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光和光的背面
二○一三年春天，在我第三次訪問台灣期間，應邀赴台灣大學作了一次演講。談及兩岸此起彼伏的民主運動時，我提到了陳文成和鄭南榕，在我心目中，他們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我問在座的台大同學，你們知道陳文成和鄭南榕的故事嗎？
那一天，來聽我演講的大約有三、四十人，舉手表示知道陳文成和鄭南榕的故事的卻只有三、四個人，大約只占一成左右。
我想，有興趣來聽我演講的，多半是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同學。我講的題目很冷門，吸引力當然趕不上隔壁那間教室裡舉辦的關於美容的講座──還有化妝品公司前來贈送禮品。
對於在緊張的期末抽空來聽我演講的同學，我要表示感謝；但我還是爲陳文成和鄭南榕如此不為人所知而遺憾：台灣大學當之無愧地是台灣的最高學府，最高學府的學生尚且對剛剛過去二十多年的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如此隔膜和淡忘，遑論一般的年輕人了。
那一次，我獲得了一種震撼性的體驗。我意識到，倘若歷史的書寫與教育被權力者所宰制，真相就會被雪藏，英雄就會被忘卻。
如果人們不知道光進入黑暗的過程，也就不知道躲藏在光背面的黑暗是何其可怕，而每天都沐浴著的光是何其珍貴。那麽，光的喪失與黑暗的重臨，也許在眨眼之間就悄悄發生了。
二○一四年六月底，我有機會與台灣著名人權律師賴中強會面，他剛剛經歷了諾富特酒店的「客房服務」事件——那間位於桃園機場附近的高級酒店，因為接待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而近乎處於戒嚴狀態。早已入住其中的賴中強及其同事，不得不「享受」台灣情治人員的「客房服務」，一度被軟禁在房間之內。
此前，誰會相信，在極權中國盛行的、祕密警察抓捕異議人士時叫開門的騙術「抄水錶」和「送快遞」，會像高速擴散的傳染病，一夜之間就君臨民主台灣呢？民主台灣對極權中國的影響，遠遠趕不上極權中國對民主台灣的影響，這是一條優敗劣勝的準則。
那天晚上，走出台大校門，我一邊向傅鐘和傅園行注目禮，一邊有了一本新書的腹稿：雖然我不是台灣人，但我要爲台灣讀者寫一本關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書。這不是一本晦澀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讓高中生都能津津有味地讀下去的書，一種融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道和政治評論爲一爐的新文體。一個旁觀者的新視角，或許能刺激出台灣朋友新的思考。
於是，我開始選擇一些跟台灣民主運動有關的地點，以空間爲經，以時間爲緯，編織一張關於台灣民主自由的歷史地圖。
太陽花學運之後的台灣，與太陽花學運之前的台灣，已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台灣。此前的台灣是死水微瀾，此後的台灣是驚濤拍岸；此前的台灣是病入膏肓，此後的台灣是睡獅猛醒。
與日漸衰朽的國民黨官僚系統相比，台灣的公民社會新發於硎、朝氣蓬勃，宛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台灣未來的希望，已經從反對黨那裡轉移到年輕世代的手上。
二○一四年四月底，我第四次訪問台灣的第一天，先趕去輔仁大學聽「哲學星期五」系列講座輔仁場次的開幕演講──由葉菊蘭女士講「剩下的事還有很多：鄭南榕留給我們的遺產」，而我的演講則是下個月的第二場；然後去義光教會探視正在爲反核四而絕食的林義雄先生，幾年前我與這位「台灣的甘地」有過一次長談的機會，他絕食的消息牽動著我的心。
在輔仁大學，那麼多臉上帶著稚氣的學生站起來自我介紹時，表示他們來此聽演講是為了更多地了解鄭南榕，他們大聲重複鄭南榕那句擲地有聲的話，「我支持台灣獨立！」我不禁想起在綠島監獄的高牆上看到的蔣氏政權的一句標語：「台獨就是台毒。」數十年來，有多少人被這句緊箍咒壓得抬不起頭來。如今，年輕世代終於昂首挺胸地說，獨立和自由一樣，是無比美好的偉大價值。
在義光教會，我看到有不少年輕人在當志工，幫助維持周邊秩序。儘管周圍充滿悲情的氛圍，但我走過去簽名時，志工仍然面帶微笑、彬彬有禮。這不是優雅的反抗，什麽才是優雅的反抗？一直以來，我最擔心的便是，在漫長的反抗暴政的過程中，反抗者與反抗的對象變得越來越相似。林義雄說過，愛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力量，唯有愛才能確保平安。我想補充一句：愛，更確保了反抗者不至於墮落成壓迫著。那個炎熱的下午，我與好友、人權律師滕彪一起，在義光教會門口，向著林義雄先生絕食的房間鞠躬良久，才戀戀不捨地離開。
