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

導言

一、反抗者

二、形而上的反抗
該隱的子嗣
絕對的否定
一個文人
浪蕩子的反抗
拒絕救贖
絕對的肯定
唯一者
尼采與虛無主義
反抗的詩歌
洛特雷阿蒙與平庸
超現實主義與革命
虛無主義與歷史

三、歷史性的反抗
弒君者
新福音書
處死國王
美德的宗教
恐怖統治
弒神者
個人的恐怖主義
拋棄美德
三個附魔者
有所不為的謀殺者
什加列夫主義
國家恐怖主義與非理性的恐怖
國家恐怖主義與合理的恐怖
資產階級的啟示
革命的啟示
啟示失敗
最終目的的王國
全體性與審判
反抗與革命

四、反抗與藝術
反抗與小說
反抗與風格
創造與革命

五、南方思想
反抗與殺人
虛無主義的殺人
歷史上的謀殺
適度與過度
南方思想
超越虛無主義

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卡繆出生於第一世界大戰前夕、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期間，在一個貧窮的葡萄農的家庭中長大，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上親身體驗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平等，構成他行動以及作品很重要的參考。《反抗者》是卡繆對「反抗」論述的集結，它不單是一本名稱響亮、內容豐富的作品，《反抗者》必須從卡繆對他自己整體作品的評述脈絡來看：一是「荒謬」式的如：小說《異鄉人》（1942）、文集《薛西佛斯的神話》（1942）、劇本《卡里古拉》（1944）、劇本《誤會》（1944），構成了一個荒謬的循環；另一個是「反抗」式的如：小說《鼠疫》（1947）、劇本《戒嚴》（1948）、《正直的人》（1949）、文集《反抗者》（1951），則構成了反抗的循環。《反抗者》一書，經過荒謬的循環，再透過小說、劇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合，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的。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甚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甚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薛西佛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佛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佛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佛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突顯了人自身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 Ricoeur 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 Onfray 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會導致帶來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面對荒謬，卡繆提出三種可能：反抗（la révolte）、自由（la liberté）、熱情（la passion），最重要的是反抗，清醒地認識到生命的無意義，然後接受這種無意義，而非逃離這種荒謬，甚至去相信非理性的信仰以及自殺。當人停止相信存在有其目的時，才能獲得自由，在當下充滿熱情並帶著希望盡情地活著。在《反抗者》中，卡繆主要將反抗分為兩種：「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的反抗。卡繆理解的形而上，並非就存在來談存在的傳統形上學，而是將它放在「人的存在」角度來理解：人起身反對自身以及全體人類的荒謬處境。另外一個脈絡是，大多數的法國哲學家受到馬克思影響的黑格爾詮釋，將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們也可以在《反抗者》看到主奴問題脈絡。反抗面對不僅是無意義的荒謬，還具體地正視主奴之間不平等的問題，當奴隸要求和主人一樣，從現實的不平等，透過反抗促成了自由的行動。因而，反抗者堅定地拒絕暴君，或被奴役下的舒適、小確幸。

　　卡繆區分了義憤與反抗的差異，前者是個人性的，後者是集體性。在歷史的反抗，他也區分「反抗與革命」的差異，不同於當時馬克思與存在主義合流的看法，卡繆不覺得反抗到革命是一種進步，革命的血腥與暴力，是不應該被進步的邏輯所合理化，也不能宣稱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就忽視無辜的受害者。他認為，在革命的歷史主義進步主義裡，革命者追求虛無的目的，卻允許手段之惡，不惜使自己成為壓迫者，違背了反抗的初衷，最終墮入虛無主義的漩渦。卡繆認為，人的手段需要自我的節制，因為反抗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不同於歷史主義中預設著神，並將神當作目的，人當作手段。如果有目的，在歷史的行動中，人要成為人，而不是神。

　　當時法西斯主義結合無神論，奪取上帝的位置，透過造神所建立的超人，荒唐地「製造了屍體與低等人，從而讓自己也成為低等人，與死神卑賤的奴才。」他對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在自由的偉大理念下，卻成為實際的壓迫者，一個獨裁、極權國家，革命勝利卻藉由「警察、審判、流放驅逐」等手段，在迫害異己的同時，摧毀著人性尊嚴。而一個追求自由的革命，卻不斷地上演著壓迫的荒謬場景：在屍體與血泊中高歌人性自由的意義。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高貴的，而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反抗者檢視著手段的正當性，不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反抗者》也重提卡繆改編自一九〇五年的真實事件，而創作的劇作《正直的人》（Les Justes, 1949），故事大概是這樣：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沙皇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男主角卡利亞耶夫（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並沒殺掉大公。第二次，卡利亞耶夫成功殺掉了大公，卻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供出同夥，他就自由了。但是他並沒說出來；很快地，他就被公開絞刑。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Dora）認為她的男友很有勇氣，她決定下個攻擊，她去丟炸彈。在過程中有太多的意外，或許可以歸諸於當事人的軟弱，但是卻並非如此。在《正直的人》中，卡繆筆下的主人翁，第一次他不願傷害無辜而放棄謀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也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之名。這指出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著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

　　反抗者在拒絕的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