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此「毒舌頭」，非彼「毒舌頭」
我們都知道文人多惡毒、慳吝、嫉才，而又經常自大。因而他們的「毒舌頭」或「滑舌頭」，總是會跑出來許多不可思議的「名言」。
例如，拜倫和濟慈同為浪漫大詩人，但濟慈這樣說拜倫：「你們談到他和我，我們兩個可完全不同，他只會寫他看到的，而我則寫我想到的，我可比他有深度多了。」而拜倫則這樣說濟慈：「他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精神自瀆，他經常自淫想像。我不是說他下流，而是說他總是邪惡的東拉西扯，把作品變成一種既非詩也非其他甚麼的東西，而只像是由生豬肉和鴉片煙做出來的瘋人院產品。」
而福克納和海明威都是諾貝爾級的大文豪，但相互間的輕視卻溢於言表。福克納如此說海明威：「他寫起文章來，絕對不會用任何一個讀者必須去查字典的字。」海明威則如此回敬：「可悲的福克納，難道他真的以為寫文章用了偉大的字眼就等於有了偉大的感情嗎？」有次，福克納的太太問海明威，他在寫作時是否會喝上一杯馬丁尼雞尾酒。海明威答稱：「老天爺，妳聽過誰在工作時喝酒的？妳講的大概是福克納吧。我看他的文章都會知道哪個地方是喝了酒以後所寫的醉話！」因此，同為諾貝爾級的史坦貝克遂如此說：「他們這兩個同行是為墓碑的排名而戰爭。」
這種同輩間的尖酸刻薄，多得難以計數。但非同輩呢？那就說得更難聽了。
例如，馬克吐溫這樣說愛倫坡和珍．奧斯丁：「我認為愛倫坡的文章慘不可讀，就如同珍．奧斯丁一樣。但他們還是有差別。付我錢，我會勉強讀愛倫坡；至於珍．奧斯丁，給錢也不讀！」
而尼采一生自大，把全天下的人都視為庸才，只有他是天才，他如此說愛默生：「愛默生的一生有如面對珍饈，但他卻把一切都堆在盤子上，無法消化。」
文人刻薄別人雖重，但他們比普通人多讀了幾本書，卻也很講究「毒舌頭」的功力。例如，王爾德貶損蕭伯納的話就讓人歎為觀止：「蕭伯納，他實在太棒了。他沒有一個敵人，但所有他的朋友都討厭他。」
這些都是文人的「毒舌頭」，但他們自誇起來時的「滑舌頭」，卻也同樣讓人難以消受。
例如，二十世紀的美歐文化藝術才女葛楚德．史坦因這樣自大：「想到聖經，想到荷馬，想到莎士比亞，想到區區在下。」
又例如，英國文豪斯威夫特如此說道：「老天爺！我能寫出這樣的書，是多麼的天才啊！」
而另一文豪波普則如此說自己：「我，當然驕傲，我驕傲地看到人們根本不怕上帝，只怕我！」
以上這些文人的「毒舌頭」與「滑舌頭」，在文學史上乃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傑出的文人作家，他們都是跑在人類文化發展前端的人物，他們多半有著較大的自我，並且深深地被「創造者的焦慮」所折磨，那是一種高度競爭性的社群。競爭當然不必然要「毒舌頭」或「滑舌頭」，但「毒舌頭」及「滑舌頭」在高度競爭裡產生，卻也並非不自然，這是人類文化與文明做出重大開展的過程中的一項贈禮，也是競爭行為和競爭生態的見證。
而這樣的情況，出現在自然科學以及實用科技上，或許就更有趣了。近代科學在過去將近四百年的漫漫長路裡，從擺脫根深柢固的神權統治及神權價值開始，一步步確定了「此人為世界度量」的經驗科學傳統，在這樣的過程裡，科學家的競爭態勢較諸文人作家社群只會更嚴峻，而不可能更輕鬆；那是探索「宇宙與生命奧祕之爭」，其競爭行為當然更加激烈。尤其是到了近代，由於科技的開發除了涉及知識的競爭外，還有更大的產業制度之爭，以及國家利益之爭，因而它已不再只是科學家社群的事務，更把公司和國家也捲入進來。科技競爭的範圍擴大，這已成了科技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
而這本《毒舌頭與夢想家》，談的即是頂級科學家社群的競爭故事。它以八個科學領域及科技上重大的突破為主題，詳細爬梳科學史料，再現它們的競爭態勢。這八個競爭課題分別為：牛頓與萊布尼茲為到底誰發展出微積分纏鬥數十年；拉瓦謝和普利斯特利到底是誰藉著氧氣的發現而奠定了化學的基礎；達爾文與歐文為了演化論的正當性而爭；特斯拉與愛迪生為了奠定電力傳輸而翻臉，最後是特斯拉的交流電打敗了愛迪生的直流電；以及二戰期間，同盟國與軸心國為了製造原子彈而做的競爭與科學家動員；近代參與解開ＤＮＡ雙螺旋結構之謎的三組科學家之間的競爭；美蘇間的登月競爭，以至最近蓋茲和艾利森為網路電腦和個人電腦而競爭。由於這八大科學領域及科技上的突破都是科學史，甚至文明史上的超級重大事件，這八個競爭故事對理解科學及科技的競爭本質與特性，遂格外讓人在瞠目結舌之餘，對競爭這個議題有了更大的思考空間。因此，這本書已非泛泛的科普著作，而是具有科學史、歷史及社會文化學縱深的科學思想著作。
