中帶甘的翠玉色液體。

　　日本是個表演與角色扮演的國家，在這有數百年歷史的露天劇中，此處的我們全都是演員，而我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是由習俗主宰。茶席結束，其他客人紛紛起身離去，我的下肢卻麻到失去知覺而站不起來，於是我獨自留在舞台上約數分之久，等待刺痛感緩緩爬上腿的同時恢復感覺，至今我依然將那次經驗視為進入日本苦與樂的新生訓練。

　　打從我來到金澤的第一天起，就下決心全面接受我置身的新文化，我吃當地的食物，無論是蝦腦、海膽還是生章魚，我漸漸發現日本人製作的食物，無論多麼不熟悉，幾乎全都是新鮮美味的，事實上比我之前品嘗過的任何食物更好。當時三十七歲的我於是一頭栽進日文學習，我通過了一關又一關的考試，也逼得我學會兩千個以上的漢字與難懂的文法結構。(最後我學會相當流暢的閱讀並且用洋腔洋調進行訪談，但我的日文還是如同強森﹝Samuel Johnson﹞描述的，一隻用後腳站立的狗，儘管做的不算好，但以我的年齡能做到就該偷笑了。)我在金澤學會在榻榻米上過日常生活，鞋子要拖在玄關，跪坐在地上看電視，夜裡捲開自己的鋪蓋，榻榻米發出一種如麝香般令人舒心的氣味，先在淋浴區把身子徹底擦洗過，才到方形的垂直浴桶裡泡澡，有時我們會步行到當地的公共澡堂，澡堂鋪了舊式的馬賽克拼貼磁磚，裏頭有戶外的公共冷水池、溫水池和溫泉池，更衣室裡還有一張皮面歷經滄桑的電動按摩椅。

　　我愛日本人總是先雙手合十謝飯後才開動，也愛店家向客人收錢時道歉的樣子，彷彿付錢這件事糟蹋原本愉快的人際互動，我學會餐桌的哪個座位才是客人該坐的位置，我的老師曾告訴我，在公事交談中表示自己很忙是不禮貌的，這麼說等於暗示你比對方更斥手可熱，我喜歡用餐前連便宜的餐廳都會送上一條熱手巾，下雨時百貨公司會有一台機器把溼答答的雨傘封在塑膠套裡，我對社會常規勝過法律感到驚奇，街道上沒有隨手丟棄的垃圾，人們連作夢都夢不到自己在電車或電梯裡接手機，不是因為違法，而是出於體貼，就連在街道上，日本人都會用手摀著嘴以降低講電話的音量。

　　我前往東京赴任時又一次被深深吸引，那城市的熙來攘往，戲院和藝廊以及種類多到驚人的餐廳、俱樂部與酒吧，使東京成為亞洲的紐約市，只不過大東京都會的三千六百萬人口遠多於紐約，然而東京決不是我原以為的一個毫無特色可言的集合都市，大都市多半被形容成村落的集合，其中又以東京最為符合，東京都的臨近一代，包括我搬去的東北澤，至今依然是由村落大小的單位所組成，每到祭典時，銀行家和砌磚工人聚在一起將米飯搗成年糕，到了晚上，他們穿著棉質的短法被上衣，大腿露在外頭腳蹬涼鞋，舉起轎子般的神殿穿過懸掛燈籠的狹窄街道，東京是上百處商店家構成的迷宮，擁擠窄小的購物街上充斥簡陋木屋似的小店家，販賣著手工豆腐、傳統甜點、花、壽司、水果或者一袋袋白米。商店背後的街道窄到車輛無法通行，在東京大部分地方，腳踏車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東京的大型公園不夠多，但在屋後的巷弄裡大小盆栽紛陳，觀葉植物從裂隙缺口竄出枝枒，東京竟然給人親近自然的感覺，彷彿建築物隨時可能沉入土裡，到了夏天，震耳欲聾的蟬鳴蓋過車馬喧嘩，有些餐廳關掉電燈把螢火蟲引出來，好讓客人觀賞牠們在夜空中閃爍。東京有供奉狐狸、魚甚至鰻魚的小廟，我永遠記得有年春天看見三名身穿藍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新宿公園外，目不轉睛凝視著櫻花樹上的花瓣，由於犯罪率低得不像話，警察們專注在這個粉紅色小花的程度，彷彿是無意間發現一具屍體和一把染血的刀。

