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所繫之處

〈譯者導言〉　戴麗娟

1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 　皮耶．諾哈
2七月十四日：從震怒之日到節慶日　克希斯提昂．阿瑪維
3《馬賽曲》：戰爭或和平　米歇勒．沃維勒
4自由平等博愛　莫娜．歐祖弗
5聖女貞德　米歇．維諾克
6艾菲爾鐵塔　亨利．羅瓦黑特
7環法自行車賽　喬治．維加黑洛
8普魯斯特之追憶似水年華　安端．孔帕尼翁
9拉維斯的《法國史》：對祖國的敬愛　皮耶．諾哈

推薦序

　　法蘭西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原型，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法國史學就與法蘭西民族國家同源共生，彼此塑造，歷史意識成為法蘭西人國家∕民族意識的核心。正如同猶太人是「記憶之民」，法蘭西人是「記憶之族」。身為猶太裔法國人的當代史學大家Pierre Nora同時繼承了猶太人的離散記憶與法蘭西的國∕族記憶。二十世紀後半，當法國古典民族史敘事在知識挑戰與歷史變遷中逐漸解體之際，Nora開始尋找重建法蘭西民族史與共同體的精神原則。他在多元民間記憶之中搜尋體現民族集體記憶的場域，如空間、制度、風景、音樂、節慶等，探索其相互關連，並試圖經由這些關連性將「法蘭西」再現為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系。這部結合了120名史家心血，試圖連結歷史與記憶的《記憶所繫之處》，就是這場偉大知識與公民行動的成果。作為一部後民族主義的民族史傑作，《記憶所繫之處》中文選譯本的問世，無疑將會為缺乏理論意識的臺灣史學界帶來衝擊與啟示。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譯者導言

　　《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出版於1984至1992年間，全套共3卷7冊，在主編諾哈（Pierre Nora）教授的規劃與邀約下，匯集了上百位法國當代一流學者的研究，收錄135篇長文、5千多頁文字，可謂晚近30年來法國史領域最受矚目的一部著作。第一卷以「共和國」（La Republique）為題，雖僅有一冊， 1984年出版後卻立即引起法國學界熱烈討論，被視為當代關於法國史書寫最具原創性的嘗試。這樣的迴響也促成後續兩卷的出版，分別是「國族」（La Nation）、「複數法蘭西」（Les France）各3冊，在1992年底正式出版完畢，整套書很快地被視為經典。不久之後，書名「lieux de memoire」這個新創名詞也被收錄於重要的法語字典「Le 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caise」中，相關解釋引用的即是書中諾哈的文字。諾哈本人更因其整體作品的品質以及對文字的講究，在2001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面對這部重要作品，法國之外的學界當然展現譯介的興趣，然而作品的分量與議題難度令人望之卻步，連坐擁國際學界主流資源的美國校園，也得由哥倫比亞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兩個大學之出版社接力投入，才在2010年勉強將全套書翻譯成英文，前後歷經十餘年。其他國家如義大利、德國、日本等等，直到目前為止都採取擇譯的方式，一如讀者手中這部中文譯本。所幸原書架構雖然龐大，但是每篇文章各自闡述一個記憶所繫之處，因此可以分開閱讀與翻譯，不至於影響讀者的理解。比起原著的分量，中譯本當然不企求反映其廣度，卻希望能忠於原著的精神，因此譯者必須於此說明當時選擇的考量。

　　由於譯者與諾哈教授有將近20年的師生之緣，彼此可充分討論，加上回台從事研究工作也將近十載，深知中文世界對法國史的認識程度，因此可在選文時提供意見。諾哈熟知書中每篇文章的論述手法，在與筆者討論後，決定選擇能充分反映書中問題意識，又能讓中文讀者感覺較易親近的篇章來構成中文版的內容。此次選出的九篇文章大致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讓外國人提到法國這個國家時最容易聯想到的主題（例如〈馬賽曲：戰爭或和平〉、〈自由平等博愛〉、〈七月十四日：從震怒之日到節慶日〉三篇即屬此類），二是外國人較熟知的法國歷史或當代文化象徵（例如〈聖女貞德〉、〈艾菲爾鐵塔〉、〈環法自行車賽〉、〈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屬於此類），最後則是對於法國史學編纂的反省，訴諸對象是歷史學研究社群，一篇是〈拉維斯的《法國史》〉，探討第三共和時期參與國族意識建構的法國史名著之製作過程，另一篇〈歷史與記憶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則是綜合原著中諾哈所寫的兩篇前言的主要段落，分別是第3卷第1冊的〈如何書寫法國史？〉（Comment e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與第1卷第1冊的〈歷史與記憶之間〉（Entre memoire et histoire）末段。這篇中文版才有的綜合文章也成為這份譯本的導言，希望讀者能藉此掌握《記憶所繫之處》一書的問題意識。作為歷史學家，諾哈的理論性文章其實並不多，我們可由這兩篇諾哈親筆撰寫的文章瞭解他突破傳統國族史書寫方式的用心，也看到他對於歷史與記憶這兩個與過去交涉的領域之辯證性思考。

