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

作者中文版序   911之後：多元主義的毀滅與新生？   博拉朵莉
導言           作為「事件」的對話：另一個可能世界的兩種路徑    洪世謙
序              恐怖時代中的哲學  博拉朵莉
引言           恐怖主義與啟蒙時代遺緒

第一部
I   基本教義派與恐怖──與哈伯馬斯對話
II  恐怖主義概念的重構  哈伯馬斯

第二部   
III  自體免疫：真實且象徵性之自殺──與德希達對話
IV  恐怖主義概念的解構  德希達

索引

作者中文版序

911之後
多元主義的毀滅與新生？

　　2001年9月11日的攻擊在許多面向上，已然成了歷史性的分水嶺：真實與象徵、倫理與政治、意識形態與心理。對於那天所發生的事件，本書是第一本，也是內容最廣泛的批判反思作品，企圖同時探索這些概念之最前沿。在紐約仍籠罩於有毒煙塵時，哈伯馬斯與德希達兩人便以證言確認了哲學家自古以來的預言能力：足以將現狀分析至極深入，致使未來的面貌清明無礙。因此，一切並非巧合—比起那足以轉變命運之日後的餘波，哈伯馬斯和德希達兩人在此書中重構又解構的世界圖像，我們在今日反而更覺得熟悉。

　　本書中主要且迫切的焦點之一，便是這些悲劇事件中真實與象徵面向的對比。對恐怖主義進行理論詮釋時，赤裸現實的交錯疊覆與看似永無止盡的象徵迴旋，是哈伯馬斯與德希達的共有特色。一方面而言，無疑地，曼哈頓市區在那個清朗9月早晨所發生的事，以和平時期而言，正是對於一座全球性城市所蓄意進行的、影響最為深遠的暴力行為。恐怖主義行動是這樣令人痛心地真實，因為它們使殘暴及無從回復的生命損失不停擴張。另一方面，恐怖也在象徵層面上運作：藉由在政治領域中將恐懼武器化。

　　早在17世紀，霍布斯已經意識到恐懼是民主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為恐懼能加速謠言的擴散，並創造出令人彼此懷疑、失去信任感的氛圍。然而，相對於恐懼，恐怖是藉由過度簡化、標籤化，以及抹煞差異的手段生產宿敵，其中包括個體之間、文化之間、各種意見之間及資訊來源之間的差異。一旦恐怖確實掌握了政治論述，如同2001年911攻擊後所發生的那樣，等於為集權主義敞開了大門，此時政府系統內部會產生難以動搖的極化現象，公民自由被大幅削減，而這些現象，根據鄂蘭的經典著作，描述的正是希特勒統治的德國以及史達林統治的蘇聯所共有的政權基礎。她的名句如下：「無論其意識形態的特定民族傳統或精神根源為何，集權政府總是將階級對立轉變為群眾運動，再佐以政黨政治；然而那絕非一黨獨裁，而是藉由群眾運動，將權力中心從軍隊移轉至警察機構，並建立公然地朝往全球宰制外交政策。」

　　儘管雙子星大樓的倒塌似乎已是陳年舊事，「零地點」也成了旅遊景點，生產宿敵的狀況卻仍未停止。確實，這已成為全球現象，在整座星球上強迫症似地反覆發生。以此言之，我們不該忘記布希亞曾將911事件定義為類似母體（matrix）的「所有事件之母」，他也指出，所有未來事件為了被認定為「重大」事件，都必須回溯此事件。

　　2014年8月，在敘利亞拉卡（Raqqa）郊區的一座荒涼山丘上，美國公民詹姆斯．佛利（James Foley）被伊斯蘭國（ISIL）斬首，這段被仔細編排且高調上演的過程即是絕佳案例。斬首的歷史悠久且舉世皆然（ecumenical）。從舊約聖經開始，大衛砍下了歌利亞的頭，獻給掃羅王證明自己足以繼承以色列王位，一直到英國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也曾以叛國罪將兩位妻子安妮．博林與凱瑟琳．霍華德公開斬首，甚至在法國，1981年以前，斷頭台還是合法的死刑處決工具，還有沙烏地阿拉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之一，直至今日仍將判刑確定的罪犯斬首。

