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鋒之先

序

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陸台灣，便即邀來一晤，一見傾心，驚為天人。此後十多年時間裡，但凡「馬修．史卡德系列」中文新書出版，總要在第一時間購入，無暝無日讀完始休。若說我是那些年「馬修．史卡德現象」（開口閉口：「我今晚只聽不說」、「我一天戒一次」、「大多時候我是容易收買的，但你不能收買我」……）參與製造者，一點不為過。更多時候，家裡所買的卜洛克新書，一如朱天心她家一樣，總是被拿走，總要再補。

　　甚至讀著讀著，竟把他與王國維等量齊觀了：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四月裡，斷斷續續，我一直在重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探案。原因是偶然看到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幾句話，忽然隱約理解一些「生命自持」的線索，因而更想靠近卜洛克，貼近馬修．史卡德。有些書，你不論何時讀，總會讀出一些道理。有些書，時候不到，你很難理解。人間無理可推，無謎可解。我所等待的四月的雨，最終還是沒有落下來，但我還有五月可以等。我一次等一天……。

　　奇怪的是，儘管日後卜洛克其他系列一一被引入，我也嘗試找來一讀，卻都不甚入港，從「雅賊」到「殺手」，就是有「隔」，進得去，耽溺不了。這事，跟小說行不行關係不大，純然緣分作怪，緣淺還能說什麼？有位朋友，他是「雅賊迷」，愛跟我鬥嘴，老說柏尼．羅登拔如何如何機智迷人，怎樣怎樣淵博難說，「真正愛書人都該喜歡他！」對此，我想了想，總冷冷一句回嗆：「不會老的不是人，角色而已，喜歡個什麼勁兒？」

　　誠然，「馬修．史卡德」與其他類型小說最大的不同是，馬修肉體會衰老，意志會動搖，道德會踰矩，辦案會潛行由徑，人家給錢他通常都收下，轉個身卻又丟一些到教堂捐獻箱。案件向來不是他的困擾，女人也不是，真正困擾他的，無非紅塵滾滾，該如何照著自己的那一套存活下去，或說存活出來自己的那一套。而幾乎有大半的時間（至少從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年，整整六年時間裡，他終於明白且面對「我是酒鬼」這一事實），他都是在跟酒瓶奮戰，To be or not to be？說穿了，馬修既不「冷」也不「硬」，與我們人人都一樣，他心中也有一個哈姆雷特。

　　至於辦案方式，也奇了，他似乎沒多少小小的灰色腦細胞，也沒有角落或輪椅，鐵拳或好大一把槍。接了案子，他只能不停打電話，不斷上街晃盪詢問，「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事情，卻不知道我們知道」、「去他的，東西全在那兒，只是我看的方法不對。」要想知道，要看對，只有一個方法：GOYAKOD，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抬起屁股敲門去！天道酬勤，也許就對了。但「其實百分之九十八的調查工作皆毫無意義，你只能把想到的事都做好。你不知道哪件有用。你就像在煤礦堆裡找尋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除此之外我不曉得還能怎麼做。」——這不就是人生嗎？「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幾千年前，傳道者早已論定。你我人等孜孜不倦所打拚之事，有哪幾件不是徒然、枉費的呢？

　　然而，他還是一旦咬住了就不鬆口，就是要從百分之九十八的徒然裡，找出那百分之二的存在意義。

　　於是，推理一點不重要，破不破案也不是重點了。有人從馬修身上讀到了堂吉訶德，有人看到了卡拉馬助夫兄弟；有人說他是班雅明筆下「複製時代的抒情詩人」、「步行者」；有人則相信他是推著石頭上山的現代薛西佛斯……。凡此種種，無非說明了一件事：馬修．史卡德像鏡子，人人都可在他身上照見到自己，照見到比敘事更多的其他東西。而這，大約就是「經典」的本質了。

　　一口咬定「馬修．史卡德系列」已成「經典」，未免說得快了，畢竟最近一本《烈酒一滴》出版於二○一一年，還待時間考驗汰擇；但若說，這套從一九七六年創作迄今，歷時三十多年，前後十七冊的小說，已然具備「推理名人堂」候選資格，相信絕不會有什麼人有意見的。