從概括的科學史發展過程中，我們已知道科學發展在初期的蒙昧階段，必須衝破層層神學及宗教的知識束縛，始能建構出科學的自主性。這也顯示出科學做為人類的一種活動，它和所有其他活動一樣，會被歷史及社會的條件所制約，要掙脫這層層束縛，就必須付出被壓迫，甚或犧牲生命的代價。在那個科學與反科學間互相對立、競爭的時代，通常伴隨著極為慘厲的一面，而「理性」這個概念的形成，就是科學及人文主義獲勝的報償。
然而，當科學的自主性逐漸形成後，科學家本於探索宇宙、物質和生命奧祕的「創造者」或「夢想家」精神而全力以赴的同時，這條道路卻也坎坷重重。科學家除了要向自己的創造想像力挑戰外，還必須面對科學家社群裡的其他成員，以及當時的社會組織，甚或群體大眾。他們面對的是一種最徹底的「完全競爭」狀態。因而科學家那非常「人性」的一面當然也就很容易暴露出來。例如，牛頓其實是個非常跋扈自大的人物，認為只有自己具有探索和解釋宇宙奧祕的能力，因而才出現他和萊布尼茲間長期的惡鬥；愛迪生固然為發明之王，可他固執和褊狹起來，在打擊特斯拉的交流電觀點時，也無所不用其極。在科學真理的道路上，「毒舌頭」和其他領域相同，都很難避免。
科學的競爭，當然也有幸與不幸之分。但這種幸與不幸其實又和才具的高下有著密切的關係。普利斯特利在早期氣體的實驗上功高於拉瓦謝，但他綜合抽象思維的能力顯然較為遜色，因而他的貢獻遂讓位給了拉瓦謝，至於華森與克里克並未做實驗，而卻破解了ＤＮＡ的雙螺旋結構，比起其他科學家當然有幸運成分在，但其他兩組科學家落在他們之後，卻非全屬偶然，不能專心、不能合作，或許乃是這兩組不能領先的原因。這也顯示出原創力和合作，乃是科學家社群必備的另一項條件。至於達爾文和歐文之間因為演化論而起的攻防論戰，也顯示出有些時候，真正的大創科學家也需要有像赫胥黎這種能言善辯之士的協助。
而最值得關注的，乃是進入二十世紀後，科技的競爭已不僅限於科學家社群而已，企業和國家已開始介入科技的動員和運用；原子彈、登月、電腦科技等都是例證。當然，所謂「科技的民主監督」也就變得益發重要。尤其是展望未來，當生物科技和複製生命有了更大突破，這個問題也將更加迫切。
因此，《毒舌頭與夢想家》實在是本值得再三反芻的精采著作。它藉著隱身於八個重要科學及科技突破背後的故事以及頂尖科學家主角間的糾葛，將科學家這個社群的生態和機能做了詳細而生動的揭露，讓人們對「創造者」和「夢想家」這個社群的特性有了更多理解；「創造」和「創意」乃是當代最重要的新課題，有關的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研究也正在興起中。而本書所敘述的科學家社群的追求、行為及競爭關係，足可供做為理解創造行為的參考。
其次，由科學家社群在激烈競爭關係裡所表現出來的尖酸刻薄、傲慢自大，甚或免不了的打探偷竊，以及爾虞我詐，我們其實也大可不必為這些非常「人性」的表現而失望。人類「理性」的進步與勝利，原本就伴隨著這種永不停止的「人性」表現而一路走來。到了近代，儘管在科學與科技圈裡抄襲偷竊之事仍難以避免，但競爭的客觀化與規範化不也早就更加清楚了嗎？正如同當我們看著人類由數學及物理學一路走來，牛頓當年的自大跋扈，不也都可以被視為天才的癖性而加以理解了嗎？對於「創造者」和「夢想家」這個社群，無論他們是傑出文人作家或科學家，當我們發現他們原來也有「毒舌頭」時，倒不妨讓我們也更加自勵向上，讓我們的「毒舌頭」不要只局限在政治的口水上，而應多用到更有創造力的方面；兩種「毒舌頭」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文∕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前言
通往理性的漫漫長路
燦爛陽光下，科學在古希臘的橄欖樹下、岬角沙灘上誕生了。二千五百年前，阿那西曼德（Anaximander, 611-545 B.C.）、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0 B.C.）、安納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 499-428
