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福爾摩沙、我們共同的未來
（Lan-e chheng-chhun, lan-e Formosa, lan king-tong e b-lai）
這是林莉菁小姐的自傳性漫畫書，主人翁是她自己，描寫戒嚴下成長的「我」到省悟的歷程。她所描寫的，是很多人的共同經驗，和我自己的經驗頗多雷同之處。讀後，我感到很驚訝。那些共同的經驗，我不驚訝，驚訝的是，竟然延續這麼久！我是歷史研究者，很重視「世代」概念及具體世代的經驗。林莉菁小姐小我十七歲，那是很大的年齡差，也就是說，我上大學一年級時，她才滿一歲；她讀大一（1991/09），開始「省悟」時，我剛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開始第一份教書工作。這本漫畫書，讓我更真切地了解到黨國教育札札實實、徹底影響了兩個世代的台灣人。它讓我驚訝的同時，也讓我感覺台灣的路加倍難走了。
主人翁的很多經驗，和我個人很相似。比如，我從小被認為很會畫圖。學校老師要我臨摹張大千的仕女畫，畫了好幾幅，據說唯妙唯肖，節慶時被單獨闢室展覽。我也畫過「保密防諜」畫，得了全校的大獎，被張貼在布告欄。不同的是，那是蠟筆畫，我畫半夜，在某個街角，背景是房屋，有個人拿著手電筒，照到一位臉上長滿鬍渣的匪諜。我猜想，那手電筒打出的三角形黃色亮光，大概讓老師們覺得很有意思。我是嘉義人，學校派我去參加全縣小學生美術比賽，我們在嘉義公園寫生。我從來不知道我們嘉義有個畫家叫作陳澄波，嘉義公園是他最愛的題材之一，畫過好多幅嘉義公園的油畫。林莉菁小姐大學才知道有「這號人物」，我大概要到研究所，或甚至更晚才知道陳澄波，更更久之後才看到他的畫。（就個人生涯而言，我比較慢，但客觀時間應該比阿菁早。）我的一位耶魯大學的朋友，優秀的台大理科學生，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前年她回台探親，在書店看到我的《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的封面，才第一次看到「陳澄波」三個字。年過半百的她，很驚訝台灣曾有過這樣的畫家和油畫，而她非常喜歡藝術，參觀過無數美國和歐洲的博物館、美術館，熟悉很多西方畫家和他們的作品。
我和主人翁最明顯不同的經驗是，我的世代還沒有日本漫畫，我們看「四郎與真平」。我的世代，聽不到日語──除了長輩私下講，和一年才配幾部的日本片。那些chanbara片曾讓我們魂牽夢縈！另一個比較屬於個人性的不同是，我從來沒學會「ㄓㄔㄕㄖㄦ」，到現在還保留「鄉音」。這本漫畫書第一冊總題是「縫上新舌頭」。這當然是個比喻，但若認真去想那場景，其實是血淋淋的。作為生物的人，割了舌頭，就死了。但是，在「人的世界」，割了舌頭，縫上新舌頭，不只不會死，還獲得新生──前程燦爛的新生。我之所以沒試著割舊縫新，原因很多，不宜在這裡剖析。就我聞見所及，自割自縫頗為普遍，不過，也有不少人是父母替他們割、替他們縫。晚我幾屆的一位學妹（啊，忘了提，莉菁也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妹），據說她的父親，本省人，從小訓練她講標準國語，後來當了「人人羨慕」的電視新聞主播。直到今天，我還是常覺得我們的教育在我們腦中置入了一個軟體，當有人（尤其是女性）把「國語」講得很標準、很漂亮時，我們就會自動轉譯為「真、善、美」。再大的謊言，都是那麼甜溜，容易滑入人們的耳膜內。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天平的意象，具體呈現戒嚴時期「國語」如何透過教育、媒體、社會名流，一層又一層壓過母語，取得絕對的優勢，它也是人在社會往上爬的必要條件。母語、鄉土文化在這過程中，被不斷「低俗化」，低俗到不行，更不要說那根本不能教的台灣歷史了。我記得：研究所第一年的某個夏日，我和幾位同學站在研究生研究室聊天，話題不知怎麼的，牽涉到台灣的歷史，當時一位博士班學姊坐在書桌前用功，突然轉過頭來，鄙夷地說：「那麼低俗的東西，有什麼好研究的？」空氣突然凝住，談話就此中斷。我心頭受到很大的撞擊，很想回嘴，但是，在那個時代，你連如何抗辯，都找不到語詞。當時我被認為是歷史系的優秀學生，講不出話的我，告訴自己：「如果我有比別人優秀的東西，我要拿來研究台灣歷史。」直到很多年後，那個人生的「定格」都還恍如昨日。記憶力很差的我，卻再清楚不過記得我站立的位置，也記得我穿短袖襯衫。