　　我開始盡可能認識社會的各行各業，從作家村上春樹和大江健三郎，乃至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我認識實業家與銀行家，政治人物與官僚、藝妓、歌舞伎演員和相撲選手，我訪談平凡與不平凡的人，有汽車從業人員與醫療從業人員、激進份子和保守主義者、自由派的教師和傳統神道教的宮司、青少年和八旬老者，有許多刺激與令人不快的事，但整體而言我認為日本是個迷人的地方，尤其對外國人來說，生活在這裡享有祥和社會的所有好處，而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如果生活品質代表的單片包裝的餅乾和地方電車車站那維護到完美無瑕的水族箱，那麼日本可說是當之無愧，你還可以在哪個城市，把筆電擺在咖啡店的桌子上離開座位，同時知道你回來時還在那裏?還有哪個國家曾經度過長年的嚴重金融危機，卻幾乎沒有留下社會動亂的明顯痕跡?

　　關於日本的書寫大多存在一種殘酷的悲觀主義甚至嘲諷式的苦痛，令我難以和周遭安適的社會劃上等號，雖然我來到日本正值第一個失落十年的尾聲，同時處在第二個失落十年開始的嚴重蕭條期，然而當時並沒有遭受剝奪的跡象，當然也比我慣常在英國同胞身上看到的要少很多。日本面臨嚴重問題，包括老化社會、超高的自殺率、學校霸凌、公共債務龐大且還在攀升、不見起色的經濟以及正在內爆的電子產業，但是危機感幾乎看不見(儘管有些人宣稱危機感正是問題所在)。整體而言日本似乎是個富裕的社會，許多方面也是個生機盎然的社會，一個在非常日本與非常現代之間優游自在的社會。

　　很多人告訴我，如果我想見識民生疾苦，我應該離開東京這個泡沫，到貧窮的縣份或是荒廢的窮鄉僻壤去瞧瞧。後來在我的周遊日本中，幾乎跑遍日本所有的四十七縣，當然也遇到一些不幸的人，對未來感到不安的人，甚至一貧如洗的人。我看見沉寂的大街與蕭條的產業，也見過充斥老人的村莊掙扎求生卻得不到許多外援。有些人，特別是年輕人，似乎是漫無目的地隨處漂流，但在大部分地方，我看到一個看起來大致完好且安適的社會，撇開她掙扎著適應新處境。

　　把別人的國家看成半滿的水還是少了一半水，多半要視一個人的性情而定，如果本書偶而對現代日本給予較為正面的註解，我希望不會被誤以為我不諳世事，讀者也會看到許多不美好的地方，然而多數日本報導中見到的殘酷悲觀主義是誤導的結果，也是1980年代hopeless boosterism的結果，於是許多專家說，日本以她永不停止的經濟機器接管全世界，今日的基本立場不是看見一只空了一半的杯子，而是底部有個裂痕導致剩下的水快速流出去。我們聽到的日本沒有能力回復年輕而只好繼續下沉，她的產業正在衰亡，女性受到壓抑，人民動輒尋短，社會封閉且無力償債，這當中有真實的部分，卻不是全部的事實。有些人因為讀到日本一心迷戀幼稚行為infantile obsession以及把青少年禁閉在家而永遠不許外出，於是想要把日本形容成一個幾近心理病態的國家，但這麼做就像是把美國片面描述成一個大規模槍枝掃射、藥物濫用以及在城市進行種族隔離的國家，或者將英國說成階級分明的社會，與暴力主義和夜間刺殺頻傳的地方。這些都是惡意的誇大。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國家都值得被從比較全方位的視角來看待，儘管有諸多問題，但日本依舊是個韌性與適應力堅強的社會，日本的歷史說明這個國家能正視最終克服眼前的許多困難，其中有些往往被認為非日本獨有。