　　然而，佛利的斬首卻不涉及以上脈絡。他身著關塔那摩灣風格的橘色連身囚衣，被一位戴面具的黑衣人處決，那人說著帶有異文化口音的倫敦英文，後來被認出是一位英國國籍、綽號吉哈迪．約翰（Jihadi John）的男子。從未有影像如同這次如此有效地刺穿了全球的螢幕，舉例來說，在墨西哥被斬首的記者們就沒被看見，就連更接近這座拉卡山丘的地方，在一場位於伊拉克下屬城市的復仇中，伊斯蘭國一次砍下了高達五十顆人頭，其中包括婦女與小孩，然而一切影像都不像佛利的斬首影片般成為全球媒體事件，也沒有從暴行紀錄變成影像產品。其實，在談撞入世貿中心的飛機時，德希達就已經觀察到，當時所有影像的創傷力量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早已存在我們的視覺檔案（visual archive）中的一部分。同樣地，佛利的斬首也令人害怕地熟悉，因為全球觀眾早在電影及電玩中反覆看過同樣的特效。因此，一條紅線從曼哈頓市中心連結到敘利亞北部的荒涼山丘：宿敵被無止盡地反覆再生產（re-production）出來，此點無疑，只不過是由反恐戰創造出的辨認參數所嚴格篩選出來的宿敵。

　　自從2001年9月11日以來，全球媒體這個複雜且無中心邊陲之分、不受法律支配、也無清晰邊界可言的傳播網絡，已經有效縮小了地球。帕特．基南（Pat Kiernan）是紐約第一頻道（NY1）的晨間主播，負責播報紐都會區的地方新聞，當從波士頓飛往洛杉磯的美國航空十一號班機撞進世貿中心北塔時，他只差一小時就要下班了。當時首先躍上全球網絡的影像來自地方的網路監控攝影機，就架在帝國大廈頂樓。從那一刻開始，正如同哈伯馬斯精確地指出，這個地方事件「同步轉化為全球事件，讓世界上所有人都成了被動麻木的見證者。」（《恐怖時代哲學》，2003，p.51）

　　因此，以下問題的區分至關重要：何者為真？何者為象徵？何者屬於地方且即時、何者又屬於全球且複製之資訊？因為我們雙眼所見，也就是被轉化為景觀（spectacle）的畫面，其實都已定義了何者可被忍受、何者則否的界線，並因此總體上塑造了全球觀眾整體的經驗與知覺架構。從這個角度出發，全球媒體的恐怖敘事所造成的衝擊類似一種自體免疫反應：它們無法克制地散播、並因此擴大恐怖主義的駭人效應。這種自體免疫反應沒有保護民主體制政治中的多元主義，反而以毀滅及去人性化的畫面佔領所有公共場所，並藉此毀滅多元主義。正如同德希達之前通透的預測：這樣的後果嚴重。因為這些敘事和影像造成知覺上的麻木，其影響允許受眾將他者視為不全然真實的存在，甚至不再是人，因為他們不是被妖魔化到極致，就是純然的被害者。

　　所以我們被迫面對的問題如下：在什麼條件之下，他人在我們眼裡才算真實的活著？我的答案是：唯有在認知到他人的生命是脆弱的、隨時可能消逝的，且我們會因此哀悼之時。倘此為真，媒體唯一能控制自己複製恐怖的方式，就是擁抱一種雙曲線╱超倫理學（hyperbolic ethics） ，也就是將他者的脆弱性優先置放於所有標準化的律則、權利與義務之前。擁抱這種倫理代表要打破「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對立邏輯，並致力於將任一集體行動者的身分多元化。因此，抗拒恐怖代表要說故事提醒所有人，所謂群體、民族和文化不只是被其他群體、民族和文化所界定，而是內部便有所區別，也就是說，其中的組成分子即便彼此依存，卻也都是獨特的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