那位學姊是本地人，研究中國輝煌燦爛的某個朝代。在那個時代，你連如何反駁都「失語」，而且沒有人期待你能反駁。能讓本地高材生鄙夷自己的歷史文化到這種地步，不能不說這樣的教育太成功了。反過來說，所謂「高材生」很多時候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看歷史，可以大致看出獨裁專制統治有一套馴化被統治者的方法，通常分三個步驟或階段：一、武力血腥鎮壓，二、動用國家機器（情治、檢調、司法、中央媒體等）對付異議分子，三、教養效忠政權的新世代。聰明的統治者懂得血腥鎮壓不能長期做，但第二和第三同時進行最有效，尤其是透過教育，教養孩童、青少年相信統治集團的統治神話和統治意理，最能確保「長治久安」。本書主人翁和我親身體驗的是這個階段。究實來講，這是一套賞罰機制，由於罰很可怕（入獄、處死），賞的效果更顯得高（成功、利益、躋身主流）。在這樣一個賞罰過程中，人們當然會往賞的這一邊靠攏。高招的統治，根本不用讓人看見罰，就能成功吸收新生代成為絕對的效忠分子。
在讀這本漫畫書時，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一部伊朗短片《2+2=5》。故事很簡單，講在一個教室中，老師教導少年學生2+2=5，有一位學生堅持2+2=4，結果老師叫進來三位優秀學長，威脅他，但他遲疑之後仍寫4，結果被射殺，身上的血噴到黑板上。老師擦掉2+2=4，再寫一遍2+2=5，要學生不斷複誦，並抄到筆記本上。這個短片，怵目驚心。它非常明確描繪出，權力如何透過鐵腕，讓錯誤變成真理。這個影片有一幕是，這位少年回頭面對同學，左右手各伸出食指和中指，合在一起，再明顯不過，就是4根指頭。也就是說，你「親眼」看到的就是2+2=4，怎麼可能是5？另外兩幕特別值得深思：一、當那位學生堅持2+2=4時，同學要他不要給大家找麻煩。二、影片最後，一位學生（只看到手）在筆記上用鉛筆記下2+2=5，過了一會兒，我們看到他用力劃掉5，在一旁寫上4。前一幕，告訴我們，不妥協的人最先承受的壓力往往來自同伴。最後一幕，是暗示總有人無法接受非真理嗎？或許導演要我們在最暗黑的時代仍要心存一絲希望？這我不確定，但我知道，當2+2=4能再度寫到黑板時，不知道要經過幾個世代、犧牲多少人？
短片《2+2=5》是專制/獨裁/集權統治的「簡明版」──簡單而容易明瞭。相信觀眾看了這部短片，很容易抓到它想傳達的訊息。但是，真實世界的專制∕獨裁∕集權統治，往往是拉長版、變形版、烏賊版，遠為複雜、迂迴、混淆、細緻，難以一目了然。當它成功時，這樣的統治還會被文人美化為「溫柔的力量」。
在專制獨裁體制下──學者稱我們戒嚴時代的版本為「威權統治」，由於賞罰天差地別，不服從、不接受洗腦的人一定愈來愈少，終至於消滅殆盡；反之，服從統治，甚至自動當它的爪牙的人一定越來越多。驅吉避凶是人性之常，這也是「暴政未必亡」的原理，甚至可以hold四、五十年之久。因此，我們不應該去問何以人們支持暴政，反倒要問：面對酷刑、牢獄與處決，何以還有人持續堅持「2+2=4」？為什麼「承平的世代」在歷經鋪天蓋地的強力洗腦之後，還會有人省悟？自動接受洗腦的林莉菁，若不省悟，應該比較正常。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她省悟了？這其實是個謎。是什麼力量拉住她？當她到小店，用非常標準的中文買糖果時，老闆突然問說：「（台語）你是外省囝嗎？」她拔腿快逃。主人翁自道：「……努力把中文學好，卻被認為是外省小孩，照理說我應該感到欣慰，因為我是正港中國人，但為什麼心中卻帶有些苦澀？」很多人的確會沾沾自喜，但為何林莉菁反而好像羞愧得不得了？因為偽裝了什麼？或背叛了什麼？很值得深入分析，但我不是專家，容我跳過。倒是我發現有一個力量一直在拉住主人翁，那就是鄉土。
主人翁喜歡歌仔戲、布袋戲，自自然然受到感動，但她同時跟著主流社會鄙視台語，這顯然非常矛盾，她說她從小學起，就開始過著「雙面人生」。被鄙視、被打壓的鄉土，卻好像還能在幽暗角落召喚著人們。我想起一位外省第二代的台灣人，他是位學者，曾在公開場合說，有一天他在異鄉聽到台語老歌，突然淚流滿面，就在那一刻，他知道他是台灣人。我們不是在這裡宣傳福佬主義，我想如果他在客家庄長大，那麼，讓他流淚的可能就是有客家味的東西了。總之，語言聯繫著鄉土，那是來自於生命的感情──對孕育自己的土地無法割棄的感情。被鄙棄的鄉土，最後竟然是我們的救贖。