在我的這本書中，會寫到葉菊蘭擔任「終身志工」的鄭南榕紀念館，也會寫到作為林宅血案發生地的義光教會以及林義雄先生在宜蘭成立的慈林基金會和台灣民主運動館。
而這一天的經驗讓我意識到，我要寫的不僅是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而且是鮮活的、正在向當下延伸的歷史。無論是在綠島和景美聽白色恐怖受難者講述獄中生活，還是在紫藤廬聽「廬主」周渝講殷海光和《自由中國》的往事；無論是在阿才的店中與司馬文武淺斟低唱、談黨外運動時代與情治部門玩老鼠戲貓的往事，還是在柏楊文物館偶遇那位當過警總憲兵的館員並聽他袒露自我贖罪的心路歷程……這些「在路上」的故事，讓我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分享者。
台灣的轉型正義遠未完成，追索歷史真相是必須邁出的一步。對於經受過中共祕密警察酷刑折磨、差點成爲「中國的陳文成」的我而言，與逝去的陳文成、鄭南榕、賴和、楊逵、胡適、殷海光、柏楊以及還健在的林義雄、郭振純、陳欽生、姚嘉文、黃文雄們的相遇與相知，有一種相濡以沫的溫暖，更有一種薪火相傳的光榮。
這是我的第一本爲台灣讀者量身打造的書，當然也希望中國讀者和海外華人能喜歡。
近年來，不少陸客到台灣「自由行」──對於自由行，我有不一樣的定義：只是到日月潭和阿里山，算不得自由行；到那些與民主自由有關的地點參觀，才是真正的自由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這本書，或許可以成為一本「自由行」的導覽手冊呢。
我對台灣本土文史掌故的了解，當然比不上《你不知道的台灣》的作者管仁健。專制政府要嚴密控制的就是軍隊、學校與媒體，管仁健的洋洋灑灑的三大卷作品也就圍繞這三個領域展開。
管仁健揭露國民黨統治黑幕、充滿「古早味」的文章，頗受台灣讀者的追捧，偏偏被一些誤讀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中國人所排斥。不少中國人真的以為，兩蔣時代的台灣是「自由中國」的燈塔，此後台灣的民主是蔣經國在一夜之間大發善心賞賜給台灣人的。他們不知道陳文成案、鄭南榕案和林宅血案，也不知道黨外運動和民主人士前赴後繼的抗爭。他們寄希望於中國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不經民間社會的任何努力，民主就成爲嗟來之食。他們盼星星、盼月亮，從江澤民、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再到習近平、李克強，都是頂禮膜拜的對象，明君賢相夢至今未醒。
這種對台灣民主化歷史的誤讀和對中國未來民主化路徑的幻想，其實是一種思維上的惰性，以及責任感喪失的結果。管仁健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他說：「在我的部落格裡，常有一些大陸網友留言，請我不要再談台灣的白色恐怖，他們認為白色恐怖是老蔣當年『不得已而為之』，比起大陸的紅色恐怖，這根本算不上什麼。」對此，管仁健感嘆說：「唉！這其實正是中國難以民主化的主因。民主不可能從天而降，要談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民主發展史，當然要從專制獨裁史開始講起。……許多大陸網友名義上是『反共義士』，手捧『民主大旗』，羨慕台灣的民主，卻不敢碰觸兩蔣專制下的白色恐怖史。他們其實嘴裡反毛，心裡卻還是供奉著毛爺爺的教導，敵人反對的，我就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就反對。所以這些人區分敵我的標準也很簡單，只要中共反對的東東，他們就一概支持。這樣做起來比較容易，因為完全不必用大腦。支持老蔣不必動大腦，動了大腦反而支持不下去，這些『本能』其實也就是中國人在老毛不斷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鬥爭中以經驗換來的。」
作為一名信奉獨立和自由價值的知識分子，「次壞」的暴政和「最壞」的暴政，都是批判的對象。不能因為痛恨「最壞」的暴政（共產黨），而擁抱「次壞」的暴政（國民黨）。如今，中國有方興未艾的「民國熱」，有「國（國民黨）粉」，甚至有「蔣（蔣介石、蔣經國）粉」。這樣一種「奴在心者」的精神狀態，絕對不是公民社會的催化劑。
但願我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與管仁健的著作一樣，成為這部分誤入歧途者的「解毒劑」。
