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

中文版序
引言
第一章　出走：東北青年進城
第二章　波希米亞的地震：四川的生與死
第三章　砂石與炎熱：黃河流域的黑煤坑
第四章　黑磚窯：北方造磚
第五章　山東的「壞分子」：連根拔起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第六章　世界工廠：經濟衰退的廣東
第七章　奧運的陰影下：沒有工會的工人在北京
第八章　西進！福建農村地區的移民產業
後記　動盪的新邊界──新疆的民族衝突與移工
感謝詞

中文版序

　　在臺灣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形態教育下渡過少年時代的我，其實從十多歲就開始懷疑「大中國」這個概念。記得一九七○年代政治氛圍緊張，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對要求基本公民權的人民持續地壓迫，讓年少的我看到統治階級「大中國」意識形態的真相。眼見周遭年輕有理想的人一個個入獄，體驗到白色恐怖製造的長期社會沉默，雖才十多歲，當時我心裡已暗自唾棄這一切。

　　自一九八○年代末，我就一直想了解，壓在我們身上的，沉重的讓我們喘不過氣的那個「大中國」究竟是何面貌？那個名義上體制不同，而文化上又似接近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年輕的我曾在中國剛剛打開大門時，就忍不住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去瞧個究竟。

　　接下來的十多年，那個「大中國」不再神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看到的是和年輕時代成長的臺灣社會相似的一切：向經濟看齊，政治封閉，公民社會沉默。而在中國大城市裡這些發展特點最突出的面貌，就是低著頭勞動的農民工。記得第一回去上海，見到這繁華「世界級」城市裡最醒目的，是上萬名沒有身分的勞動者，走過每一個建築工地，就會看到皮膚晒得黝黑，汗水直流的農民工，他們建造著這城市的光彩。上海愈建愈高，而這群勞動者卻過著一點也不光彩的生活。他們就是現代中國的最大勞力軍，是一群沒有權利，沒有聲音的二等公民—確確實實是「大中國」的隱形人口。

　　那是我在一九九○年代旅中期間一直感受到的衝擊。之後，自本世紀初，我在英國不斷關注移民社區和移工，在工作上記錄了中國移工的在英狀況。在這期間，發現許多沒有移民身分的中國移工，是來自中國農村，他們的背景和處境與中國國內在城市裡勞動的農民工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引起我想要進一步了解的動機。在過去十多年期間，我經常以鐵路旅行中國，由於鐵路是農民工往返於城鄉之間的主要交通工具，我有許多機會能傾聽他們的故事。這就開始了《散沙》的書寫過程。

　　「我們就像散沙一樣，」許多農民工這麼告訴我，「哪裡有工，我們就往哪裡流。」沒有組織，也因此少有力量。「散沙」這個概念，就是「大中國」的反命題。它指著市場經濟的偽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它指著這個制度的不可持續性，它是現今中國極不平均發展模式中不是祕密的祕密。

　　習近平愛談「中國夢」。他說，「中國夢」是每個中國人都有的夢想，它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時達到。但這「中國夢」卻不是社會共享的。你環顧四周，看到的不是這「大中國」景象，而是中國公民的基本公民權被剝奪。由於他們來自農村的階級背景，他們無法和其他公民一樣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使用權，他們的子女也無法和城市兒童一樣享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目前，有兩千七百萬農民工的子女無法在城市學校裡就讀；這些兒童繼承了父母的二等公民地位，成為中國都市邊緣人口的一部分。

　　你再環顧四周，又看到城市血汗工廠不顧農民工死活，連最基本的健康和安全都無能保障。工資沒有保障能拿到，公司可隨時解僱員工，你甚至可聽到被解僱的農民工無處住宿，凍死路邊。你看到城市如何依賴他們的勞動，卻同時將他們完全隔離於社會之外。

　　艾未未稱它為「城市暴力」，在中國的城市裡，你可見到這暴力是如何摧殘勞動者的生命。你見到，農民工必需打開他的胸膛，才能證明他的職業肺病，才能得到基本賠償。你聽到，當礦產為中國製造財富之時，數千名礦工每年失去寶貴生命；你聽到，民工遷移於中國各地，以賣血養家，最後從血站患得愛滋病喪命。

