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如
我從林靜希師(林庚先生字靜希)受業，始於1948年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四年級的時候。當時先生是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受北大之聘進城兼課，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我選了這門課，隨班聽講。但我同先生的師生情誼並不限於課堂上旅進旅退聽課的關係。遠在1941年，我高中畢業後隨即升入天津工商學院讀商科會計財政系。經同班同學楊畏之君介紹，得以拜識靜希師的尊人林宰平老先生。那正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平、津淪陷的黑暗時期。宰老因避寇患，隱居天津英租界，寓所與我的住處一街相隔，趨謁甚便。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從宰老學作舊體詩、學寫章草，並飫聞老一輩學人逸聞往事，獲益極大。蒙宰老不棄，許我為忘年交，實際上老先生是我太老師一輩人。抗戰勝利，宰老遷居北平。未幾靜希師北返，我第一次見到靜希師，就是在宰老的府上相遇的。靜希師和宰老一樣，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初相識便以他的巨著《中國文學史》(廈門大學出版社)惠賜。從彼時至今，我追隨靜希師已逾五十五年。他不但授業解惑，教給我學問知識，而且多次從工作上提攜指導我，甚至在生活上也不時給以周濟幫助。先生不但教書，而且育人，對我的為人處世也屢加訓誨，醫我褊躁習氣。到目前為止，我已成為靜希師門下年齡最老的學生了。
《〈西遊記〉漫話》是靜希師晚年的一部精心力作，早在十幾年前即已問世，備受讀者喜愛和關注。舊版並無序言，靜希師本人也只寫了一篇「後記」。這次北京出版社重印，為求體例統一，一定要增加一篇所謂的「序言」，而且對寫序人提出要求：既要與作者本人情誼深厚密邇，又要對書的內容多少有點發言權。於是出版社和編委們乃想到了我。作為門人，為老師的著作寫序，我開始是有些顧慮的。但一再婉謝，終於推脫不掉，實感進退維谷。最後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原想面謁靜希師請示此序如何寫法，但先生已是九十有三高齡，不便為此瑣事前往煩擾，只能勉為其難，請先生恕其僭越之罪了。
這部論《西遊記》的專著篇幅並不大，但學術上多年來存在的棘手問題，在書中都順理成章地勢如破竹一般被靜希師做出合情合理的闡釋，從而得到圓滿解決。人們大抵記得，在20世紀50年代初，張天翼先生寫過一篇有關《西遊記》的論文，認為書中前七回描述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是現實社會中若干次農民起義(即階級鬥爭)在神魔小說中的折射反映。自此文一出，孫悟空便成為農民起義中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但問題亦隨之紛至遝來。第一，自孫悟空由五行山下被放出來，並受到緊箍咒的鉗制，保護唐僧到西天取經，是否也像後半部《水滸傳》中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的「受招安」？第二，如果真的是「受招安」，那麼孫悟空的性格和形象為什麼一直備受作者的稱譽和讀者的青睞？其藝術效果與美學價值何以明顯地不同於那位對朝廷俯首貼耳甘願就死的宋江，甚至讀者對這兩個人物形象有著愛憎懸殊的印象？第三，「鬧天宮」的故事與後面篇幅汗漫的取經歷程竟被這樣的闡述而分割開來，斷成兩截，如何使之在一部宏偉的古典名著中得到前後沒有齟齬的統一？第四，西天的如來佛和南海的觀世音菩薩，與「八十一難」中的妖魔群體究竟是什麼關係？第五，如果「鬧天宮」故事不是現實社會中農民起義階級鬥爭的反映，那麼孫悟空的形象在封建社會後期的現實社會中，究竟以何種事物為依據？第六，在上述幾個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回答之前，最後必將導致人們提出這樣的疑問：《西遊記》作為一部古典小說巨著，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長河中，其思想水準和藝術成就究竟還有沒有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對《西遊記》參加「爭鳴」、「齊放」者儘管大有人在，但把上述這一系列要害問題都做出無可置疑而滴水不漏的無遺憾的結論，卻只有靜希先生的這一家之言。我這樣說，也許讀者會認為這是弟子對老師「阿其所好」的諛辭，那我就先請讀者仔細繹讀《〈西遊記〉漫話》全書而不要以我的淺見為准，我相信是非曲直是會自有公論的。
我不想在這篇短文中逐一重複敍述《〈西遊記〉漫話》的每一論點，卻想借此機會談談我粗淺的讀後感。首先，我十分欽佩靜希師在學術上執著追求真理的過人膽識。書中第一篇論文乃是1956年發表的，先生對「鬧天宮」反映農民起義說已明確提出自己的懷疑了。這在當時多少帶有「頂風」談學問的嫌疑。在「反胡適」、「反胡風」等等把文化學術問題與「革命」、「反革命」這樣的政治問題掛鈎的大背景下，即使是談《西遊記》與農民起義的關係，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無私無畏的勇氣的。其次，在靜希師一生的教學生涯和學術著作中，他留給人們的印象乃是一位研究古典詩歌的專家，是屈原、李白的知音，是從天才詩人的獨特視角來看待中國古典文學(主要是詩歌)發展軌跡的一位學者。其實，真正的學術先驅者本應是不拘一格、不受學術畦畛局限的通人，在他獨擅勝場的詩歌領域之外，對其他文學品種(如小說、戲曲)也同樣是具有犀利的眼光和非凡的卓識的。這部《〈西遊記〉漫話》便是極其生動並具有說服力的鐵證。複次，有些人認為，靜希師做學問主要體現在他所具有的「職業敏感」(這是先生本人常說的話)和精闢的獨到見解上。其實，先生的考證功夫同樣精湛，他的每一獨到見解都是建立在充分而翔實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之上的。在這部《〈西遊記〉漫話》中，不僅先生的每一個論點都是憑材料說話，而且還運用了在目前還算是比較時髦的研究方法，即比較文學方法，來證成他堅如磐石的結論的。這就在治學方法上給讀者以一種嶄新而又平易近人的啟示。換言之，在靜希師的學術著作中，是絲毫看不到目前習見的某些荒誕不經並專愛以故作驚奇駭怪之論來聳人聽聞的欺世盜名者的市儈習氣的。我以為，這才是教育後來人做學問的津梁，是真正昭示青年人治學做人的學術典範。只就這一點而言，便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認真反省。這是我反復研讀先生這部《〈西遊記〉漫話》之後的重要收穫。
2003年11月即癸未立冬日寫訖於京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