　　也因此，當「臉譜出版」期望為此系列再出一個新版本，邀請我參與其事時，我欣然同意。畢竟，人生能有幾次機會為自己所仰慕的作家編一套書呢！？

　　此次新版修訂作業，大體分為兩部分，內容與裝幀都有許多變動。

　　內容方面，由於出版時間跨越十多個年頭，執行編輯屢經更迭，譯者多有，許多人名、地名或專有名詞未見統一，前後冊常見扞格，趁此機會一一修訂，讓讀者閱讀時，得以一氣呵成，疑惑不生；譯文方面，盡量保持譯者多元風格，但若確定錯譯、漏譯，經徵詢後，都予修正。甚至連書名，只要有問題，也都盡量求取確定答案。譬如讀者曾質疑，《每個人都死了》（Evebody Dies）中譯書名若為《每個人都會死》，當更精準。為此，我們特別親詢卜洛克，經他回答：「都可以！書名應該保持某種曖昧，讓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遂決意維持原名不動。

　　至於實有發微抉幽之功的「唐諾導讀」，早已成為此系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維持不動，僅於涉及時事處，加以註解，方便讀者掌握行文來龍去脈，了解敘事理路；系列編號則按照英文出版，重新依序排列，讓這套書最大特色的「時間感」，得以凸顯。閱讀過程裡，讀者更能感受馬修在時間之河裡奮力泅泳，逐漸老去，終而得以迎向隧道最後那一線光芒的微妙心境轉折。

　　裝幀設計上，特別邀請著名平面設計工作者楊雅棠擔綱，除了提供一般讀者的「平裝版」之外，更設計一款附有松木書箱，亦得為書架的「珍藏版」，限量五百套，用饗重度發燒友，以便傳家。此版封面，楊雅棠以「一抹紅」表達了這一套書「懸疑、危險、溫暖」本質，簡潔明亮的設計出「很不傳統、很不一樣」的成組推理封面，讓人耳目一新，心湖大大為之一蕩。

　　相對於此，平裝版封面幾乎每一個都獨立表達一個抽象的詞彙，譬如「背叛」之於《酒店關門之後》，「執念」之於《到墳場的車票》，「情慾」之於《屠宰場之舞》……等等。整體則維持他一貫素雅細緻的風格，並與時俱進，添加更多「現代」元素，希望跳脫窠臼，吸引更多新世代年輕讀者，親近這套「非常不推理的推理經典」。

　　「馬修．史卡德系列」全套十七冊，數逾五千頁，共二百餘萬言。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裡，要完成浩大的「改建重裝」工程，其艱難可知，疏漏必然不免，還望四方讀者不吝予以指教。「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編書當亦如是，只能盡力，無從滿意。而這一份「永遠追求更好」之心，實即一名編輯所能奉獻給作家與讀者的最大溫情與敬意了。

導讀

獻祭的花
唐諾

　　花兒都哪裡去了？
　　時間流逝，
　　花兒都哪裡去了？
　　從前從前。
　　——德國民歌〈花兒哪裡去了？〉

　　直到現在，我還偶爾會想，二十世紀，要是沒有六○年代，不知道會有什麼不同，會好一些還是壞一些？那些經歷過這一場的人會過得快樂些還是無聊些？

　　天知道，或莊重正式一點說，只有上帝知道。

　　這回，卜洛克這本《刀鋒之先》書中，為我們找到一個六○年代走出來的人——小說中，她取名薇拉，高大美麗，四十出頭當然不年輕了，她曾是「進步共產黨」（虛構的團體）的一員，事過境遷不革命了之後，大隱於紐約五十一街當房東，出租廉價公寓，因為公寓發生命案而結識了前來「關心」的馬修．史卡德。

　　薇拉談起進步共產黨，說該黨的縮寫PCP和迷幻藥「天使之塵」的縮寫一模一樣，言下頗為自嘲。

◆花的世代，花的兒女

　　六〇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但較諸人類歷史層出不窮的其他革命年代，很顯然革法不同——我不記得有另外哪次革命能有這麼多迷人（當然，不見得最好）的論述（想想馬庫色、阿多諾、沙特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主張（想想反戰、民權、黑權、女權、性愛、人類四海一家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文獻和宣言（想想金恩博士「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辭，還有托倫港宣言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詩歌（想想巴布．狄倫、約翰．藍儂、瓊．拜雅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搖滾歡唱（想想胡士托搖滾大會），以及，有這麼多迷人的麻醉品和青春（想想大麻和那一張張輟學到柏克萊朝聖的年輕男孩女孩臉孔）。

