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張君玫vs.小心張君玫！──做為抵抗與出路的陰性書寫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殖民地缺乏超越例行公事的精神力量，並且……它缺乏這種能量，因為它不夠相信自己……它設定的完美之地不在自身的現在，也不在自身的過去或未來，而是在它邊界之外的地方，超出它自身的可能……藝術的孕育產生，是由於藝術家及觀眾共同擁有一份熱切又獨特的興趣，對存在於他們所處之國家的那種生活感興趣。」──E. K. Brown, The Problem of a Canadian
Literature, 1943
我與張君玫是有距離的。這一段距離不只是東吳和東海的距離，也是德希達（Derrida）與康德（Kant）的距離，更是後殖民之女史碧華克（Spivak）與西方文明之子韋伯（Weber）的距離，是地方性思維與世界性心靈的距離。但是─距離正好觀看，有距離才能遇見。
張君玫是有型的，不單只是視覺印象，更是治學風格，也是知識態度，皆有模有樣。勾勒張君玫的模樣，成為這一篇序文的存在理由。
譯作醞釀書寫
張君玫的譯名當稱人盡皆知。我常言，認真計較起來，在臺灣對於社會學知識的引介、推廣與傳播，張君玫當屬第一，因為──誰人不讀張君玫！只可惜臺灣學界向來蔑視，甚至罔顧翻譯著作對於在地學術發生與生成的影響與價值，總以為著述優於譯作。在臺灣學界，譯作不列為研究向度，不計點為知識勞動。「有為者」多不低就翻譯工作，翻譯被視為不過就是一種工具性地「重現」、「再製」，其知識用心與費力遠遠不及著作書寫的「創造」，借用張君玫在本書中的說法，就是臺灣學界對於翻譯工作的認知陷入一種「語文再現論」的謬誤。
在此無意為張君玫的苦心孤詣卻未能獲得相對應的肯定抱不平，反而要刻劃張君玫藉由孜孜不倦的翻譯工作所累積的知識能量在本書中的盡情發揮。譯作醞釀書寫，從士萊馬赫（F. Schleiermacher）經班雅明（W. Benjamin）到D.
Frisby，乃至於鄧曉芒、洪漢鼎，都立下了以翻譯滋養書寫的典範，張君玫是臺灣學界的代表。譯書，是成人之美；寫書，則是揚己之才。本書的五篇論文展現了張君玫由翻譯工作所汲取的養份，進而轉化成為創造知識的才情，也走出了臺灣社會學界自甘淪為或不自覺處於西方學術加工區的困境。
書寫「闡連」譯作
張君玫的書寫，不論內容旨趣的享有，還是觀點策略的繼受，固然源自於譯作的觸動，但是張君玫有本事將譯作轉化成為「自己」的書寫，也就是藉由書寫進行知識創造。有別於臺灣學界一般經驗研究論文的刻板模式，張君玫的書寫並非以西方理論為本，檢視在地經驗為例，反而以一種夾敘夾議的「闡連」（articulated）方式，接合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應用與套用的過程往往是理論歸理論，經驗歸經驗；結果是西方的還是西方的，在地的還是在地的，亦即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在研究中遭遇──遭遇並未接合。闡連不同於應用或者套用，是一種相當於生物產業的「嫁接」。適當的譬喻可以高接梨為例，由於細白多汁的梨種多生長於緯度較高地區，但臺灣的梨種多生長於低海拔淺山地區，如俗稱「粗梨仔」的橫山梨。七○年代初期，東勢果農將日本的溫帶梨梨穗嫁接在橫山梨的枝幹上頭（故稱「高接梨」），使得粗梨仔樹長出幼梨仔。張君玫的書寫堪稱技巧純熟的嫁接，書中論文的西方理論不以套裝出場，在地經驗的亦非待驗案例，反而兩者如同高接梨在嫁接時，必須藉由經驗豐富的老手，方能將梨穗下端削成楔形，以便插入砧木，亦即要求梨穗與枝幹接合時的平整密合。如此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的平整密合，方才使得研究果肉可食味美，而非如一般研究論文聊備一格。最重要的是，闡連嫁接的過程獲得了知識的創造與轉化，並跳脫了體用二元論的爭辯不休。
以小分子搏大敘事