B.C.）都曾漫步於這片土地上。也許，是踩著涼鞋的啪噠啪噠聲、又或者是海濤拍岸的聲音令他們聯想到節奏、韻律、和諧以及對稱，因而對巴比倫和埃及文化中的某些模糊概念，展開了計量、詮釋和想像的探索。
在幾位先驅死後一百五十年，亞里士多德（384-322
B.C.）開闊的世界觀成為古典文化的根本精神，雅典的一小群哲人開始從各個層面探討眼中的世界。他們採取演繹式的推論，從觀點A和B推演出結論C，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實踐的其實只是「某種形式的科學」：希臘人排斥實驗，但擅於思考基本問題。他們很想知道宇宙是怎麼形成的，宇宙會不會只是個抽象的概念，宇宙真的是建立在一種人類能夠理解的模式上嗎？數字是否只是在宇宙的光芒中不斷重覆而已？
不妨想像一下這個有趣的畫面：古典時期的偉大哲人氣呼呼地激辯著誰先發現什麼，或許年輕的激進派還因此被逐出學院門牆。我們對他們的思維了解不多，當時的惡言和敵意早已煙消雲散，口舌之爭也已平息。然而，我們至少可以研究一下當時知識份子思想論戰的微弱迴響。
亞里士多德根據他所看到和想像的，創造出一套龐雜、拼圖般的說法，藉由他的名氣以及賞識他學說的歷代能人，奇蹟似地留傳千古。兩千年來，在霧雨飄飄的牛津、在樹影芬芳的巴黎，亞里士多德學說一直被傳授著；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中，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備受稱頌；在風和日麗的馬其頓，人們更不斷榮耀亞里士多德，因為亞里士多德曾經在馬其頓收過一位赫赫有名的學生，名字叫亞歷山大，也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大帝。
但亞里士多德並不是唯一的聲音，聞名於後世的學說不見得就是最卓越的理論。世人從盧克萊修（Lucretius, 95-55 B.C.）的論述中，認識了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460-370
B.C.）的觀念，德謨克利特描繪了機械式的宇宙，「原子」成為物理世界最基本的單位，經由原子間相互碰撞而導致所有的運動和動態。德謨克利特和追隨者利用原子論來解釋他們所觀察到的世界，甚至試圖以原子碰撞的結果來解釋人類的行為。
盧克萊修在兩千年前寫下：「我們必須驅除心靈暗處的恐懼，但靠的不是太陽或白晝的光亮，而是要面對自然，了解大自然的法則。而大自然的第一條定律就是：萬事萬物都不是奇蹟似地無中生有。」
德謨克利特過世後兩個世代，柏拉圖（Plato, 428-347 B.C.）提出了半帶神祕色彩的宇宙觀，推翻了德謨克利特對宇宙的詮釋。就科學發展而言，德謨克利特促使科學向前邁進一大步，而柏拉圖卻讓整個世界又倒退了兩步。一位史學家曾經表示：「柏拉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但是在實驗科學的發展史上，他卻帶來一場大災難。」而柏拉圖的得意門徒亞里士多德的主張，又讓科學世界再倒退了一步。
但是，幾位哲人在世期間並沒有爭得你死我活。德謨克利特在柏拉圖的觀念形成之前就已過世，直到二千年後，相關的論戰才出現在著名大學的殿堂之上以及啟蒙時代創始人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1592-1655）、牛頓（Issac Newton, 1642-1727）、波義耳（Robert Boyle,
1627-1691）等人的著作之中。
西元前四世紀，亞里士多德的論述在當時的社會引起很大的共鳴，他提出了令人心安的四元素說：火、土、氣、水，視人類為萬物的中心，凡此種種都讓世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正如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我們之所以看得見，是因為從物體反彈回來的粒子投射到我們的眼睛裡；蘋果之所以掉落地面，是因為蘋果想要找到自己在宇宙的定位；物體之所以會穿透空氣，在空中飛過，是因為原本位於前面的空氣被排擠之後立刻竄流到物體後面，並且推動物體向前奔馳──這些觀念搶占先機，影響了此後兩千年的西方思想。德謨克利特逐漸為世人遺忘。