　　米蘭．昆德拉回憶同在六○年代他家鄉那一場春天一般又璀璨又短暫的革命，曾說，與其說他們反抗暴政，倒不如說他們是反抗自己的青春。

　　「如果你去三藩市，可別忘了戴朶花在頭上。」六〇年代他們這樣子高歌，是什麼意思？

　　六〇年代這些年輕男孩女孩，自喻是花的世代，是花的兒女——我們曉得，在性愛一事上，人類在整個生物界中其實是很特別的。就外在的文化機制來看，人類通常把性器官視為身體最隱私的部位，就像吃了分別善惡果實的亞當夏娃，覺得羞恥且第一個想遮掩起來；而就內在的生物機制來說，人類的發情期大約是行有性生殖的所有生物中最隱晦最不明顯的，就連和我們血緣最接近的其他靈長類都不如此。因為交配繁殖是生物傳種生存的首要大事，理論上應該大張旗鼓進行才合理，它們或藉強烈氣味的傳布，或藉鮮豔顏色的吸引，或藉性器官的腫大讓目標明顯可辨識，因為在生物護種競爭上這可失誤不得。

　　其中，顯花植物恰恰好和人類完全相反，當配種的時刻來臨，它們讓性器官滿滿開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搭配以一切想得到的手法，包括最美的色彩、最撲鼻的香氣、最濃郁的甜蜜，惟恐你看不見、聞不到或不願靠近，無所不用其極只為了傳達一個訊息：「快來，我在這裡。」

　　人，在性愛一事上，為什麼不能像花一樣，如此滿滿開放呢？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仕

　　二十年之後，這些花兒都哪裡去了？

　　據我個人所知，好像下場都不怎麼樣——有回，我會聽六○年代保釣健將劉大任先生隨口聊到一些當年引領風騷者的下落，包括誰誰到中南美某小國蹲點，誰誰成了小學老師，誰誰選上某小郡小市的議員但也就到此為止，誰誰把革命轉成打劫殺人進了聯邦監獄等等。

　　當然，還有我們這位溷跡紐約當起房東的高大薇拉。

　　這裡所說的下場不佳，倒不見得窮困潦倒或惡貫滿盈什麼的，而是緩緩凋零，平平淡淡被吞噬於茫茫人海之中——如果我們了解，這些人當年曾是同儕中資質最好、最心有大志的人，若沒有這一場，理論上到八○年代之後，他們最應該是社會各領域手握大權之人；如果我們了解，對這些繁華如花的一代，歷史最大的嘲笑便是讓他們變得平凡，變成面目模糊之人。如果我們最起碼想到上述這兩點，你不得不為這樣的收場啞然失笑。

　　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很多事，不一而足，但我忽然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話，講當年和他餐風露宿、周遊各國的第一代弟子：「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仕。」

　　仔細想想，這是很辛酸的一句話，過往，對這句話的解釋，我以為孔子為這群忠心耿耿的老弟子抱屈的是，他們的時間被耽擱了，來不及在宦途上大展鴻圖，此刻，我才曉得，孔子心疼的極可能是他們的心理狀態，某種再難以回頭的心理狀態。

　　滄海月明珠有淚——一種和現實社會、現實的系統格格不入的心理狀態。

　　孔子弟子之中，依我看，論才藝、論胸懷、論個性，這些陳蔡弟子的確比他返魯專心教學所收的二代弟子如子游、子張等人要有意思多了，然而，子路慘死衛國政變，顏回貧病早逝，子貢成為大商人，有若接不下二代尊師的衣缽尷尬不已，冉有甚至被逐出師門鳴鼓攻之，不都是這樣子嗎？

◆留在六〇年代的人

　　我以為，這樣格格不入的心理狀態，我們應該並不難察覺，比方說，就算在今天台灣，仍不乏有某些人，儘管時隔三十年，地隔一萬英哩，而且只因當年某種偶然的機緣被六〇年代的流風掃到（比方說喜歡約翰．藍儂的人和歌，看過兩部詹姆斯．狄恩的電影如《巨人》、《養子不教誰之過》，懵懂年歲被忽起的民族主義鼓動而腦袋發熱過，或僅僅恰巧在那個年代談第一次戀愛而與有榮焉的移情作用），遂數十年如一日的無視於時間推移滄海桑田，只專心做一個「六〇年代的人」。

　　六〇年代的人——看六〇年代的老電影，聽六〇年代的老歌，找尋一切和六○年代掛得上點邊的事物和符號，甚至酒酣耳熱在KTV點的歌也永遠是〈Imagine〉、是〈Blowing in the wind〉等，而且唱起來永遠一臉失樂園的泫然欲泣樣子。老實說，我朋友中就有幾個這樣的人，基於公德心，我們這裡不好提他們的真名實姓。

