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時代感」書系總序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面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出發原點。
而所有的「出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向。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困局裡?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台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歷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祕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出答案。
這便是「出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系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回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向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裡不斷滾出的團絮,黏稠飄浮,占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表面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累積的議題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這成了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繫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面迎向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鉅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向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裡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時代感」系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台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來的重要線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讚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向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出發。
李明璁
導讀
墮落是唯一的救贖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終戰翌年,四十一歲的坂口安吾發表〈墮落論〉,呼籲日本人應該全面墮落。
從「健全的道德」墜落,讓戰場生存歸來的義士從事黑市交易,讓寡婦改嫁不再守貞,回歸人性本能,所以能繼續活下去。「我們不是因為戰敗而墮落。而因為是人所以墮落,因為活著所以墮落,僅此而已。」主張人們要掙脫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動物般單純,唯有「貫徹墮落之路,發現自我,獲得救贖」。
戰後日本世道凋敝,國民道德淪喪,夾帶戰敗國的恥辱,有識之士皆提倡回到戰前的「健全的道德」,強調日本人的傳統美德,像是勤勞節儉、忍受肉體煎熬、決不喊苦、服從團結,如天皇的投降詔書所說的「忍所難忍、耐所難耐」,坂口安吾大罵「謊話連篇!謊話連篇!謊話連篇!」,他以為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制度陋習,使得日本人民走到了幾乎亡國的命運,怎能還回頭撿拾起那些社會價值。
坂口安吾尖銳提問,「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是誰?是東條還是軍方?的確是他們沒錯。只是,同時也是那個滲透日本的龐然巨物,那股讓人無可奈何的歷史意志。日本人在歷史面前,只是個順服命運的孩子。」他以為,日本人長期違反人性而活,因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發明出一堆限制人性的政治規範,像是天皇制、武士道,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活在虛假的欺瞞謊言之中,像自體捆綁了一顆定時炸彈,炸到粉身碎骨只是遲早的事。
猶太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德國納粹之所以能成功殺害集體猶太人,其實跟猶太人習慣服從長老有關,引起極大爭議,迄今仍有大量猶太人完全不能諒解她的說法,而坂口安吾在他的〈墮落論〉及〈續墮落論〉對自身民族文化提出嚴厲控訴,同樣掀起嘩然迴響,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戰後日本再投下一顆震撼原子彈。一般外界所喜愛而日本人也引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遺毒、可怕的歷史計謀,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讓日本人活得一點不像人,失去了人性該有的態度。
「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面貌又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只是:『誠實說出想要或厭惡的事物。』喜歡就說喜歡,有喜歡的女人就說喜歡。脫下『大義名分』、『私通為大忌』、『義理人情』等虛偽外衣,回歸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來,自我、人性以及真實才得以從中誕生,並往前邁出第一步。」他大聲疾呼:「日本國民諸君,我要向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我要振臂疾呼『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須墮落』。」