　　偶而有人把日本發生改變的方式比喻為伊勢神宮的重建，據說伊勢神宮可追溯至三世紀，與一般人對神宮的認識不同。伊勢神宮有125社，每一社供奉一尊神，神宮四周的樹林神聖不可侵犯，使得伊勢神宮不像聖保羅大教堂，反倒像是供奉許多神明的海德公園，這座樸素的木造的廟宇每隔二十年就被夷為平地，並且以完全相同的規格重建，究竟神宮是二十年還是兩千年就隨人怎麼詮釋了，日本也曾經向世人證明非常人般的轉變能力，但這些轉變總是參考過去以及自己的信念，日本能夠改造自己，但是是使用相同的素材，前美國國院院總理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對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周恩來說，他認為日本的部落觀點使得她能夠迅速改變，就像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讓世人相信自己的獨一無二，歷史上日本脫胎換骨的能力，根植於強烈的自我感知。「日本相信他們的社會是如此與眾不同，因此他們能夠適應一切同時保有民族精髓，」季辛吉說。「因此日本人能夠做出爆發性的突變，他們在短短兩三年間，就從領主封建到崇拜天皇，又在三個月內從崇拜天皇到民主制度。」

　　日本社會學家杉本義男說，分析家們「往往忍不住在『崇日』的陣營與『抨擊日本』的陣營之間選邊站，用非黑即白的語言描述社會。」有外國觀察家，包括多年以來一直未能離開日本的，將此現象視為無可救藥的仇外、厭惡女性的社會、階級分明、故步自封，以及沒有能力面對歷史。有人看到的則是和我在金澤瞥見的相同，社會凝聚力、傳統與禮貌的意識、對傑出與相對平等的用心投入。兩種觀點是可能兼容並蓄的，杉本建議一個「權衡利弊得失的模型」(trade-off model)，聚焦在如何將「可取與不可取的元素交互連結」的方式。

　　舉個小例子。我們對「文樂」木偶戲—三位人偶師（譯註:日文為人形遣い，最早是一人操縱一個人偶，1734年以後改採三人操縱。）操縱一個人偶—的學徒花三十年學習這種技藝會感到佩服，首先他得花十年操縱人偶的雙腿，之後才准掌管人偶的左臂，經過十年後再進階到頭部和右手臂，然而要被視為真正的大師，則是要再花十年的時間。在一些表演中，觀眾看得見主角人偶師的臉，這點也代表他的成就，而至於兩位較資淺的同僚則是用黑色頭套遮頭，以免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幾乎各行各業都有類似吹毛求疵的作法，有些壽司師傅很多年都不准徒弟處理魚，盆栽師傅則是告訴我，他做了三年白工，老師才准他修剪一棵樹。諸如此類對於細節和禮儀的過度尊重，說明了日本從餐廳廚房乃至工廠地上一絲不苟的標準，只有在日本，你才會定期看到人們用牙刷清理磁磚的縫隙，然而我們也觀察到，為了堅持如此麻痺心智的修練而扼殺創新與壓制性靈，這種現象源自於師徒傳承的信念，用一發不可收拾的圓點佈滿畫布的藝術家草間彌生曾經對我說，師徒關係令她「想吐」，於是逃到美國追求自己的藝術。將我們對日本社會的產物感到欽佩，以及日本社會帶來的疑慮之間求得平衡，即使可能，但談何容易。

　　再舉個小例子。我們或許對日本企業的晨間操嗤之以鼻，認為這是「集體思維」的證明。我在東京時經常從窗外看見建築工人穿著整齊畫一的制服，集合在營建工地做晨間集體運動而感到有趣，同時我不得不偷偷佩服起這個無疑是提高日本國民健康和福祉的習慣，許多上了年紀的日本人依舊維持令人羨慕的苗條身材與機敏，而晨間操將運動從私人健身俱樂部搬到外面，也可說是運動的民主化。

　　任何社會都有類似的利弊權衡，但不失為思索日本的一種有用方式。日本企業對資遣員工和提升效率的過於排斥經常遭到非議，這麼對股東造成傷害，因為公司最關心的不是賺更多錢而損及股東報酬，然而類似作法也減輕創意破壞的力道，美國之類的動態經濟體through which不斷將勞工和資源移轉到更有生產力的地方，拆解舊的產業以建立新的產業，另一方面日本的失業率(約4%)遠低於許多國家，換言之政府的失業給付較少，同時社會對長期失業造成的犯罪率提高或疾病等副作用也付出較少代價，然而換來的企業生產力較低卻是不爭事實。或許一味追求效率經濟對長期而言是件好事，但是在股東與股東資本主義之間求得適度平衡，是任何民主社會都該提出來辯論的課題。

