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公共治理與公民參與

　　科技的發達與生活的便利，帶動了全球的快速發展，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這些條件的前提影響下，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風險挑戰，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該如何面對？

　　現今當代民主政體國家皆遭遇重大的危機與挑戰，治理模式的創新已刻不容緩，例如國家舉債上升、金融風暴、烏克蘭與埃及的革命等，在在突顯出民主政治的建立後仍不斷創新與調整的問題。

作者簡介

周桂田

　　1992年臺大社會系畢業，1994年臺大社研所畢業，旋即赴德國慕尼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攻讀，於1999年取得博士學位。師承德國社會學思想巨擘Professor Ulrich Beck，歸國後致力於倡議、轉化與創造「風險社會」於臺灣及東亞社會的新理路。對近10年政府與民間高度對立不信任之「僵局風險治理」與學術斷裂社會關懷根基，認為需儘速轉轍，否則無法因應規模遠超過於20世界的全球科技、經濟、環境、社會與倫理之鉅變。目前任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並擔任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六、台灣治理與決策創新

觀諸各國，治理典範與決策制度創新構成驅動社會在新時代全球化巨變中重要的成長引擎，而目前我國侷限於僵化的技術官僚專家政治與社會對立之僵局風險治理狀態，與之背道而馳。尤其，從全球科技競爭面向來看，我國近年已逐步從著重在製造業經濟生產之「效率驅動」，轉向資訊、服務與知識密集之「創新驅動」發展【68】。因此，面對知識經濟與科技不確定時代，如何創新我國科技治理系統、進行創新的決策制度安排，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除了傳統上政府與人民之公僕與主人關係、政府將民眾視為「消費者」外，在面對越來越多全球化風險與科技爭議事件中，公私部門的創新、公民有「知」權利、公民有要求政府部門負起更多的責任與義務、公民有責任參與國家的決策以共同創造更好的永續社會，為目前學界思考政府部門創新重要的思維（Bason, 2010）。而政府決策制度的設計，更應當從傳統的內部決策、計畫決策、單一領域決策轉向創新性的與公民互動決策、多元領域決策、開放價值應重視衝擊評估、體察公民感知、朝向社會永續轉型之決策典範（Sanders & Stappers, 2008; Bason, 2010）。

(一) 建構「科技治理白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