因此，對西方文明而言，這真是個黑暗時代。
在人類文明剛萌芽之時，從東方流傳到希臘的一些觀念，如今經過大幅修正後，流行於西方社會。尤其是孕育了許多自然哲學家和數學家的阿拉伯文化發揮了廣泛的影響：阿爾哈增（Ibn-al-Haitham, 965-1040）、拉齊斯（Rhazes,
860-930）和經由亞歷山卓城將煉金術傳到西方的波斯煉金術士，都留下了獨特的標記。在歐洲，古典文化逐漸被人們淡忘，唯有修道院保存了古典時期的傳統觀念，留下一線生機。
但即使在修道院，也並非一切順利。為了維持心靈的平靜和對俗世的影響力，神學家和僧侶必須設法融合自然哲學（希臘異教徒的教誨）和基督教義，結合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和基督教福音。在黑暗時代中，人類對世界的觀察和宗教信仰之間的明顯矛盾，原本很可能激發出第一波思想論戰，但結果卻沒有發生這樣的狀況。像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大阿博特斯（Albertus
Magnus, 1200-1280）這類的聖人智者想了個古怪的折衷辦法，他們融合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和基督教義，提出了所謂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但並非所有的人都如此盲目。培根（Roger Bacon, 1220-1292）的偉大在於他能超越所處的短視時代。儘管培根非常虔誠，但他同時也是個極具批判性的觀察家，不會奉亞里士多德如神明。他勤於觀察、學習、蒐集資訊，研究被視為禁忌的煉金術，並大膽提出質疑，試圖打破傳統智慧和信仰的束縛。在他高瞻遠矚的三大著作：《大著作》（Opus Majus）、《小著作》（Opus
Minor）、《第三著作》（Opus Tertium）中，他反駁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這時候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信條）。他還採取了可能有點愚蠢的動作，將作品的精裝本送給教皇尼可拉斯四世（Nicholas IV），結果教皇非但毫不欣賞他的作品，還斥之為異端邪說，下令逮捕他，並判他終身監禁。
在培根之前許久，人們一定早已曉得，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和上帝的教誨之外，深入探索、發現真理的唯一方式，是對外保持沈默，但卻在內心大聲吶喊。因此從七世紀阿拉伯人奠下基礎，到牛頓融合了煉金術和科學分析方法為止，在長達一千年的期間，在密室中實驗的煉金術士為了躲避刑罰，逃到歐洲，也傳遞了科學研究的薪火。
最初，煉金術士懷抱著哲學和魔術的想像來研究化學，主要目標是將基本金屬轉變成黃金，以及發現青春不老的靈藥。當然，他們是誤入歧途的夢想家，但也是勇敢無畏的個人主義者，刻意挑選人跡稀少的道路而行。他們雖然不是真正的科學家，但是他們有想像力，也有決心，他們無法接受正統哲學家與神學家高度珍視的既有概念。雙方的敵對狀態在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達爾文等人的思想遭到壓制後浮上檯面，而衝突的根源就在於教會中死抱教條主義的頑固份子、和一輩子冒著生命危險煉金的天真實驗家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哲學的層次上，煉金術士作風一致，他們都很排斥過去被教導的事情。但是，別忘了，他們在其他事情上毫無共識。每位煉金術士都走自己的路，自訂一套規則，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不應被稱為科學家。煉金術士相互為敵。沒錯，他們有共同的目標，即探究煉金術的兩大傳統，長生不老之藥和哲人石。但另一方面，每位煉金術士卻又自行其是。煉金術士各自以密碼記錄自己的發現，希望提升發現的價值，但同時又模糊發現的內容，他們結合了神祕主義從猶太祕法到新約聖經的豐富文化。這樣做的目的不只是為了逃避教會和政府的監視，同時也封鎖了煉金術的發現，避免他人任意詮釋、推斷和剽竊。