坂口安吾與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作家,或稱作「新戲作派」,面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專門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寧可自身絕緣於社會之外,當個人生的失敗者也不願遵守通行的遊戲規則。他們不但文字放蕩,平時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離不開女人,而坂口安吾亦喜好混跡酒肆粉巷,「爛醉如泥、腳步踉蹌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燈街道,在鬈髮女人的陪酒助興下牛飲假威士忌酒」,自嘲無可救藥也不悔改。
率先提出無賴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的〈墮落論〉發表在文藝雜誌《新潮》四月號,奠立了無賴派文學的立論基礎,兩年後,留下一卷《人間失格》的太宰治與情婦用繩子綁住腰,雙雙投河而死,女人似乎決心殉情,而老鬧自殺不成功的太宰治這次卻好像只是喝得太醉,糊裡糊塗跟著去了,便糊裡糊塗死了,精神徹底糜爛,隨性所欲,沉淪頹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但這個說法既帶著酸酸的幽怨,更帶著墮落者的驕傲、輸家的浪漫,他沒有真心在道歉,反倒過來,他鄙夷那些自以為是人的人,不屑與他們為伍。他不是人,因為他不想當人,或說他不想當社會要他當的那個人,他要當他自己定義下的人。他說,「我是自由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坂口安吾所提的墮落,讓自己虛弱而充滿恥辱地活著,拒絕一切社會安適的誘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規的保護,以自伐精神去面對人生的挑戰,通過傷害自己的肉體,以保持精神的絕對純潔。寧可當個爛人,也不肯當好人,因為如坂口安吾所說的「善人是種輕鬆愉快的選項」,只要一心一意投入社會制度就好了,遵循眾人之間的約定承俗,不去質疑,不去挑戰,不去思考什麼叫人,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坂口安吾在〈續墮落論〉裡寫,墮落雖然無趣,而且是種惡,卻帶有「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因為墮落,會遭父母離棄、朋友遠離,全身彷彿散發可怕的惡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棄,墮落者即為背德者,將會被迫「脫離常軌,孤身走在曠野之中,縱使惡德無趣,『孤獨』這條路卻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過時光稜鏡的過濾,後人很快能明白坂口安吾所說的「墮落之必要」,他說的只是獨立思考這件事,擺脫僵化禮教的束縛,不要受社會習俗制約,相信你的靈性直覺,本著良知走。然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情境之下,他的言論與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無賴派作家的言行,宛如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竹林七賢」,只能用驚世駭俗來形容,自逐於社會之外,對一般約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過來抨擊嘲笑。
人們問,他們怎麼變成這副人間惡魔的模樣,他們面目猙獰地嘲諷,反問日本怎麼走到這般田地。
坂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樣出身豪門世家,母親是縣議員的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出生於一九○六年,本名「炳五」,從小就不守規矩,時常逃課,中學二年級時因為四科不及格而留級,漢文老師恨他難以管教,憤而罵他乾脆改名「暗吾」,與「安吾」同音。後來終於因翹課過多,遭學校開除,十七歲時轉去東京就學。隔年父親過世,全家陷入巨大債務,他去中學當代課老師,逐漸著迷佛教,因而入東洋大學印度哲學系研究佛教,藉學習梵語、拉丁語等古老語言,以療癒自己的神經衰弱。大學時代,他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發表文學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壇注視。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歷史的關鍵時刻。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第一個現代化的亞州國家,物質發達,文明興盛,軍事力量強,與歐洲強權又聯合又對抗,很快進入中國及其邊緣地區與西方各國爭奪地盤。坂口安吾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國清廷的東北土地上,日本大勝俄國,取得東北亞的全面優勢,日本無庸置疑地正式躍升世界強權行列。
這是坂口安吾出生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剛開始,日本國宛如櫻花燦爛盛開,輝煌如一輪旭日,國勢銳不可擋。他的家庭優勢更讓他浸潤文化,滋養靈敏心智,隨著自己年齡漸長,他目睹日本從璀璨強國逐漸像過了花季的櫻花,花瓣落滿地,只剩下死亡帶來的虛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戰爭,全民疲憊痛苦,卻無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這場由他們自己發動的殘酷戰爭,坂口安吾發表〈日本文化之我見〉,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這個東西。一開始,他便開宗明義自稱他幾乎沒什麼日本古典文化的相關知識,沒見過桂離宮,很少各處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國山河各地風俗,什麼町哪個村完全沒有概念,對品茗一竅不通,只懂酩酊大醉之樂,對壁龕之類的東西向來不屑一顧。然而,他從來不覺得喪失了所謂的日本古典文化素養,讓他感覺自己不是一個日本人。