鄉土、母語，以及附著在其上的感情與文化，是無法取代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鄉土和母語是不可剝奪的人權，原因在此。強迫別人用自己的舌頭講話的人，很難了解喪失母語的痛苦；母語遭受打壓的人們比較能同病相憐。在戒嚴時期，不只是福佬話、客語，原住民語言也受到很大的斲傷。幾年前，我在網路上，看到魏德聖導演二分鐘的《賽德克．巴萊》短片。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賽德克語，那種顯然舌頭轉動方式很不一樣的語言，讓我潸然落淚。後來我認識幾位同年齡層的賽德克朋友，他們的兒女都已經無法講賽德克語──講幾句寒暄話不算，一個語言要能用來表達思想和感情，才算「健在」。我的一位語言學家同仁預測，賽德克語將在五十年內消失。我看過一些推測的方法，比較悲觀，我認為，三十年後大概就消失了。我和賽德克朋友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說：「如果我們都能活到八十歲，那麼，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語言死亡。」我之所以要這樣講，是因為：如果我們不去想像那不可逆轉的後果（景況），就不會積極想辦法去復振它。我們討論創設原住民族語學校的必要性。我說，台語（福佬話）在台灣雖然看起來很多人在講，其實也很危險。愛開玩笑的Dakis先生說：「如果我們都能活到八十歲，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台語在加護病房啦！」說的也是，如果以台語為母語的台灣人，無法用台語來表達思想和感情，那麼，它的死亡也是指日可待。本書的主人翁努力學習「媽媽的語言」──客語，很令人感佩。台灣各個族群就是要有這樣的精神，才能保住這個島嶼的人文多樣性。
在第15章結束的地方，作者提到「蝸牛」的數學習題：蝸牛每天走X公分，晚上下滑Y公分，要幾天才能爬到牆頭？她說，台灣的民主進程「看似前進，卻又有強大的反挫力量向下拉扯。」我很同意作者的看法。許多徵兆和數據顯示，我們的自由度的確在倒退中。台灣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但別以為解嚴，我們就自由民主了。不是的。解嚴之後，白色恐怖的三大殺手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在一連串政治運動的激烈抗議中，才終於在1991年廢止。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訂，台灣才成為一個思想自由有基本保障的社會。這樣算來，才二十年啊！問題在於，我們沒落實轉型正義，所以處處是危機；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了，在此不再多談。總之，在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還沒真正穩固時，威權時期的很多東西都彈回來了，而且是以國家機器的規模在反撲！這其實也是可以了解的，今天掌握台灣國家大權的很多人，在戒嚴時期是青年黨國菁英，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站在反威權運動的對反面，他們可能不甘不願接受威權的解體，可能從來沒真正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鍾鼎邦案就是明證），更不要說多元文化觀了。當他們再起時，我們能期待他們會捍衛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嗎？
最近香港人激烈反對中國強力推行的「國民教育」，提出「反洗腦」的總口號，讓我很驚訝。我很難想像，我們社會用這樣強烈、鮮明的字眼來批判黨國教育。原因可能在於，戰後被洗腦的世代已經對「洗腦」這回事失去敏感度（而且，成功被洗腦的人如何反洗腦？），而香港人頭一次碰到，比對過去的教育，特別難以接受。我猜想，他們若這關沒撐住，過了一個世代，大概也很難高舉「反洗腦」旗幟而能號召數萬人上街了。被複製成功的人會再去複製別人，而且當社會上升的管道就是要通過被複製，面對這樣一個結構性機制，要突破很困難。有時我去參加學術研討會，聆聽受西方進步思潮影響的學者，開足火力，用「再複製」理論批評某事某物，我在觀看他/她發言的同時，忍不住感覺他們其實最該批判自己，因為他們是成功複製的最佳範例。或許，哪天林莉菁小姐可以用漫畫呈現這一幕。