　　相同的利弊權衡模式，甚至適用被許多人視為日本最大缺陷的「加拉帕哥心態」（譯註:太平洋上的加拉帕哥群島與外界隔絕，進化出許多當地特有的動植物，日本的手機系統諸多功能與世界標準不相容，於是被稱為ガラパゴズ携帯，簡稱ガラケイ），這個詞可想而知通常帶有負面意味，過去以來乃至未來，鎖國心態妨礙日本加入十九世紀自由派思想家福澤諭吉所謂「與世界各國的交換」，日本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過度排拒外資與移民，另一方面日本自外於他國的意識，將許多人最佩服這個國家的事物保存下來，曾經住在京都二十五年的Pico Iyer告訴我，若是日本社會更加開放，他所認為日本文化中奇特和好玩將不存在，「強烈感覺到誰在團體中、誰不在，使日本得以運作得如此緊密合諧，」他說。「這個社會令我想起交響樂團，每個人演奏相同的樂譜，每個人充分了解自己扮演的腳色，只要大家善盡職責，一切將順利進行。」然而並不是每個外國人都如此寬容。《雲圖》（Cloud Atlas）的作者(David Mitchell)曾告訴我，他和日本太太與兩名幼子住在日本西部的古老城鎮萩市時，感受到的幽閉空間恐懼氛圍，學校的媽媽們總是稱他的孩子「一半的」，對日本人來說，這是對擁有一半日本血統的人一種非冒犯性的稱法，然而這個字眼令米契不悅，他花了好幾個鐘頭解釋他的孩子不是「一半的」，而是「兩者皆有」的完整個體，因此他的結論是，日本人不善於生活在文化「邊界或門檻」上，過了一年，米契便帶著妻小返回愛爾蘭。

　　杉本「權衡利弊得失的模型」並不是到處都可行，可能造成錯誤的二分法。日本看似可以更開放和國際化同時保有文明與和諧，強大有自信的社會能夠吸收外來的影響力與人，而不擾動基本的均衡狀態，日本大可以敞開大學的窄門給外國學生，同時鼓勵更多自己的年輕人出走到世界各地，一如明治時期的先驅者為了追求新的觀念而遠赴他國，或許日本甚至可以設法兼顧企業效率的提升與低失業率，或者學會如何培養一個嚴守個人主義同時又願意參加集體晨間操的世代，然而社會制度不見得容易鬆綁，強項往往是弱點，而弱點也往往是強項。文化不是菜單可以讓你我點菜的。

　　或許基於這個理由，本書很少提出藥方。想從中獲取日本振興經濟的方法，或者想看看日本如何全面檢討心態的讀者恐怕會失望，但我並不反對依些標準的藥方，我認為日本若是不那麼封閉保守，對近代的殘暴歷史更有覺察並且更願意解放女性的才華，日本確實會成為更好的地方，如果能促進更多人參與民主並且穩定功能不良的政治制度，日本將會得益。日本當然也該努力製造更多經濟成長，也許是透過結合經濟自由化、更開放的貿易和更積極的貨幣政策。如果更多創業家願意冒險，教育制度製造出更多原創思維的人，日本會是更具動感的社會，中期而言，如果想清理財政的爛帳，日本需要加稅或刪減支出或兩者都需要，但是這麼說並沒有太大幫助，日本的學者和決策者又不是沒有說過同樣的事，大家都知道日本該做甚麼，但是光是列一張清單也可能流於光說不練而無法令人滿意。