接下來,坂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確開始質疑究竟何謂日本傳統,為什麼日本人要如此順從傳統,真的有傳統這件事嗎?「所謂的『傳統』是什麼?『民族性』是什麼?日本人有什麼必然性格,真有什麼決定性因素必然會發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嗎?」
傳統是由人發明出來的。「被發明的傳統」這個概念一九八三年由著名歷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學者共同提出,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然而,坂口安吾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戰期間便已經提出來,大聲質問他的同胞,所謂的「傳統」、所謂的「民族性」,這些「明明與自己個性背道而馳」的價值習慣,究竟是什麼東西,要讓他們像牛一樣背負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條卻不能卸下。
對他來說,所謂的傳統只不過是日本經歷過的事物,所謂的非傳統只不過是日本還未經歷過的事物,這其中沒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說什麼『日本以前就有的傳統,因為是過去的傳統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於國外,日本尚未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十分適合日本人;反之存在於日本,國外未曾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適合外國人。這並非模仿,而是發現。」他甚至說,說不定肩膀寬闊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還氣宇軒昂。
不僅在亞州,許多非西方國家在努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曾遭遇「現代化等於西化」的哲學辯證,雖然大家都明白文化不該死板,應該演進,民主與威權兩種選項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龍主張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拿文化傳統與民族性當作阻擋社會變化的理由。
坂口安吾認為本質重於一切,不管他們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習慣去生活,都不會改變他們生而為日本人這項簡單的事實。他們不是喜愛日本文化的外國學者,他們不需要發現日本,他們生來就是日本人。只要他們活著,日本文化就活著,因為要先有日本人,才會有日本文化,繼承傳統遺產固然重要,能夠創造祖國遺產的人卻是自己。
「只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會健康。日本人彎彎的短腿套上長褲、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捨棄榻榻米,霸氣十足坐在廉價桌椅上,裝模作樣。歐美人眼見此情此景覺得萬分滑稽,而我們自己本身卻對這樣的便利性感到心滿意足。」
他的觀點顯然與他前一代東京作家永井荷風南轅北轍。生於明治時代的永井荷風眷戀江戶東京,痛恨日本全面工業化,一頭栽下他視為「空洞的西方偽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傘信步而行,穿梭於都市更新前的老街舊巷,遊蕩於古寺、荒煙墓地及附近的貧窮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現代化,不是不信賴電療、放射礦泉的力量,只是更喜愛那些住在不衛生後街的虛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於迷信和煎藥、那種逆來順受的古老生活。與坂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別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這件事,譬如為了方便,就開始使用鋼筆,「大概沒有比近世人熱切接受所謂『便利』一事更無意義了。」
當永井荷風頌讚陋巷、渡船、庭園和長滿雜草的閒地,坂口安吾卻恰恰把他的美學與文學觀建立在「實用」兩字。
對他來說,生活所需決定美感。故鄉舊貌景物遷移,木橋變成鐵橋,他固然感傷,卻覺得天經地義,日本人需要全新運輸工具,需要電梯,比起傳統之美,他認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廟或奈良佛像全毀了,也不會覺得哪裡不方便,但是電車不開可就麻煩了。」依他看來,仙氣華美的金閣寺或銀閣寺只是「附庸風雅的富豪玩物罷了」,舉世聞名的龍安寺石庭不過相當於一塊佛曰乾屎橛,甚至語出驚人地說,「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車場也無妨。因為,我們民族的光輝文化或傳統,絕不會因此滅亡。」他對永井荷風所鍾愛的一切老街古樓漫不經心,反倒讚美起軍艦、乾冰廠與監獄,認為這三種光禿禿的現代造物非常之美麗,因為身上沒有一絲虛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創造出來,「只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只有順應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獨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體的形貌。」永井荷風一直活到了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機會讀到坂口安吾這些文字,要是他真讀到了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這就是坂口安吾,堅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學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沒有任何一行文字是為了看來美麗而寫」,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該為了堅持傳統而留,社會規範要順應生命欲求,而不是限制,否則變成魯迅口中的「吃人的禮教」。