「謊言」無疑是這本漫畫書的主題之一。戒嚴時期，我們共同接受了無數的謊言，到現在仍有很多人不認為那是謊言。我唸書時，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行憲紀念日」，放假當然很高興，又剛好是聖誕節，加倍高興。但是，這部憲法，甫一「行憲」（1947/12/25），重要條文就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05/10）凍結了，一凍結就四十三年，在台灣從沒真正實施過。但是，我讀書時，每逢行憲紀念日，政府大事慶祝，學校也跟進（校長升旗講話等）。我還記得，我會特地剪下報紙的社論，仔細閱讀，並予以保存。現在想起來，實在可笑。但是，可笑歸可笑，這樣長達四十年的身體和思想規訓，不會有影響嗎？當然有，而且可能比我們估量得還深遠。這是為什麼現在的執政者動不動就拿憲法來鎮嚇國人。我想，多數國人，一聽到「憲法」，心理上一定先立正，一聽到某事「違反憲法」，一定認定該事絕對錯誤。但是，如果憲法無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規範國家的權力，我們要這部憲法做什麼？就如同，如果我們的政府無法捍衛人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我們要這個政府做什麼？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但在黨國時代，人民是為黨〔其次才是〕國而存在。當台灣歷史必須符合這部憲法時，蝸牛不知滑落到哪裡去了？
蝸牛的習題，現在更難計算了，因為「中國因素」加進來後，改變了很多「原理」。我在蘇拉颱風來襲前讀這本漫畫書稿，之後又讀了一遍，剛好是全國學生發動「我是學生 我反旺中」行動的前後，看到第15章封面幾個大字「MONEY MONEY
MONEY」，感觸特深。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有人說，台灣人最難過「錢關」，中國因素加進來之後，情勢更加嚴峻。就像母語復振問題一樣，我認為我們一定要「預先」看到滅亡的景況，我們才有足夠的意志力去保存它。在這裡，讓我們「預設」哪一天台灣淪為一個區，我們將聽到有人（學者？）洋洋得意說：「你看，你看，我們的民意基礎雖然才百分之八到十，但是你看我們還不是贏了，哈哈！某某、某某、……族繁不及備載，都在祖國的統一大業中立下汗馬功勞！誰說商人無祖國？讓我們向偉大的民族英雄敬禮！」然後我們抬頭看著飄揚在原總統府頂上的XX旗，失語……。
這本漫畫書，很有趣，但它是嚴肅的，探討很多重要的議題，包括選舉買票、記者專愛報五四三等，給我沈重之感──老家的親友說2012的大選一張票賣五百元；我們的新聞就算面對嚴肅問題還是很五四三，而且不給看國際新聞。這本書的讀者，想必很多是解嚴之後受教育的，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看這本書，應該不會有我這個世代的沈重感吧。我個人只看過戰後老舊的漫畫，不熟悉日本漫畫和其他新型態漫畫，因此，沒資格就漫畫論漫畫，我只能說，這本書以很生動有趣的畫面和筆法，成功捕捉到戒嚴下的時代風貌。希望這本漫畫書能以漫畫本身吸引你，在這同時引領你了解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坎坷歷程，也體認到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我們社會的自由民主還不完美，很有改善的空間，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能前進；如果倒退到不可逆轉，那麼，再要有個林莉菁毫不被檢查地描述你們這個世代的際遇，不知何年何月了？
戒嚴時期的黨國教育非常成功，足足影響兩代人，這本漫畫書可以讓我們知道，那樣的教育教養出來的人，信仰什麼、認同什麼、唾棄什麼。目前掌握台灣前途決定大權的正是來自這第一個世代，而且多數是統治集團的血緣和精神後裔。明白這個局面，就會知道：台灣未來的路真的不好走。如果你不想噩夢成真，那麼，讓我們不分世代，一起努力，克服難關，走出我們Formosa應有的前程。
周婉窈(台大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