　　說明此翻譯本的架構之後，譯者於此將扼要地說明與此書有關的參考來源，希望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瞭解此著作。事實上，從諾哈課程的主題及其編輯出版的書中可看出，「記憶」這個主題從1970年代中期即開始浮現。然而在1974年諾哈與年鑑學派布勞岱的接班人勒果夫（Jacques Le Goff）共同主編出版的《歷史之製作》（Faire de l’histoire）三冊書中，不管是「新問題」、「新取徑」或「新對象」，都尚未見到相關的專題討論。可知的是從1978學年度的研討課開始，諾哈已經與課堂上的同儕、學生討論記憶所繫之處的相關概念，並且推敲每個可能條目的適切性。不過，從醞釀階段到1992年全書出版完畢，經過了十餘年，這樣一部極具原創性的作品雖然有其參考概念，彼此之間卻又不是簡單的一脈相傳的關係，而且隨著相關研究增加，最終的問題意識也更為複雜。所以此處提出的三個參考來源，僅是作為一個引子，而不企圖說明此作品中牽涉到的所有概念。

　　第一個來源是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所闡述的「集體記憶」概念。Halbwachs在1928年發表的奠基性作品《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中，讓記憶從個人、家庭回憶的私領域以及單純心理層次的討論跳脫出來，變成社會學可以討論的一個主題。Halbwachs尤其強調社會群體共同經歷所形成的認知與認同框架，對於個人記憶的形塑力量。除此之外，他也將記憶與歷史徹底對立起來，以方便推展他的討論。對Halbwachs而言，記憶是主觀、個人、情感的，因此也是多變的，而歷史講求的是實證、客觀、超然，追求的是真理，與記憶不會混為一談。諾哈當然參考了Halbwachs的理論，但是由於他關心的是法國史研究的問題，所以很快地將社會集體記憶的思考與國族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等問題連結起來。不過，諾哈在初期也承襲了記憶與歷史雙元對立的論點來架構《記憶所繫之處》的問題意識，這點從1984年第一卷的導言中可以明顯看出。然而，隨著相關作品愈來愈多，討論的層次更加細緻，加上二次大戰檔案陸續開放，對當年錯誤決策者的刑責審判問題使得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更加凸顯，加上公權力機關與大眾傳播媒體對於紀念活動的炒作等等，讓諾哈無法再抱持原來將記憶與歷史截然二分的立場，而必須討論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順勢將原本被實證歷史學置於邊緣的記憶問題帶到核心位置，加入「記憶之社會史」的討論行列，這個趨勢從他在第三卷的前言和結論可以看出。

　　在Halbwachs之外，此著作另一個明顯的參考來源是對於記憶術的研究。英國倫敦大學教授Frances Yates女士（1889-1981）1966年出版的《記憶術》（The Art of Memory）一書，回溯了上古流傳至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並考證了這套空間聯想記憶法（methode of loci）與修辭學、邏輯學訓練之間的關係。華人世界所熟知的利瑪竇在十六世紀末向中國人展現的驚人記憶，運用的就是這種在羅馬學習的記憶之宮的方法。Yates教授這個研究多少激發了諾哈研擬出lieux de memoire這個名詞的靈感。事實上，Yates教授這部名著的法文版翻譯與出版就是由諾哈一手促成的，而在1975年出版的法文版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以「lieux de memoire」一詞來翻譯原著中的memory locus，這個新組成的法文名詞也成為後來諾哈精心策劃的法國史之書名。

　　儘管有這個參考來源，從後來7冊書中所包含的條目可以看出，這些記憶所繫之處早已經超越純粹空間、地理的範圍，而容納許多象徵物、分野標準、抽象概念如世代（La generation）、左右派之分（La droite et la gauche）、法語靈妙之處（Le genie de la langue francaise）等等。當然，許多人還是認為空間在這樣的國家、社群的集體記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emoire）得以運作，多少是建立在「地點的記憶」（memoire des lieux），這種論點雖不無文字遊戲的成分，但我們也可從類似的討論看出此名詞的包容性和延展性。

