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擺在面前的這一摞書稿，是繼我的第二部專著面世後，我花了近三年時間，陸續寫作、修改完成的。
在二十多年學習的經歷中，我逐漸認識到普及儒學知識的重要性。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理論，都存活于它與現實生活的互動中。它源于現實，又反作用于現實。如果把它束之高閣，封閉在象牙塔里，它就會失去活力，變成僵屍。儒學當然也不例外。原始儒學源於對兩千多年前社會現實問題的探討。在總結了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理論思維成果後，它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雖經多少年代的政治炒作和扭曲，但穿越了西漢及宋兩朝文化綜合的隧道後，它仍然得到了發展和承傳，滲入國民心靈深處，積澱為包括正、負兩方面元素的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它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堪稱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
近些年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繼承發揚傳統文化精華建構當代價值的必要。振興國學的呼聲越來越高。將原始儒學的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刻不容緩。
我要感謝我的恩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周桂鈿先生。先生教學任務繁重，並在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哲學史學會、中華孔子學會等多個學術機構中擔任重要工作。先生在百忙中審閱我第二部專著《人性善化與人格提升——先秦兩漢儒學理想人格思想及其現代鏈結》部分書稿後，又教導我用講故事的方式在更多人當中普及儒學知識。我這樣做了，並決心繼續做下去。
然而真正做起來，困難比預想的要大得多。
介紹孔子思想，最可靠的依據是《論語》。但《論語》是孔子弟子們編成的語錄集。孔子的某句話是在什麼時間什麼條件下講的，多數都難以推斷。然而故事作為一種文學樣式要求時間、地點、人物、情節齊全。我不能臆測和瞎編，又無法作出準確考證；只好以《論語》為主，並據《左傳》、《史記》，還參考其他典籍以及當前學術界較為公認的孔子活動年表，作出時空定位，設定具體情景。我希望能夠比較形象地告訴讀者孔子在什麼情況下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為什麼這樣說，這樣做。
目前已經有許多孔子的傳記問世。錢穆先生的《孔子傳》（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87）重考證，是經典之作，但並非故事形式。金景芳諸先生的《孔子新傳》（湖南出版社，1991）用兩章的篇幅介紹孔子的生平與事業，敘事十分嚴謹；但重點卻在另外十章上——另外十章對孔學及有關典籍等內容、流傳的評價，下了很大功夫。它的受眾應該不是需要儒學啟蒙的大眾。劉憲宜先生的《孔子傳》（遠方出版社，2002）大體上具有與金景芳諸先生的著作同樣的架構。高專誠先生的《孔子．孔子弟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全書四分之一的內容涉及孔子生平與事業，但角度側重孔子的師生關係，且多考證、評價。(日)井上靖的《孔子》（1991，人民日報出版社）和楊書案的《孔子》（長江文藝出版社，1990）都是文學作品，細節豐富，形象鮮明生動；但渴望瞭解孔子思想的人應該更關注歷史的真實，而不僅是描寫的生動性。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史專家、詩人李長之先生的《孔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1986），讓我眼睛一亮。先生曾為我們開設《中國文學史》課，他的講課材料豐富，立論新穎，語言流暢，情感飽滿，頗受學生歡迎。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略稿》以詩的語言介紹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很得學生喜愛。《孔子的故事》用通俗又頗具抒情意味的語言介紹孔子一生，二十九個故事渾然一體，行文紆徐疏朗，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活躍在字裡行間；這一切都立足於史料取捨的嚴謹和獨創，統率在對孔子擺脫了偏見的評價之下。先生的著作為我樹立了很好的樣板，淺薄如我，當然不可能超越。我要學習先生，但又應該另闢蹊徑。我想：《論語》全書十九篇，記錄孔子與他弟子互動言行的文字多達一百四十六處，不但同其他冠以“子曰”等的語錄一樣，是探討孔子政治倫理思想及人生哲學的重要資料，而且還呈現了孔子教學工作的概貌、孔子的師生關係和教育教學理念；我不妨從孔子與他弟子們的關係切入，以《論語》為主，並廣泛地從《左傳》、《史記》等古代典籍中尋找素材，編寫故事，通過孔子及其弟子的群體活動來介紹他的思想。
於是有了這一摞書稿。
書稿涉及孔子弟子二十四人，三十八個故事大體按照他們師從孔子的先後次序排列。書稿前列人物表，便於讀者瞭解孔子師生們的概況；後附《孔子教育活動年表》及《孔子的師生關係》，意在幫助讀者對三十八個故事作總體回顧。
水準有限，資料的搜集、理解、處理，還有自己也不滿意的地方；但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饒人，我只好把目前所能做到的奉獻出來，請專家和廣大讀者批評，給我一個再學習的機會。
我對孔子的景仰以及研究包括《論語》在內的中國古代作品意向的確立，源于大學一年級時聆聽劉盼遂先生對《論語．先進》“侍坐”的講解。1954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新校西飯廳裡，先生站在高大空曠的大廳裡，面對來自祖國四面八方以及香港地區的二百多名學生侃侃而談。先生以精闢的分析征服了大家，孔子及子路，曾點等人的形象逐一浮現在大家的眼前。通過兩年“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講”這一課程的學習，我沉迷在浩淼深邃的中國古代文化的海洋中，我愛上了它。一九五七年以後，二十二年的生活艱難、近十年教學及行政工作的繁雜，到一九九六年我才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儒學專著，它記錄了我對孔、孟、荀美育思想的探索；二○○六年我研究先秦兩漢儒家理想人格思想的專著也終於問世。兩部專著各自承載了我十年的學習積累。我要感謝許多幫助過我的人。清華大學劉鄂培教授多次打電話給我指點。湘潭大學肖艾教授、羊春秋教授先後寫信和撰文肯定我的研究成果。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預衡先生、周桂鈿先生一而再、再而三鼓勵我寫作，賜我以墨寶，周先生還親自為我審稿，贈我以資料。如今，郭、肖、羊三位先生均已駕鶴西去，但他們的恩情和教導我將永記不忘。此外，楚辭研究專家、屈原學會副會長周秉高教授、儒學博士甯新昌教授都寫信對我第二部專著給以積極評價。我還要提到我的領導（也是校友）何建政先生在我信心動搖時鼓勵我說：“我瞭解你，凡是你想要做的，你一定能做到！”這句話使得我又鼓足了勇氣，經久不衰。校友李鏡春教授對我的一篇論文（我第二部專著中的一個章節）寫了幾千字的長信給以評點。前輩和朋友的支持使我更加堅強；妻和子女的鼓勵陪伴我度過艱難的歲月；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及主編蘇美嬌小姐的努力將我的願望變為現實：我謹在此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