本書的前三章聚焦於「中國」文化現代性論述爭議──翻譯、文字──的耙梳。張君玫將經驗對象安置於中國二十世紀初時空脈絡下文化現代性的重大爭辯，考察了「世界/世界主義」概念翻譯史的演變、翻譯理念與方法的爭辯，到漢字改革的不同主張。這些關於中語文面對現代性，或者說如何步入現代性過程中所引發的各種爭議。張君玫以「分子化」穿梭運動的分析策略勾勒這個論述場域，並藉此消解、打破、逃逸、游移在整體觀的二元對立架構：殖民vs.後殖民、本質vs.建構、東方vs.西方、國粹vs.西化、前現代vs.現代性、形象vs.語音、文明vs.自然、精神vs.物質、主體vs.客體……。如是的二元對立架構成為一般處理中國文化現代性既定的視角框架，而張君玫所謂的「分子化」運動的分析策略係考察文化細部要素的拆解與重組，並探究既定文化整體界線的滲透與超越。張君玫的「陰性」書寫功力展現於對於文化細部細緻的、幽微的娓娓道來，不若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思想巨擘鋪天蓋地，波瀾壯闊的陽剛宣言。張君玫筆下沒有英雄將相的獨占舞臺，亦無重大事件的關鍵時刻，反而多是細小枝節的攀爬依附。但是張君玫的論述策略並不坐落於宏觀元敘事的彼岸，也就是不以巨視vs.微觀的二元對立做為視角框架。張君玫所要強調的是以字詞為單位，探照宛若分子般的滲透、擴散運動之進行，並觀察在這一小波、一小撮的文化分子穿梭運動中，實際上發生改變的接合闡連作用。如是文化風貌的細緻雕琢自然比不上大斧劈鑿來得側影鮮明，但卻深入肌理，實實在在地形塑了文化的真實面貌與血肉軀殼。
界線/限的重劃
既然以分子穿梭運動，所形成的闡連與轉化，使得文化界線的鬆動、游移、介入、修補、逾越、相互穿透，乃至於內爆裂解、自我「突變」，重新劃界，甚或領域消長，成為分子化運動難以事先判斷，精準預測的狀態與結果，也使得後殖民陰性情境經常保持在動態的闡連變化中。用較為通俗直白的語言表述，一切立場堅固、出發點鮮明的東西也許尚未煙消雲散，但都曖昧不明、模糊不清了。現代性、殖民時代以來所建構型形塑的二元對立視角框架已不再壁壘分明，反而必須不斷地對焦劃框，持續地變換調整主體位置。
界線/限的重劃意味著秩序重整，以張君玫在理論上甚為倚重者德希達的說法，就是解構。在張君玫論文中所指涉的解構意涵，特別是指反二元對立論、反中心論，並在一定的社會脈絡下，是反等級制度。界線/限的形成肇因於現代性在普遍理性掛帥的四處征戰下，無役不與，並攻無不克，理性聖戰的結局就是以「肯定性」的判準設置了各種範疇的界線/限，並將經驗事實拘禁在這些界線/限之中。如今範圍與限制的判準在分子穿梭運動中，在「地方─倫理」的轉向中已然模糊。至於張君玫在鬆動模糊界線/限之後所面臨尼采（Nietzsche）意義下的價值重估，雖然論文著墨不多，但可以想見，張君玫會主張以有血有肉的人，以及這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不斷地重新設置界線/限，而非遵循宏大理念的指導與安排。
從發言位置進行抵抗
就我眼見耳聞的有限認識，幾回接觸，張君玫稱不上是社會運動家，在她身上嗅不出「野」的氣味。可是讀她的論文，字裡行間又充滿了在知識論述之外的實踐欲求，但張君玫的實踐欲求並不若帶著野味的運動人士所訴諸的強烈籲求。就外在抗爭與訴求的實際行動上，張君玫並沒有想要怎麼樣，卻讓讀者覺得可以怎麼樣。此話怎講？張君玫以具體的文字確立了一種知識立場，佔據了一個倫理位置，因而也展現了一種抵抗姿態，一種屬於我想像中知識份子的態度及身段，也是我對於讀書人如何實踐的理想解答──不甘寂寞，也不甘沉默，卻不干涉現實。張君玫的書寫具備發揮呼喚、提醒、警示的實踐性格，理由在於她的論述脈絡標誌了確切的歷史意識與地理座標，以及將西方理論與在地經驗並行闡連的接合。這使得張君玫的書寫能夠免除純粹理論闡釋的知識潔癖，也不落入訴求迫切，煽惑挑逗的政治宣言激情之中，而是字裡行間流露著蠢蠢欲動的渴望欲求。
換言之，張君玫的實踐潛能在於她以論述闡連或開創的抵抗性概念，例如「分子化翻譯」（翻譯的分子化運動）與「陰性情境」。我不使用「攻擊」而以「抵抗」這個字詞描述張君玫的實踐欲求，在於標記她所身處或所經歷的戰爭或暴力處境。張君玫的論文透露一種反抗現代性的專橫霸道、抵禦殖民性格的唯我獨尊─男人壓迫女人、文明濫用自然、理性輕蔑感性、科學排擠常識、系統支配生活。然而抵抗性概念並未失卻對現狀的批判力道，也能提供對抗現實處境的另類選項。令我敬重的是，作為實踐策略，張君玫所提出的抵抗性概念並沒有陷入班雅明所謂的「左派憂鬱症」（Linke