　　除了這兩個特別明顯的參考來源，另一個是屬於隱性的參考來源，亦即猶太人的記憶傳統。這個參考來源也許是諾哈教授本人最不強調的，卻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諾哈教授的家族是中世紀就定居法國，並且在大革命時期取得法國國籍的猶太家族（法國人稱這些已定居數世紀的猶太裔法國人israelites，有別於一般的juifs），這類猶太人對於法國的共和價值尤其認同，而與猶太傳統習俗的關係淡薄。但是二次大戰猶太人慘遭捕殺的經驗，仍然讓諾哈這樣的猶太後裔重新省思身為猶太的意義。作為一個離散民族，猶太人從來沒有領土，所以也沒有國家疆域的記憶可言；而且因為以宗教信仰維繫，猶太人長期缺乏書寫歷史的傳統，一切都依賴經典、儀式、家庭傳承來連繫個人與過去的關係。這種記憶民族（peuple-memoire）的特性，與法國強調歷史的傳統，成為諾哈自身認同與思考的雙重來源。一方面他體認到，歷史學理性的訓練與論述，不足以涵蓋個人與過去之間的種種感性互動；另一方面，如同猶太裔史學家Yosef Hayim Yerushalmi在其名著《你要記得》（Zakhor）所闡述的，過度氾濫的記憶也有可能妨礙真正的歷史研究。因此諾哈選擇的是一種正視記憶可以為歷史學帶來的資源與能量的國族歷史書寫，但是拒絕落入國族主義的陷阱，所以採取的又是一種解構國族神話的手法。在這一來一往之間，我們多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套以記憶為名的法國史著作會被認為是「以法國為對象，處理國族相關記憶的社會史」。

　　對諾哈而言，在集體領域內，不管是記憶或歷史，都是現在對於過去的一種管理與操作，牽涉的是當下如何看待過去、甚至利用過去，當然也在這種今昔往返之間有意無意地改變了現在的認知結構與未來運行的方向。歷史學家因其研究特性，在這個溝通過去與未來的領域中是責無旁貸的，但是除了專業訓練之外，也不能忽視社會中其他與過去對話的形式。若說歷史尋求的是真相，記憶要求的是忠實，在探索國家認同的路途上，歷史學家的責任正是尋找其中的交集。這是倚賴文獻的實證主義做法經常無法顧及的部分，也是強調結構性、長時段的布勞岱年鑑史學所輕忽的。對於社會現象觀察敏銳的諾哈，注意到一般大眾這些需求，透過記憶所繫之處，正是想把這個三不管地帶重拾回來，而且不迴避記憶成為歷史課題核心地位的可能性。將歷史學家帶回歷史潮流中，他在這樣做的同時，其實與19世紀上半期獨立書寫一部法國史的米歇雷（Jules Michelet）有遙相呼應之處－－兩者對於追尋當代所需要的法國史有相同的熱情，但是經過實證史學與年鑑學派洗禮的諾哈畢竟摒除了個人臆測的成分。

　　就跟許多暢銷著作一樣，這套書最後也不免遭受盛名之累。原本是要與紀念節日或儀式保持一個足以提出反省的距離，書中一些條目卻在後來被收編成為更加大肆紀念的事物。這個名詞也被用於各種媒體、產品，從當初發明人的手中脫逸，轉化為各種變形，有了各自的生命，其間引起的是非當然不能全部歸罪於最早的發明者。

　　最後，譯者必須說明書名的翻譯，也就是翻譯時所遭遇的困難。由於「lieux de memoire」在法文中是個新創名詞，因此不容易以現成的名詞來翻譯。如前所述，法文原文中所用的「lieux」一詞，很容易讓人使用與空間、場域有關的詞彙來翻譯，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外文版本都直接譯成記憶之場、記憶之域、記憶之處。但是若深入瞭解整套書的選題與闡述手法就可看出，書中所處理的不僅是具體的歷史建築、紀念碑、紀念館、古蹟等等，也牽涉到許多象徵與抽象概念。而且重點不是在研究這些記憶之處的客觀存在，而是每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因為當時的需求來為這些事物注入新的意義：這些事物若有值得被記憶之處，並不完全在於它本身具有的可被記憶的特質，而在於透過它，後人可觀察到的是國族經歷過的一個又一個歷史時期的思想與情感的糾結。譯者選擇較冗長的「記憶所繫之處」，而不採取看似較易朗朗上口的「記憶之處」，甚或「記憶亮點」這類名詞，為的就是避免此書被誤以為是用來強調紀念碑、紀念日、紀念物的重要性，而這些正是這個研究著作當初企圖除魅的對象。

　　在結束這份譯者說明之前，譯者還要特別感謝旅居法國多年的好友郭維雄先生撥空為此翻譯定稿進行把關、潤色，甚至部分重譯的工作。由於筆者在漫長的翻譯過程中尚有其他研究工作必須同時進行，而且翻譯時往往被原文牽引，使得初稿常出現介於法文與中文之間不知所云的語句，幸賴郭君細心校對與修正，使得譯文得以力求忠實且流暢的面貌呈現於讀者眼前。當然譯者也要謝謝行人出版社的陳傳興老師勇於出版這類吃力不討好的學術性書籍，還有編輯周易正、林芳如的耐心協助，讓此法文著作的首部中文版得以在台灣問世。

戴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