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經濟學：幸福是滿足過生活？還是人生有目標？全美最具影響力智庫的關鍵報告

幸福很獨特，因為我們不想用任何東西來交換它！
衡量幸福不只是GDP，找出活得好、過得快樂的理由，
人人都有機會幸福一輩子。

　　★美國最著名的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傾力支持之作

　　原來幸福感如此大不同！

　　．加薪引起的幸福感大約持續一年，而升職引起的幸福感則可持續至少五年。
　　．窮人比較重視友誼帶來的幸福感，而富人比較在乎工作與健康。
　　．失業引起的不幸福感，遠超過通貨膨脹或收入短少的效果。
　　．富裕的美國人與丹麥人同樣快樂，但貧窮的丹麥人卻比貧窮的美國人更快樂。
　　．幸福的轉捩點是45~50歲，過了這個時間點，只要健康及伴侶關係穩定，幸福感就會隨著年齡而增長。

　　你相信嗎？他們覺得很幸福！

　　．醫療落後的肯亞人民，對他們的醫療照護系統的滿意度和美國的受訪者一樣高。
　　．宗教信仰強烈的地區，平均來說比較容易感到幸福。
　　．肥胖的人不幸福，但當身邊有更多肥胖者時，他們就沒有這麼不幸福了。
　　．貪污所帶來的不幸福感，亞洲國家的人民並不如歐美國家強烈。
　　．在犯罪率、腐敗以及貧窮程度嚴重的阿富汗，當地人民的幸福程度比世界平均值還高。

　　關於幸福最科學、客觀、全面的調查報告！

　　幸福研究是一門融合經濟學與心理學的新科學，讓「幸福」不再只是抽象的哲學討論，英國、法國、巴西及台灣政府已經引進幸福指標，納入衡量國家進步的基準，美國政府很可能起而效尤。但要以「幸福」作為指標，衡量一國福祉仍是相對新穎的作法，說到底，幸福是比收入更形複雜的概念。

　　幸福應該是指生活上享有最大愉悅和滿足？還是過著富有意義或目標的人生？當一天微笑幾次成為評判幸不幸福的指標之一，那麼生活在貧困、暴力威脅之下仍笑得出來，也算幸福嗎？如果有錢就是幸福，為何有快樂小農夫與悲慘大富翁的對比？在不同的國家之間，人民對幸福的認知有何差異？衡量幸福是否有一致性的決定因素或標準？

　　《幸福經濟學》不僅從生活現象探討幸福，並以質量並重的科學研究，完整論述了什麼使人痛苦、什麼使人幸福，並揭示尚待解決的問題，更引導我們深入思考要更看重「機會」還是「結果」、要更重視「成就」還是「過程」，包括應該比較在乎現今人民的幸福，還是多考慮後代子孫；政策應該聚焦在減少貧窮的悲慘局面上，還是注重提升已經相對幸福者的福祉水準？本書突顯了幸福研究對經濟學這門「憂鬱科學」的貢獻，也是關於幸福最科學、客觀、全面的調查報告！

　　卡蘿．葛拉罕（Carol Graham）是誰？

　　葛拉罕在十年前就開始研究「幸福」這個主題、也是此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之一。但若要以「幸福」作為協助衡量一國福祉的指標，執行方法仍還有許多問題尚待解答，而她長期努力不懈地找尋更為客觀、公允的評量方法，及更完善的政策研擬建議。令人欣喜的是，她所戮力倡導的概念現已廣為流傳，並讓所有人重視其未來的可能。目前，英國、法國以及巴西政府已經引進幸福指標，且納入衡量國家進步的基準，台灣也將在2013年8月底公布「國民幸福指數」，而美國及日本政府也正積極建構適宜的幸福指標。