Melancholie,
1931），一種對於過往精神財產所留下的痕跡而引以為傲的依戀，這往往是當今左派心有餘力不足的身心處境。反而，張君玫不慍不火，細緻引證地娓娓論述，文字之間流露著雖未言明，卻可以體察的自信意志。翻譯的分子化運動改變文化面貌自不待言，特別是在本書第四章中以「地方─倫理」為思維導向，重新定位女性主義的當前意義與抵抗的立足點，以及第五章綜論臺灣後殖民論述的論辯，提出「陰性情境」以安置臺灣的主體性，都提供了知識上理解與實踐上欲求的可能出路。
嚐試定位
若問，我對張君玫的書寫有無質疑與責難？批評自然有之，但也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說，既然張君玫以分子穿梭運動刻劃文化面貌的皺摺變化，批評與質疑當跟著張君玫追蹤文化分子的運動行徑，以及因行跡所改變並型塑的文化風貌。這必須逐篇逐章地個別對話，例如對於分子化運動譬喻的再斟酌，或者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黏著分野的再商榷。本文所述，僅著墨於張君玫為書成文「有模有樣」的有型與個性──譯作與書寫的親近性、分子運動的方法論、界線/限重劃的認識論與本體論，再加上「地方─倫理」以及「陰性情境」的實踐欲求──都能說服我繼續閱讀下去。就此而言，張君玫的書寫是成功的。
整體說來，我將張君玫的書寫性格與終極企圖歸結也定位為一種「反思性」的努力。一種立足於後殖民、後人類處境，不只要求現代性以及後現代的自我警醒，也抵禦了或者逃離了現代性與殖民主義的霸道行徑，更提供了被現代性所鞏固也禁錮的二元對立架構之困境的另類出路。這完全符合我對於知識份子的唯一冀望，亦即隨時警醒地將自身以及自身處境安置於反思（反身）狀態。以目前的態勢看來，陰性書寫以及分子化運動的活動，係依附於陽性大寫以及二元對立架構的存在前提，因為「陰性」與「分子」概念本身的命名就是對照著「陽性」與「整體」，猶如馬克思主義將永不式微，因為資本主義看來長存不息。所以只要支配、壓迫、剝削、濫用、排擠等權力作用的不同變形存在於人類社會──事實上也如此這般霸道地存在著，兌現了尼采的斷言：「生命本身本質上就是佔有、傷害、壓迫、嚴酷、強制接受外來的形式、併吞，而且至少、至少也是剝削。」──陰性書寫以及分子化運動就不會只是靜態地、被動地處於一種「依附」關係，更會動態地、主動地展現一種「抵抗」姿態，以及提供一種「出路」選項。此時，張君玫所提出的概念也喻示了進行抵抗時的戰鬥位置。
處於「依附」關係、展示「抵抗」姿態，以及做為「出路」選項，是我對於張君玫書寫的定位。
***
張君玫找我寫書序，一開始，我感受莫大的善意與榮幸。可再三仔細閱讀全書論文，然後提筆書寫時，卻隱隱意識到，這不難道也是一種分子化運動。閱讀張君玫的文字，會感受到她的實踐欲求。張君玫以周密細緻，有條不紊的論述─大約只有「絲絲入扣」可以形容這樣的分子運動─嫁接在我這個與康德為鄰，與韋伯為友的準西歐心靈。此後，這一顆感染著陰性書寫的心靈將怦然心動，卻也不免怦然心驚。
怦然心動因為期待──
對我來說，一門領域、一位學者的旺盛衰竭不在於產量多寡，而取決於對其即將問世的書寫與作品懷抱著多大的期待。向來，我對於臺灣學界的期刊以及出版品少有期待。對於張君玫，我總有著高度的期待，不論是譯作還是著作。
怦然心驚因為警惕──
閱讀張君玫，期待張君玫，都給了我莫大的警惕。我的警惕來自於自身的處境，是肉身的，也是精神的，因為男性，因為西方心靈。腦海裡，老浮現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的最後一段話：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因為，我知道張君玫有好手藝。
所以，讀完這本書，我期待──下一次相遇；同時，也要──小心張君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