某方面,坂口安吾與中國同時期的魯迅類似,他們皆熱愛自己的祖國,痛心自己的社會如此衰弱落後,一介書生想要用一枝筆痛下針砭病症,而他們的結論均是傳統禮教不但沒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國古代漢族婦女纏小腳,說是文明禮俗,實則是一種民族自殘。
魯迅的《狂人日記》以文學手法,批判舊社會的「仁義道德」虛偽腐敗,已形成了人吃人的社會現象,坂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學地位的小說《白痴》裡,同樣藉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出他認為「人」的真正意義,必須恢復感情的人性,才能引導人類走出生命的困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條與僵化禮教。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中國與坂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現代與現代之間掙扎,任何想要進步或改變社會現狀的企圖都被標示為「西化」,視為對土地的背叛,必定會失去民族的尊嚴,任何想要保留文化習慣或繼續傳統價值的想法,就遭駁斥為保守反動,標籤為封建殭屍再世。保守與進步變成一種零和對抗,非彼即此,好像社會一定沒有選擇,人生非得如此。坂口安吾與魯迅無疑地不認同非不得如此的社會選項,但他們花費更多力氣在推翻這些想當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習慣,希望用思考、以行動,找出社會進步的動力與方向。
留學日本仙台學醫的魯迅在日本學會穿三件套西裝,每日勤梳理,保持外表整潔,因為看了一捲日俄戰爭影片,裡頭中國間諜遭日本軍人處決,其他中國同胞面無表情聚集圍觀,令他醒悟救國必須先從精神開始,他輟學,換回長袍馬褂,回到中國之後,非常不習慣中國依然封建落後,人們只求溫飽,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進,悲憤激昂提筆,犀利狠批中國民族,想要刺激中國人思考、振奮,因為「命運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沒有命運這回事,沒有民族性這種說法,只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這與坂口安吾不謀而合。雖然當時日本比其他亞洲國家已經現代化許多,但那只是物質進步,不代表文化現代化,他挑戰大家不加思索即接受的傳統武士道,如童話裡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大聲說出天皇也不過是個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因而「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讚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再度被拉回過去」。
他批評日本人堅持節儉是美德,明明富翁還要省一兩塊車錢,不肯消費刺激經濟,一昧依賴肉體勞動,按個鈕就能解決的事情卻要浪費時間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無法變成發明的動力,他討厭大家認定農村文化才是日本文化、誤信日本的墮落是因為農村文化轉成都會文化的關係,而根本沒人深思所謂農村文化的意思,因為農村打從一開始就不純樸,對他來說,農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地研究如何逃稅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動田埂界線偷取鄰人土地,背叛鄰居摯友還以為自己只是為了勤苦求生存的小農,「只要見到陌生人,一律將其視為小偷」,「對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裝被動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偽善的農村之魂。
這裡,坂口安吾其實只差沒喊口號,「日本人,你為什麼不起來?」令他難過失望的那一種「被動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許多亞洲社會,即使已經進入民主制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麼,依舊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後,對大社會漠不關心,在小處摳錢過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處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種莫名其妙的社會懷舊,好像忘了古代農業時代的真相其實是大家都活在封建制度下,所有人身分階級一出生就被規定了,女孩子只是生產的工具,男孩子只是種田的動物,除了少數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會權貴洗腦以為艱苦勞動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盡量忍耐種種不合理也變成至高美德的表現。
坂口安吾之所以現代,因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價值,而不是一時的社會制度或政治觀念,他堅信任何事情終究要回到人的根本,一個人在世上要怎麼活下去,要怎麼活得好,這才最重要,所有的制度法律觀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為那是人的產物,就像科技終究要服務人,因此要符合人性,而不是倒過來讓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坂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只會眷戀人。不可能有任何藝術,欠缺人的氣息。我們也不會想在無法引發鄉愁的樹木下休息。」當他醉眼朦朧,腳步不穩走在銀座街頭,坂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過每一個經過他身邊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緊緊抱在懷裡,狠狠親吻對方,告訴他們,我他媽的愛死了你,請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胡晴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