所以，煉金術士同時被推往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身為正統教派的敵人，他們學習到許多亞里士多德和神學家不曾教過的知識，甘冒極大的風險來揭開他們心目中真理的面貌。但是，在努力揭開大自然的奧祕時，由於無法分享彼此的哲學，從來不交流彼此的發現，也從來不像後代科學家一樣著手建立起科學的架構，他們因而錯失了深入探索宇宙的大好機會。他們在正面與負面競爭的效應間拉扯擺盪，沒有留下什麼恆久的價值。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不是煉金術士，而是第一位真正的科學家，然而悲哀的是，他也受到煉金術的失敗所波及，始終無法向外界溝通他的發現。達文西是個偏執狂，但是他的偏執其實不無道理，因為周遭不停有人想剽竊他的觀念，競爭對手會偷偷派人潛伏在他的實驗室擔任助手，還有從羅馬來的密探等著他犯錯。為了對抗敵人，達文西以寫反字的方式記錄了厚達一萬三千頁的筆記（或許是為了防止有人從背後偷瞄到他寫的東西），而且除了最信任的門生之外，他對所有人都隱瞞自己的發現。
但是，要防止羅馬教廷的窺探實在很不容易。達文西一生中大半時間都住在米蘭和佛羅倫斯，當時是這兩個城市宗教壓迫最緩和的時期。但是只要一離開這些地區，他就必須時時小心遭致批評。儘管達文西是全國知名人物，深受當權者推崇，但他在追求世人眼中「傷風敗俗」的興趣時，仍然需要小心翼翼。他曾經說過，有一位助理「阻礙我進行人體解剖，並向教皇舉發我。」倒不是達文西的飛行機器點子開罪了什麼人，他發明的精巧武器其實深獲贊助人歡心，但是教會確實反對他夜晚工作的習慣；他的助理看到師父埋首於人體內臟中忙個不停時，簡直嚇壞了。對教會而言，這類研究更是褻瀆的行為。這類的管制迫使達文西四處遊歷，總是比敵人早一步轉移陣地，直到獲得年輕的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at Cloux）的保護，才得以在晚年過著隨心所欲的生活。
身為科學家，天主教會是達文西最大的敵人，意識型態的衝突一方面激發達文西達到創造力的高峰，另一方面也帶來巨大的傷害。達文西是個自由的靈魂，他拒絕被釘在十字架上。雖然他表面上十分尊重羅馬教廷，但他一向秉持宇宙即神的觀念，在他所有的文章中完全看不到上帝的影子，就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這是非常不尋常的現象。在面對教會的憤怒時，達文西總是驕傲地為自己辯解；每當受到教會壓制時，他總是工作得更努力，挖掘得更深入，發現更多會震撼和激怒教會的真相。
但是，達文西生前沒有出版任何著作（他唯一的完整作品《繪畫論》[Treatise on Painting]直到一六五一年才終於出版），因為儘管他渴望揭露真理，卻聲稱：「沒有一件事情比單憑自己的判斷而缺乏其他證據更自欺欺人了，事實已經證明，經驗是煉金術士、巫師和笨蛋最大的敵人。」他在過世前將筆記託付給最親近的朋友梅爾茲（Francesco
Melzi），梅爾茲在餘生中努力將達文西留給世人的幾千頁筆記分類編目。但梅爾茲過世後，他的兒子歐拉奇歐（Orazio Melzi）對達文西毫無興趣，而將達文西的手稿束諸高閣。這些檔案就在梅爾茲家族的閣樓中封存了兩世紀，一直無人聞問，也沒能對科學發展有所貢獻。教廷或許沒有辦法阻止達文西繼續研究，但卻成功地讓他無法發聲。
達文西不是唯一的英雄。在牛頓之前的時代，為理性奮鬥的過程中，還有三位重要人物，每一位都用獨特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理念，而為羅馬教廷所迫害；他們都是「無知」的大敵。
對教會來說，哥白尼是自家人。他是個波蘭天主教教士，曾經受過醫學訓練，對於天文學十分著迷。但他很清楚自己的大敵所擁有的力量以及可能帶來的痛苦，都是他無法坦然面對的。因此儘管哥白尼三十年來一直祕密觀察天象，並記錄觀察所得，卻始終不曾發表自己的看法，直到臨終前才設法將筆記出版。哥白尼沒有親近的家人，因此不必擔心死後羅馬教廷迫害家人，當哥白尼在病榻上拿到剛出爐的第一冊著作時，他一定有說不出的滿足。