　　這些人無法（也不願）從那個時間狀態出來，自然也就和三十年後的今天格格不入。

◆屠龍之技

　　內在的心理狀態格格不入，外在的經世技藝當然同樣格格不入。

　　中國有一句老成語「屠龍之技」，背後的故事大體是這樣子的：話說有人誓言學得屠龍的絕世武技，遂蕩盡家產四處尋師學藝，多年之後藝成下山，豪氣干雲打算一展身手，這才驀然發覺，這個世界原來龍已絕種了，沒龍可殺了。

　　而宛如長虹貫日的屠龍劍式，不見得方便於切包餃子所需的葱花。

　　革命的學問和技藝，從來都是屠龍用的，這不光六○年代如此，其他革命年代亦然，原因很簡單，目標的設定不同，思維的角度跟著不同，完成目標所要的配備和技術自然也不同。革命，你所尋求並時時磨利的是砍伐大樹的巨斧，從來不是可方便使用於修枝修葉的園藝剪刀。

　　革命要打倒特權，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並不教我們看懂財務報表。
　　革命要我們認清帝國主義侵略本質，並不提供我們旅遊佛羅倫斯須知。
　　革命要我們學習巷戰，並不要求我們站在十字路口計算單位時間的交通流量。
　　革命為的是全人類，或至少是一大部分的人類，並不建議你如何和青少年期的女兒懇談一番。

◆戀愛、革命與宗教

　　離開進步共產黨多年的薇拉，便是這樣從心理狀態到世俗技藝和八○年代（當時）格格不入的一個樣本。

　　她學過戰鬥技藝，學過下毒的相關知識和技巧（若革命需要，哪天可能得在明尼蘇達某個市區自來水系統下毒），還告訴過史卡德，那家法國小餐廳的名字「巴黎綠」，其實是一種含砷和銅的毒藥，用來當殺蟲劑，也可當壁紙染色劑。

　　她當年是為了脫離組織，才匆匆嫁了個渾身麂皮穗子的嬉皮逃出來，但她開口閉口談的仍是六○年代當時。

　　她到八〇年代仍抽沒濾嘴的駱駝牌濃菸，因為「黨裡頭鼓勵我們抽，這是跟那些工人階級打成一片的方式——你敬我一支菸，我敬你一支菸，點著了，大家抽著抽著就有同生共死的氣氛了。」

　　她說：「我們要展開一場革命……我們要消滅所有年齡、性別、人種的階級界線所造成的差別待遇——我們三十個人將要領導全國走向天堂，我覺得我們也真的相信這一點。」

　　她說：「這麼多年來，進步共產黨給了我生命的全部意義……那是一個看到你自己成為重要一分子的機會，你將會站在新歷史的最前端。」

　　她說：「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麻醉劑——你必須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極典型的革命語言。我好奇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情境（情境這個辭可能不對），會讓人逃出來之後仍對它依戀不已，失敗了渾身傷痛仍對它魂縈夢繫呢？這樣的革命究竟像什麼？

　　像戀愛吧，或準確一點說，一種更精純的戀愛形式，通常只在小說、電影和日記本中出現的戀愛形式——我便親耳聽過六○年代另一位老保釣健將張北海先生這麼說過，大意是，戀愛失敗，總比沒談過戀愛強。

　　或者也像宗教，比方說，像《約伯記》裡那個家破人亡、一身病痛、滿口怨言卻也同時不改虔誠仰望耶和華的老約伯。

　　事實上，從這層意義來看，革命、戀愛和宗教本來就是三位一體，它們都始於天啟，時時聆聽到召喚，看見至高者所指定的一條單行道，路上滿是顛沛和試煉，而路的盡頭——依想像——是無寒無暑無空間無時間的榮光之地。

◆最終的獻祭

　　在這個三位一體的世界中，死亡便有了極特別的意義，它是選民對至高者應許的一個報稱系統，一個堅信不疑的戳記。

　　什麼樣的人最愛談死呢？

　　答案是：戀愛中人、宗教中人和革命中人。戀愛時，它叫生死相許，宗教時，它叫殉道燔祭，革命時，它叫慷慨獻身。

　　不這樣，你如何能回報至高者對你千萬中挑一的青睞呢？如果你不把你一切所有、包括最終的生命給獻祭出來，你如何侈言你的純淨呢？

　　如此，我們還需要追問，那些燔祭的花兒，都哪裡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