作者簡介

卡蘿．葛拉罕（Carol Graham）

　　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全球經濟與發展兼查爾斯．羅賓森海外政策講座的高級研究員，也是馬里蘭大學公園校區（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的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她之前的著作包括《這個世界幸福嗎》（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Happy Peasants and Miserable Millionaires）以及與裴提納托（Stefano Pettinato）合著《幸福與辛苦：新市場經濟體中的機會與不安》（Happiness and Hardship: Opportunity and the Insecurity in New Market Economies）。

譯者簡介

吳書榆

　　台大經濟系、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所畢業，曾任職於公家機關、軟體業擔任研究、企畫與行銷相關工作，目前為自由文字工作者，譯有《黑道商學院》、《下班後的黃金八小時》、《怪咖時代：小眾勢力崛起，愈怪愈有商機》、《業務員就要像演員》、《征服領導：歐巴馬成功的十個習慣》、《讓顧客主動推薦你》等書。

■從幸福調查中學到什麼？

最讓人驚訝的是，不論國家的發展處於哪個階段，世界各國決定幸福的標準因素都非常穩定。筆者曾到訪研究幸福的每個地方，都可以歸納非常簡單的模式：穩定的婚姻、良好的健康以及足夠（但不要過多）的收入，都對幸福有益。至於失業、離婚以及經濟不穩定都會摧殘幸福，每一個地方都是如此，絕無例外。年齡與幸福之間則有非常一致的「U」型關係：轉捩點是45歲到快50時，過了這個時間點，只要健康及伴侶關係穩定，幸福感就會隨著年齡而增長。這樣的關連性反映出一件事，隨著人們的「成長茁壯」，預期和現實會趨於一致。確實，筆者在很多不同國家的研究都歸納出這樣的關連性，例如烏茲別克、英國、智利和阿富汗，這樣的關連在每個國家都成立，只是轉捩點的時機會稍有差異（請見第三章的詳細論述）。

正因為決定幸福的標準因素很穩定，我們方能夠從大部分樣本受訪者中排除這些因素，從中檢視出其他不同變數的意義，甚至在個人、社經世代或國家所造成的效果。

而其他變數的範圍甚廣，可以從機構安排造成的福利效應（比方說社會不平等或政府管制架構）、到環境品質或通勤時間的影響，再到運動、飲酒或吸煙等行為產生的效果。

有些研究試著把收入效應和其他相關因素的效應分開，比方說對職場的滿意度。筆者也曾針對意外贏得樂透彩得主進行研究，發現這些從天而降的大獎確實會對幸福造成正面影響，但不清楚這樣的效果是否能夠持續。如果我們從反向來研究，則發現幸福程度高的人通常在勞動市場上的表現較佳，而且未來還可以賺比較多的錢。

經濟學家（以及政治人物）經常爭論著，貧富不均對於個人福祉有無影響。而幸福調查也提供了新的洞見，結果似乎要視情況而定。美國與歐洲的多數研究發現，貧富不均對於幸福有中度到輕微的影響。其中，非常明顯的是，會因為貧富不均而感到不幸福的美國人，幾乎都是有左派傾向的有錢人！然而，在筆者和傅爾頓合作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卻顯示，貧富不均對窮人福祉會造成負面影響，對富人卻有正面影響。

莫衷一是的結果，反映出貧富不均是代表未來機會與流動性的象徵，也是不公不義的象徵，在美國，許多人都把貧富不均看成是機會。然而，客觀數據並未指出美國的社會流動率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ve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會員國的平均值。在拉丁美洲，當地貧富不均嚴重的多，而且公家機構和勞動市場是出了名的沒效率，貧富不均代表的則是持續的劣勢或優勢，而非機會與流動性（雖然某些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流動率和美國一樣高）。

幸福調查也有助於衡量更廣義的非收入不平等因素，例如種族、性別、地位等等，研究發現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 。醫學研究發現社會地位對於身體健康會有重大影響，因此也支持這樣的結論。幸福研究也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貧窮。比方說，雖然幸福農夫和悲慘百萬富翁的矛盾抵觸常理，一些研究也發現各國窮人普遍沒有富人幸福，但這也暗示了在某些情況下，期望值低造成長期性的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