這本書，也是我對台灣的感恩與回饋。在我思想啓蒙的旅程中，台灣曾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滴水之恩，自當湧泉相報。
在我的中學時代，柏楊和殷海光的著作宛如在鐵屋子頂上開了兩扇窗戶，讓我看到了滿天繁星。由此，我知道了那個遙遠的小島，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愛，那些恨。
到了大學時代，我在北大圖書館的那間名為「港台文獻中心」的小小閱覽室，讀到賴和、楊逵、吳濁流的著作，讀到《自由中國》和《文星》的故事，以及古龍武俠小說中反抗絕望的存在主義精神、聶華苓小說中對女性身分的自覺與反省……這一切，讓我在六四屠殺之後長久的肅殺與沉悶之中，重新找到航標與希望。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台灣前輩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文學啓蒙，我還會在幽暗與曲折的精神隧道中苦苦求索很久很久。
所以，我將台灣當作精神的故鄉。我計劃用幾年的時間完成「台灣民主地圖」之三部曲。每卷描寫二十五個地方，一共有七十五個地方，遍及台灣的每一個縣市，這些地點包含廣場、公園、紀念館、由監獄改建的人權園區、名人故居、書店、咖啡館和餐廳等不同類別。我走遍了這些地方，自己也變成了半個「在地人」；而我的讀者若是走遍這七十五個地方，就等於完成了一門關於台灣的民主歷史和人權進程的課程。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個的反抗者。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被遺忘，有的人遭到了扭曲，有的人甚至被政客利用。其實，法國思想家卡繆早就指出，反抗者不是革命者。二○一四年的盛夏，當我在少年時代無數次想像過的綠島揮汗如雨地行走之時，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了政治犯曹開在〈我們的詩歌〉中的詩句：「我們被放逐，錮禁╱又一個惡魔島在我們眼前……」曹開的女兒曹貴理說過：「父親就像一棵苟活於亂世的含羞草，總是很小心地防備著這個世界的是是非非，軟嫩的身軀在閉合開展之間，渡過他的一生。」其實，我也是一株小小的含羞草，不是因著有政治家的抱負和對權力的訴求，而僅僅是因著對暴政、專橫、謊言的天生的敏感與羞怯，而情不自禁地開始了反抗的生涯。
我不知道這本書在書店上架時，店員會不會把它放在旅遊書的類別當中。如果說這是一本旅遊書，那麽它或許是一本最沉重的旅遊書。它不是「輕旅行」，而是「重旅行」，它會讓你的背包和心靈都更為沉重。不過，既然我們熱愛光，就要直面光的背面的黑暗，才能提防黑暗的來襲；既然我們熱愛自由，爲了捍衛自由，有時候就不得不付出犧牲自己的自由的代價；既然我們熱愛家園，就得走在背井離鄉的路上，爲著把幸福導入我們的家園。
這也是一本勵志的書。我想對那些比我年輕的朋友說，當你認識到這個世界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好的一面的時候，你就成熟了。美國思想家桑塔格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一書中指出：「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如何去拯救地獄中的眾生，或如何緩解地獄中的烈焰。然而，承認並擴大了解我們共有的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仍是件好事。一個動不動就對人的平庸腐敗大驚小怪，面對陰森猙獰的暴行證據就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親愛的讀者朋友，願這本書陪伴你走過一段知識、道德及心智逐漸成熟的旅途。
也許，我們會在下一個街道的轉角，或另一片樹影的旁邊，不期而遇。
二○一四年七月十日
美國維吉尼亞鄉間
推薦序
有光的所在，明亮的地方
我知道余杰的名字是和劉曉波連在一起的。令人感佩、動容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劉曉波，是余杰亦師亦友的中國民主改革之路、指標性人物。從台灣看中國，探看不屈服於權力、而能堅持追尋民主的例子，總有一些名字讓人感到希望，也會有一些動向讓人失望。但劉曉波顯示一種知識的熱點，一種文化的光亮。他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二○一○年）未能獲准出國領取。在挪威頒獎典禮上那張椅子意味的是中國的惡意，而非劉曉波的缺席。就像當年蘇聯時代，詩人巴斯特納克（B.