　　十八大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戲稱它為「斯巴達」，以「斯巴達」這個代號來躲開國家對社會媒體的監控。十八大，對中國公民而言，是與人民社會現實完全脫節，毫無關係的一場秀。在十八大進行期間，人民透過社會媒體展開對統治者的全面批判。當統治者擺出了幾位國家挑選的「模範工人」，在電視螢幕上對政府歌功頌德之時，社會媒體裡得到百萬人民支持的，是一位在天津工作的農民工苗翠花的討薪行動。她善用網路媒體，代同事發言，張貼了抗議的影像，要求資方支付拖欠的工資給建築工地裡的農民工。她說，他們的情況在全國各地可見。

　　她和同事們也不會忘記，前總理溫家寶曾在他的公關之行期間「探訪」在北京打工的農民工。他們憤怒地告訴他，跟著他們進到城裡的孩子們需要上學，為什麼農民工的孩子沒有在北京受教育的權利？溫家寶以一貫溫和的口吻，握著他們的手，對他們說：「你們的工作是光榮的。但事情還得慢慢改變。」而溫家寶的家屬在他任內曾累積了十六點八億英鎊的財富，成為中國巨富。

　　直到今天，統治者不願去除城鄉戶籍的限制，仍維持著仿似移民政策的隔離政策，官方說法是「時機未到」、「中國還沒有適合的社會基層結構」來做全面改革。政府坐而不視勞動者的苦難，而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卻繼續著對兩億多農民工的壓迫。

　　改革開放下的極端社會不平等，就是現今「大中國」發展的最大特色。我個人覺得這對臺灣勞工有重要的意義：這個中國模式，不是一個對勞工有利的發展方式。我們在看待「服貿」和最近的臺灣公民運動時，可想想：跟著「大中國」的發展模式，對兩岸（中國和臺灣）勞工都沒有好處。當臺灣勞工被陷於低薪經濟或失業之時，那些遷去中國的臺商，正在剝削中國廉價勞工（私有製造業多僱用農民工）。它造成的是富士康工人的自殺悲劇—十三名自殺的工人都是農民工。

　　在市場經濟的無情剝削和國家壓迫下（在中國，罷工仍是不合法的），工人已忍無可忍—「散沙」也漸聚集成塔。

　　勞工活動家韓東方說，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和快速增長，「裂縫」早已顯現。創造了財富的工人，早已厭倦被當作大機器中的齒輪，長時間的工作，不安全的條件，過低的工資，不再是可以忍受的。雖然地方上的最低工資標準在某些城市有增加的趨勢，特別是二○一○年到二○一一年期間，以吸引勞工返回，但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農民工的平均收入仍然是城市平均工資的一半。

　　韓東方表示，工人將不再沉默。使用罷工行動，對農民工來說，已不再是禁忌。他們知道，為了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罷工經常是必要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涉及千餘工人的罷工事件幾乎每天都會發生，規模較小的抗議更是不斷。全球經濟不景氣帶來的百萬人失業，更加劇了階級鬥爭。二○一○年，自發性的勞工抗爭行動到達了十年以來的最高峰；困於低薪工作而沒有獨立工會代表的農民工，已不再願意等待變化。在過去的一年，我們繼續看到自發的罷工，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他們經常站在工人抗爭的最前線。

　　最被廣泛報導的是富士康工人的罷工，最近的是二○一二年十月，四千名工人在富士康的鄭州工廠，罷工抗議該公司在沒有適當訓練情況下的苛刻質量控制，以及對工人在休假期間必須工作的要求。這過去兩年來也有多起大型罷工行動，如最近在廣東東莞的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的四萬名工人，因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而罷工至今。這場罷工是今年勞工抗爭的高峰，各大跨國企業，如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都受到了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二○一四年首季，中國勞工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之一。同時，國家壓迫加深—警方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而與過去數年罷工工人的意願相同， 裕元罷工工人在網上批評了公司的國家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這些工人之中多數是農民工，他們正在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抗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國家壓迫。很明顯地，許多農民工非常明白組織和集體力量的重要。

　　《散沙》是對所有在逆境中奮鬥的勞工的獻禮，不論是中國或臺灣。我們也應問問，在臺灣是如何看待勞工，包括移工，不論是臺灣境內的移工，或是來自東南亞各國的移工？「大中國」裡上億農民工的二等公民地位和處境，我覺得可作為臺灣對待移工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