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序
林曜聖 譯
《教育變革新意義》的第四版較過去版本不同之處，在於內容更加「行動本位」，也包含更多我對實際發生之事的評價與詮釋。在此，我先從過去三個版本的序言中抓出一些關鍵的段落，從這些段落可以看出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本書的核心要旨是如何逐漸形成的。
在1982年的初版序言中，我寫道：
本書主要關心的議題不在於到底有多少新的政策被通過，或者有多少的計畫被發展出來，而是關心在實務上假使真有任何的變革，則到底哪些變革是我們努力之後的成果；並且我們也關心：我們怎麼知道何時值得去變革？當教師、行政人員，或者政策制訂者體認到在學校中有任何不適當之處時，他們到底能做些什麼事？拒絕一項已被提出的教育計畫會不會比接受它更有革新精神？為何我們經常不清楚如何將新的計畫運用於實務中？
在1991年二版的序言中：
同時瞭解小面向與大面向(small and big pictures)的問題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必須瞭解個體的行動與反應，就需要知道在教師、學生、家長，以及行政人員眼中，他們是如何看待變革這件事；此外，如果我們必須瞭解大的面向，則必須持續藉由對變革過程中組織及制度上的影響因素之瞭解，聚集個別情境與位置的知識，諸如：政府部門、大學、教師聯盟、學校系統，以及學校間的互動等。
在2001年的三版序言中，我提到：
自從前一版出版至今的十年間，有非常多的事件發生，而不管發生哪些事情，「意義的假設」(the meaning hypothesis)已深深地獲得證實。……認知科學的進展使得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新教育學之基礎變得有意義。混沌或複雜理論不可避免地引導我們獲得一個結論：致力於「凝聚力」(coherence)是處理過量的改革議程之非線性瑣碎要求的關鍵。
2007年的第四版有哪些更新之處？從第三版到第四版間的六年當中，能促進我們更加理解教育變革的事件，比第一版和第三版間相隔的二十年還要多。我們目前所埋頭從事的研究之所以有堅強的理論基礎，乃是由於其具備深厚的行動基礎。主動性的行動更有企圖心、更加廣泛，也有更高的要求。正因為我們的研究有極大的應用性，使得我們對問題的洞悉更加健全而精確。理論與實務變得越來越融合且相得益彰。
我們仍然沒有大規模的破解教室以外的密碼，但是問題已更形透徹，而且在探求變革過程中所被動員起來的力量也更加強大，越來越難被忽略。
這次新版本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結合「意義」與「行動」，以過去未曾經驗的但可承受之規模進行持續不斷的改善。「新」是下列有力的、具行動特性的概念之結合體：能力的增進、在脈絡中學習、水平的能力增進、永續性，以及行動的系統領導者—從事系統變革及自我脈絡變革的所有層級之領導者。所有這些新的、有力的概念，在本書中會變得更加清晰。
什麼是「不良」的情形：過量的標準與評價（在評價與能力的增進間沒辦法取得正確的平衡）；沒有能力深入瞭解教室現場；膚淺的專業學習社群；以及許多國家在減少低成就與高成就學生及學校間落差上的挫敗。的確，在部分富有的國家中，已產生收入及教育差距擴大的情形—這是社會惡化的危險跡象。
研究教育變革的意義之工作，讓我們從數量及類別逐漸增加的學者、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身上獲得許多的收穫，當這些人瞭解到下一步要往那個方向走時，他們就會成為促進實質改進的合作伙伴。身為在道德上及理智上受委託從事教育改進工作的全球網路之一員，我享有特權
(privilege)。這是一項偉大的工作，透過全球各方的集體努力，讓整個事情更加的有意義。我希望在此感謝數百名認真的同事和朋友，不管他們曾經參與過，或仍持續參與在此段歷程中。我從無數次的行動及過去四十年間與他們的互動中學習到很多。
在本書中，我計劃能夠呈現出變革的知識基礎已經變得更加深厚，也更容易親近，並且對要領導普遍存在且不間斷的創新與改革而言，這也是絕對不可缺少的。要解決地方社會複雜性問題，特別是在與其他人互動的方面，方法是協助個體能以變革過程的知識來武裝自己、致力於反省性的行動，並且測試自己對於越來越多可利用的變革相關文獻瞭解多少。
由於變革是人類永無止盡的努力之原動力，因此變革的意義永遠都會是「新」的。教育變革的意義深遠，因為其追尋道德的目標，並且藉此以形成最佳的知識來延伸每天的重要議題。最重要的是，當教育變革發揮作用時，能夠激發「百萬個變革代理人」(a million change
agents)，引導他們從改善人類的集體行動中發現意義。富有意義的工作，以行動為基礎，永不結束—這足以讓一個人花費一輩子的光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