那是一四五三年，儘管哥白尼過世前還不曉得，但科學確實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可以確定的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科學家才享受到勝利的滋味，在歡欣慶祝的日子來臨前，還有其他科學家陸續為了所擁有的知識而受苦，甚至犧牲性命，但是當印刷時代的第一部重要科學著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出版時，如果羅馬教廷當時了解到這本書的重要性，必會不寒而慄。紅衣主教當時之所以渾然不覺、判斷錯誤，有哥白尼同意，就偷偷為《天體運行論》附了一篇序文，他在文章中宣稱：《天體運行論》討論的只不過是天體運動的計算方式，而不是對真實狀況的陳述；其次，哥白尼有意無意地在論述中傳達混淆的訊息。
哥白尼注意到，從星體移動的方式來看，地球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但在說明他的觀察時，哥白尼保留了許多古典的觀念。他在《天體運行論》的開頭就大膽主張，太陽才是宇宙的中心，但接著似乎又改變了主意。在最初幾頁之後，他添加了許多不必要的細節，使得理論變得愈來愈繁複，結果令太陽些微偏離了中心位置。哥白尼這種支吾其詞的寫作方式使得他的作品隱諱難懂，而且充滿矛盾。儘管小開本的《天體運行論》厚達二一二張，但是最前面二十頁才是理論的核心。由於《天體運行論》的內容隱諱不明，因此並沒有立刻轟動科學界，並且在此後五十年，也一直未引起教廷注意，直到一六一六年，才被列入羅馬教廷的「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arum）之中，直到一八三五年才解禁。
哥白尼一直祕密行事，其實其來有自。他在作品中，否定了長久以來滿足了人類自大心理的說法，即自古以來代代相傳的「地球為宇宙中心」觀念，也等於駁斥了亞里士多德的核心觀念。他在書中最關鍵的開頭二十頁裡表示：「太陽是宇宙萬物的中心，高居王座上，統治圍繞著它旋轉的星體……於是，我們在這樣的秩序中找到令人讚嘆的和諧。」
哥白尼的言論令敵人恨之入骨：當教廷終於了解他的「日心說」時，當然立刻斥之為異端邪說，但為時已晚。教廷或許太晚才了解哥白尼的言論有多麼偏激，但是當代某些知識份子卻已逐漸在混淆不清的《天體運行論》中找到頭緒，並且從中推演出自己的觀點。
自古以來，選擇捨身就義而改變歷史的人，寥寥無幾。耶穌基督是其中一個擁有這種機會的人，他也善用了機會。布魯諾是另外一個例子，他成為第一位為科學犧牲生命的殉難者、也是唯一的烈士。
一六○○年一月下旬，布魯諾身上綁著鐵鍊，站在梵諦岡羅馬教廷的宗教法庭中接受審問，教皇克雷蒙八世（Pope Clement VIII）宣判他死刑。布魯諾觸犯的罪名是出版異端邪說，以《天體運行論》為基礎，融合了自己在自然哲學的獨特觀點，完成了《復活節前第七個星期三的晚餐》、《論原因、本屬和統一》、《論無限性、宇宙和諸世界》等作品。
事實上，布魯諾受到宗教迫害已經幾十年了，他的書被禁，想法受到壓制，但是布魯諾和百年前的達文西一樣，總是能成功地先一步躲開教廷的查緝。他大半輩子都待在英國和德國等自由國度或新教徒國家，卻在一五九一年做了個奇怪的決定，束裝返回家鄉義大利，並應聘到梵諦岡，擔任貴族莫森尼哥（Giovanni Mocenigo）的教師。
結果，這是個死亡陷阱。莫森尼哥是宗教法庭的爪牙，體內流著背叛者的血液。布魯諾首先在威尼斯受審，接著又被轉送至羅馬，監禁在狹小的牢房中長達七年之久，期間慘遭種種凌虐與羞辱，最後被活活燒死。布魯諾代表了羅馬教廷最鄙視而恐懼的一切，因為他提出了另外一種宇宙觀。他之所以被活活燒死，不是因為天主教教條或政治觀點，而是因為他擁有了莫大的傳播力量，民眾願意聽他說話，而且也閱讀他煽動性的言論。七十五年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藉著攻擊羅馬教會的結構和抨擊教皇的腐敗，而撼動了天主教的根基，但是布魯諾卻和達文西、哥白尼、克卜勒、以及所有追求真理的人一樣，攻擊既定的事實，亦即教會的哲學基礎。馬丁路德或喀爾文教派提出的只是另外一種宗教崇拜的形式，而布魯諾、達文西等人提倡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意識型態。