Pasternak，西元一八九○年～西元一九六○年 ，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只缺席領獎，甚至被作家協會開除會籍，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恢復名譽，甚至一九八九年世界人權日（十二月十日）才由其子代領。相信，劉曉波也會在諾貝爾和平獎的盛會重新被光耀，證明真理終將戰勝邪惡。而余杰正是在民主被某種黑暗力量籠罩時，執意的提燈人。
第一次和余杰見面，是在鄭南榕紀念館，我以鄭南榕基金會創會董事長身分，也以詩人身分接待。談到他在台灣的民主景點或說場域巡禮；談鄭南榕；談台灣民主化；也談中國。那時，他正在進行本書的寫作，以一位流亡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對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歷史記憶場所的觀照與描繪。第二次與余杰見面時，也是在鄭南榕紀念館，是前次見面就安排的一場對談，余杰訂了「從太陽花看兩岸四地的民主前景」的主題。這時，他的書已接近完成，邀我寫序。在我的印象裡，余杰這個名字和台灣的民主之路連在一起，而且他觀照、描繪的民主地圖呈顯一種文化風景，是一種在政治意象下的文化底蘊。
余杰是一位對民主具有信念，而且對自由有憧憬，而不得不離開自己祖國，流亡到自由之土的中國新生代知識分子，以《火與冰》於一九九○年代發出聲音，為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樹立了鮮明形象。一筆一筆，一書一書，留下探索與見證。他讓我想起一首我探觸這個世界仍然有流亡者不得不從自己祖國出走的詩〈心的祖國〉：
流亡的詩人
在詞語中
建構自己的領土
心的祖國
沒有邊界
黑暗在光中隱沒
光在黑暗中亮起
背對權力
意義之海激盪著浪花
鳴放自由的歌聲
有自由氣息的地方就是對自由有憧憬者的祖國，而民主是到達、也是追尋自由之路。我相信，余杰的這一本觀照與描繪台灣民主心路歷程呈顯場域的書，是他許多對知識分子心靈歷程捕捉的相關書籍，又是一本呈顯他對自由、民主視野的鑑照。他尋覓台灣的民主地圖，從台北、宜蘭、花蓮、台東、台中、彰化、台南，到高雄。在這個他持續進行書寫計畫的第一冊，他巡訪了二十五個場所，探看了交織著文化和政治的光點。他以特有的凝視之眼，探照的心，勾勒在不同的場所、卻又共同為台灣民主發展留下心跡的人、事、物、情、景……，流露出對於民主之光的憧憬。他把自由視為一種詩意，對一些文化景點情有獨鍾：紫藤廬、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明星咖啡館、阿才的店、慕哲咖啡館……成為他話語訴說的標的。他重視人文風景，人格情操：胡適紀念館、台大的傅園和傅鐘、殷海光故居、賴和紀念館、柏楊文物館、楊逵文學紀念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也在筆下盡現。政治受難與民主運動的所在、所繫：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義光教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室、鄭南榕紀念館、景美人權園區、綠島人權園區、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湯德章紀念公園、柯旗化故居……都是他巡梭之地。自由廣場、凱達格蘭大道、台灣民主運動館、玉山神學院……更煥發著某種精神，躍然於他的巡禮之中。
有光的所在，明亮的地方，這就是民主的意義，自由的價值。記得余杰曾送我的一本書《螢火蟲的反抗》，即使微弱的光，知識分子文化人對不當權力的反抗仍然會蓄積力量、發生力量的。曾經長期流亡美國的波蘭詩人米洛舒（C. Milosz ,
西元一九一一年～西元二○○四年），堅信真理會戰勝邪惡，自由終會推翻專制，終在有生之年回到自由化以後的波蘭，他就是對文明持有信念而且信守的一位詩人，在二十世紀的冷戰時代，以詩以行止留下動人的形影。我相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這個世界的民主不全與自由不全應該改善，但仍然有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迷信極權獨裁，以為可以藉著「搞經濟」讓人民迷惑於物質主義榮景而不自覺。中國的流亡者余杰，在台灣這個追求小而美的小國，追求好國好民的小國，觀照民主化並描繪地圖，呈顯出明亮地方的光，不只提醒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更珍惜這種光，珍惜這種意義與價值，讓民主化發展更完全，讓自由化更成熟，以使人性更能正常健全發展；這樣的觀照、描繪也會影響中國，影響在世界許多從中國出去的人們對自己相屬國度更為關注。
很高興先讀為快，並序介這本書。期待余杰的《台灣民主地圖》也能在他持續的觀照和描繪中陸續出現，在那明亮的地方有我們的憧憬與追尋。
李敏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