　　因此本書將以我看到的日本而非我希望的日本為主，我認為這是個適應與進化過程中的社會，儘管有時是以她本身令人喪氣的方式進行，如果我們不該認為日本不知變通，也不該將她視為一個同質性的國家，雖然日本以獨特的同質性作為自己的形象，然而日本和其他國家一樣跨越階級、地域、性別和年齡，接受次文化的挑戰，被結構性的改變形塑，凡是以「日本認為」開頭的言論，應該被視為極度的懷疑論，出於對現實的尊重，本書在可行的情況下會尋求日本人為自己發聲，說出所有的多樣性與紛紜的論點。我對其中一些意見提出評論，但許多則或多或少以我見聞的原樣呈現。

　　第一部分「海嘯」，記錄了老百姓面對災難的經過，特別是受到三一一浩劫影響最鉅的沿海城鎮。我從日本一發生地震起開始報導十天，之後幾個月乃至次年間又多次往返，我試著從訪談與當時的記錄，重建海嘯侵襲岩手縣、人口兩萬三千人的漁業城鎮陸前高田後的驚恐時刻，我也報導災難發生後的幾天、幾週和幾個禮拜間，我對鄰近城鎮大船渡市的印象，這些篇章以親眼目睹此一事件，引出日本的堅強韌性，然而若是想更深入了解日本如何適應與倖存，我們需要對這個飽受地震、海嘯、火山與颱風威脅的國家背後，長久以來「為災難做好準備」的歷史文化深入探索。

　　第二部分「上了雙重栓的土地」，包括一章專門探討日本自外於世界的思維由來，地理上日本位於亞洲，在中國的海岸之外，而中國再起可說是我們這年代的大事，日本的堅強韌性部分源於自己的孤獨感，我認為日本的弱點和強項盡皆來自這種心態。十九世紀的日本在面臨西方優越的科技下，毅然決定脫離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轉而師法歐洲強權，當時的日本拋棄封建制度並從事現代化，之後發動殘暴且災難性的帝國大業，而其原由則是種族主義的天皇膜拜，結果造成悲劇且幾近自取滅亡，因此今日的日本孤立於自己的土地上，她與鄰國特別是中國和韓國的關係則始終擺脫不了歷史的陰影，日本既不是歐洲人也不完全算亞洲人，與人一種漂流不定的感覺，而她唯一的外交，是抓牢與美國的「附庸國」關係，連股票經紀商都有所謂「日本以外的亞洲」說法。

　　第三部分「找到與失落的幾十年」，首先簡短回溯日本從戰爭的廢墟中快速復興，乃至1970和80年代的經濟實力。1990年泡沫崩盤，1995年地震重創神戶再加上邪教鎖定東京地鐵通勤族發動攻擊的雙重危機後，緊接著是漫長的相對停滯期，村上說1995年是日本的轉捩點，讓平民百姓意識到，泡沫前的時代再也回不去。在日本快速成長的那些年，想要趕上西方生活水準的驅動力錯誤地成了日本戰後全民運動的主旨，雖然日本基本上達成了目標，但泡沫破裂卻使全國上下失去努力奮鬥的目標，日本失去了日本人所謂的根性，也就是「膽識」或「戰鬥精神」。

　　第四部份「成長後的生命」談到當代日本如何調適，本書堅決主張日本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站在原地不動，只不過她的轉型還未臻完美且離完成還有大段距離，兩章探討經濟，其中「日本第三」和「成長後的人生」認為，在生活水準和社會凝聚力的維護上，日本做得比一般人認知的還要好，儘管日本的經濟稱不上健全，但是表現並沒有許多人以為的那麼糟，日本已經成為所有經濟問題的統稱，但是從日本人的生活水準觀之，而不看投資人的報酬或相對其他國家的經濟規模，過去二十年並沒有那麼悽慘。

　　日本一直避免對生活水準造成嚴重傷害，部分(或許是多半)透過累積巨額公債，但這種作法會付出多少代價尚未可知。曾經日本政府有可能背不動這些債務，要嘛就是不還款(不太可能)、刪減社會福利，或者利用通膨讓債務縮水，在那個階段我們或許會回顧過去，斷言日本領導者當初應該更快採取行動來處理揮之不去的結構性問題。日本過去一直把安定排在大刀闊斧的改變之前，如果是為了長期的經濟復甦而准許更多破產並採取積極的產業重整，或許日本的表現會更好。

