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與惜別：致日本

　　我們並沒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
　　我們仍在多重的含義下側身而立，一面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張承志

　　「只因扔下了原子彈，對日本的戰爭少死了一百萬人。這是一種很實際的邏輯。在飽受日本軍國侵略蹂躪的中國，這樣的觀點也被一些人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到過廣島或長崎的人，都因為兩座城市的受難，突然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戰爭或國際紛爭之中的道德底線，究竟什麼才是敵與我、黑暗與光明、正義與反動的鏖戰之間的人道主義。」──張承志，「長崎筆記」

　　張承志，中國穆斯林作家，高中畢業後曾在內蒙古草原的東烏珠穆沁牧區深處插隊下鄉，早期作品多是以民族文化、歷史為題的小說；九Ｏ年代之後，深入接觸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共同體，除了完成其著名作品《心靈史》，也開始在文字中展現更多知識分子態度，對當代中國、國際關係提出批判與見解。《敬重與惜別：致日本》是張承志2009年的作品，以其久居日本的經驗，重新思考中日歷史；不過誠如張承志自己在書中所言：梳理著日本的事情，心裡想的，是中國。

　　在「長崎筆記」這一篇裡，張承志開宗明義，以大江健三郎的《廣島筆記》作為對照；只是張承志選的地點是長崎──鎖國、蘭學、切支丹（基督徒）、怡和洋行──這裡是日本「脫亞入歐」的「開明起點」，卻被所謂「西歐文明」炸個粉碎。張承志寫長崎西化的前因後果、寫一九四五年八月九號短短幾個小時的戲劇轉折、寫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也寫下這顆原子彈，不啻是對西方價值最尖刻的諷刺。

　　甲午戰爭、日本阿拉伯赤軍、武士道、《惜別》與魯迅、亞細亞主義，張承志以我們熟悉歷史、文化、人物為引，一個一個，帶出他的日本觀察。什麼才是戰爭中的道德底線？六Ｏ年代日本阿拉伯赤軍可以為今日帶來什麼思考？忠義與犧牲、古典的士的傳統究竟是什麼？「武士道」為何淪為侵略的工具？中國與世界間的文學交流是平等的嗎？以及，所謂「亞細亞主義」透露的是日本國家擴張與侵略的歷史、還是還是一個民族的視野與熱情？

　　其中每一個提問，張承志寫的是日本，更是中國。若狂熱與自私的民族主義塑造了近代日本，那面對為強國崛起之夢而興奮不已的中國，我們該如何思考？中日百年來的矛盾爭端，是否也有部分源自所謂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日本對中國的敵意裡，是否也可一窺亞洲弱小對大中華帝國的警戒？

　　「每逢與日本人相逢，總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殺；而每當和中國人談及日本，又總控制不能——要滔滔講解櫻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談，往往只因一句對中國的失禮之語，便勃然大怒推案絕交；人有兩面，和國人清談時，又對中國恨鐵非鋼咬牙切齒，滔滔批判中，引用的淨是日本的例子。」

　　一直以來，中日之間交往心態極其複雜：於文化相遞傳承，親密且佩服敬重；然而歷史苦痛，卻又交雜著屈辱憤怒。這是長久糾纏的心理問題，它捆綁著沉重的是非，牽扯著歷史的道德；它表達敬重時，它選擇惜別時，那內藏的嚴肅與真摯，並非話語所能表示。因為公開立足穆斯林底層而被視為異類的張承志生、長於中國，並以中文為母語寫作半生，中國於他乃是感情繫之的母親。當他站在日本的土地上看著中日近代歷史糾葛的遺跡，其複雜的民族身分、以及特殊的個人體驗，會為他帶來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一如張承志所言，日本是中國最好的參照鏡；而張承志的中日書寫，或許亦是身在台灣的我們，觀看中國、日本，以及台灣，既遠且近，最恰當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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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承志
　　
　　穆斯林，1948年生於北京，高中畢業後在內蒙古烏珠穆沁旗插隊四年，197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學系，1981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歷史語言系碩士學位，之後主要進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從當時任職的海軍文藝創作室憤而退職，放棄薪俸、醫療保障及幹部身分。多次居留日本，曾任東洋文庫外國人研究員、愛知大學法學部助教授。出版日文著作數種。1994年回到中國。現為自由作家，筆耕為生。

　　張承志從1978年以蒙文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八Ｏ年代以「理想主義」著稱，短篇小說《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以知青為題，張承志在其中開始了他以「人民」為主題的探索。九Ｏ年代張承志以中國穆斯林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心靈史》震動文壇，並高張起向墮落世風挑戰的旗幟。此外，因為曾於八Ｏ、九Ｏ年代兩次長期居留日本，張承志也對日本有較深的觀察及理解。

　　張承志的小說表現的多是民族文化歷史，讀來緩慢優美；但散文則廣泛涉及各種思想和文化以及國度，與中國和世界上流行的言說分庭抗禮，表達出堅決的異議。代表作品有《黑駿馬》、《北方的河》、《心靈史》、《誰是勝者》、《聾子的耳朵》、《鮮花的廢墟》（允晨出版）等。

第二章 長崎筆記

我不掩飾對大江健三郎《廣島筆記》的不滿。

因為，我沒有讀到自己在廣島感到的、那種焦急的資訊。

它不需文學或哲理的彩飾，它應該簡單乾淨，甚至只有兩句：一，必須無條件禁止和銷毀一切核武器。二，發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踐踏冒犯人類的道德底限。

如在兩句之上再作補充，就應該說：

在這個帝國主義發瘋的二十一世紀之初，美國是再次挑動核災禍的最大嫌犯。原子彈這種兇器（儘管它可能是微型的或戰術的），時刻都可能被美國投向人類。

大江健三郎儘管也執著於批判，但諸如頹廢、屈辱、威嚴、自殺等概念的闡釋，更像是曖昧的作態。它不能代表被核轟炸一瞬抹煞的、十萬死滅生靈的悲願。它以一副深刻面孔，迴避了揭露的義務。它對一九六四年中國的第一次核子試驗憂心忡忡（頁九○至九一），而不去呼籲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國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後也沒說出一句世界共識的大白話：想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核武器的最兇惡的嫌犯，就是蠻橫的美國。

大江健三郎近年來對中國文學議論很多，顯然並不在意自己的言行會有對中國的冒犯。但是他的《廣島筆記》裡，對籠罩人類頭頂的、新的核威脅卻出語謹慎。哪怕，昨天美國以原子「小男孩」和「胖子」轟炸過日本，今天美國政客更屢次叫囂，要動用「戰術」或「微型」核武器。

在《廣島筆記》裡稀疏的美國批判，不過是：

──我懷疑，即將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時候，決定那次作戰的美國知識分子的一群，心裡或許曾閃過「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義」之類的念頭。──我懷疑，他們不就是在那種荒謬的人道主義確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彈的最後決斷麼。（《広島ノート》，岩波新書，一九九五年，頁一一一）──我每每想，投下了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其實僅是靠了廣島市民自己的迅速恢復力、靠了他們不許自己停滯於悲慘之中的、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才能對原子彈的災難不屑一顧。（同上，頁一五七）

如日本評者所說，這些話相當難懂。什麼叫「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他的批判語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樣曖昧。彎繞的敘述，堆砌的哲理，掩藏著一絲是非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