紅衣主教試圖用詔令和逐出教會等手段，迫使布魯諾封口，但最後不得不將他關在六英尺平方的斗室中，甚至在執行火刑的時候，把釘子釘穿他的舌頭，不讓布魯諾在羅馬花市對蜂擁而至的群眾散播反動言論。
布魯諾因為拒絕接受正統思想，試圖融合（教會中迫害他的人始終無法完全了解的）哥白尼的科學和天主教對上帝的信仰，以至於難逃一死。在羅馬教廷眼中，布魯諾是狡詐的異教徒，但其實布魯諾從來不曾喪失對上帝的信仰，而且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個傳統的天主教徒。不幸，當時的社會還沒有辦法接受的是：居然有人開始探討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不把聖經中的上帝當成唯一的神來信奉而抱持泛神論，或所提倡的科學摒棄了亞里士多德的一切教誨。布魯諾早在一五八○年代就倡導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質疑什麼是物質？什麼是能量？為什麼無限大的宇宙得以存在？如果真的有無限大宇宙，這又代表什麼意義？
對於這些問題，布魯諾提出了詩意的觀點；他和達文西一樣，重視觀念而缺乏數學演算。唯有到了今天，有了量子力學和相對論來解析我們所處的世界，世人才懂得欣賞布魯諾的宇宙觀。在布魯諾所描繪的宇宙中，所有的物質在原子的層次上都彼此相連，他的觀念可以比擬一九九○年代出現的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
由於布魯諾的觀念充滿了超脫塵世的想像，教廷視之為寇讎，必除之而後快。他溫暖而貼近個人的觀點，感動了許多詩人和分析家，而且在日後影響了海森堡和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思想。但在十六世紀，布魯諾的觀念卻令敬畏上帝的紅衣主教脊背發涼，不寒而慄。
但這一切並沒有隨著一場火刑而灰飛煙滅，怎麼可能呢？在布魯諾烈火焚身後一個世代，羅馬教廷又在自家人之中發現了和布魯諾不同典型的敵人，一位既欣賞又敬畏布魯諾思想的自然哲學家。
在伽利略和教廷發生衝突之前，他早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教宗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的好朋友，深受王公諸侯和教會的尊敬。伽利略在事業發展過程中，一直在走一條極細的鋼索。他謹記歷史的教訓，知道必須嗅覺靈敏、行事周密，外在表現得像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是到了一六三二年，當他出版了《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on the Two Great World
Systems）以及《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Ptolemaic and Copernican）後，他以為自己有辦法闡述哥白尼的天文學說，而不會被貼上異端邪說的標籤，而且或許能因此打開一個無害的縫隙，讓理性的力量得以伸張。
但是他錯了。他的教宗好友是個聰明人，但是隨著手中的權力愈來愈大，心腸也變得愈來愈硬，愈來愈不耐。當教宗察覺到伽利略企圖隱瞞他後，他在《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出版後，下令將伽利略拖到十位紅衣主教組成的審判委員會前，指控他「高度涉嫌散佈異端邪說」。在準備審判期間，伽利略遭到軟禁，憤怒的教宗召來托斯卡尼駐羅馬大使，對他表示：「你們的伽利略捲入了他不該涉入的事情，捲入了近來最嚴重而且危險的問題中。」
就好像三十年前的布魯諾一樣，伽利略的罪名是把哥白尼的日心說當成事實，因此威脅到亞里士多德學說的絕對可靠性，也連帶危及了天主教的教條。但伽利略可不是雲遊四方的哲學家，也不是被逐出教會門牆的教士；他備受尊崇，軟禁在梵諦岡宮廷時也受到相當的禮遇。但是歷經兩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