　　不過，如今歐美漸漸能體會，從嚴重的金融打擊中復原不是容易的事，即使是奉自由市場為圭臬的美國，在大難臨頭時還是不願意讓銀行或汽車產業破產，2013年伊始，美國的失業率約8%，儘管有復甦跡象但經濟依舊疲弱，英國的失業率也幾近日本的兩倍，英國的經濟從2008年以來縮減4%，西班牙和希臘等國的情況則更糟，於是其他國家和日本一樣，必須設法解決更高的赤字、更低的成長，以及過去作夢也沒想到的拿貨幣政策做實驗，只為了讓經濟正常運作。日本往往被視為他人的殷鑑，只是真正的教訓不是日本多麼不擅於處理資產泡沫化，而是更令人擔心的，相對其他國家而言有多麼好。說到資產泡沫，日本帶給全世界最重要的啟示是，不惜代價，一開始就避免資產產生泡沫。

　　「鬈髮的武士」探討2001至2006年間，最具領袖魅力的首相小泉純一郎領導國家的時光。這是一段特別的時間，人們嘲笑這位誓言大刀闊斧改革的領導者，小泉想為這個在低度成長新年代中腐爛的政治制度注入新的生機，揚言摧毀自己的政黨，結束五十年的一黨獨大，最後他果真付諸行動，只是死氣沉沉的兩黨制依舊未能取代舊的現況。日本的政治制度依舊無法勝任它所擔負的任務，接下來的兩章，包括「樂土」與「從幕後」探討日本戰後模式崩壞後的社會改變，生活變得不確定，許多人感覺不再那麼有保障，特別是婦女和年輕人。但是過去的確定感消失，機會隨之到來，這幾章探討日本人民如何理解這些爭議。

　　第五部份「飄移」探討日本在國力式微、中國崛起的年代面臨的嚴峻外交挑戰，過去尚未解決的歷史與領土爭議至今仍不時迴盪在這區域，日本對中國的甦醒毋寧是不安的，與中國針對沖繩與台灣之間無人小島的爭議，為兩國之間的舊恨更增添新仇，來自中國的明顯威脅，使得日本在世界定位與認同感的舊傷口再度被撕裂。

　　第六部分「海嘯過後」試圖近距離觀察日本社會的變與不變。福島事件說明舊日本多半是完好的，至於沒能夠妥適處理核子危機或是對誠實面對大眾，足見這是個高度缺陷的政治與官僚制度。然而災難也出現一些好事，隨著捐款從各地湧入，日本也開始覺察到自己與世界的連結，一位外務省官員泫然欲泣地告訴我，阿富汗的甘達爾市湊足了五萬美元幫助重建，日本人重新發現他們國家的東北部，這個壯麗被詩人歌頌，但長久以來被日本以窮鄉僻壤而忽視的地方，如今他們終於能領會人民不可思議的耐力，也就是日文所稱的「我慢強い」—堅忍不拔。志工湧入災區幫忙清運垃圾並挖掘淤泥，受到近年通過的新法律而方興未艾的公民社團，在海嘯過後更顯茁壯，日本並不是一直享有和諧社會的美名，就在戰爭浩劫後不久，左派與右派之間經常因為對歷史與未來重建的看法而產生意識形態之爭，1960年代的快速成長淡化雙方的歧異，但近年來日本人開始重新發現何謂組織、辯論以及不向挑戰妥協，隨著福島事件演變成反核運動而凝聚力量，加上人民受到海嘯與核汙染影響而堅持獲得補償，這股力量也變得更強大。

　　最後，在日本東北的漁業城鎮中，當瓦礫被清除，屍體被清點，日本的老百姓試圖回歸正常生活之際，也展現極度的人道精神和剛毅。一位日本編劇家說，他們的故事描述「不斷向前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世事無常這種迷人的傳統。」他們唯一有把握的，就是哪一天海嘯將再度來襲，許多情況下，他們展現的拓荒精神讓人想起嚴酷的美國西部，而不是經常錯誤與日本聯想的整齊劃一以及與仰賴上對下威權。經歷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嘯後，東北的人民不想等待這個本來也就不太相信的政府，他們掌握自己的處境，從平地開始，從他們的毅力和求生經過中，我們應該找得到希望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