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游蕩者的世界

一部充滿詩意的文化苦旅
一場世界主義者的人文壯遊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國變得更清晰了；在試圖瞭解中國時，我也多少意識到自己的角色與價值。但我清楚，自己對內心的更徹底的追問尚未開始，我對於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識層面，即使這層面也淺薄不堪。至於偶見的內心追問，也更多是暫時的情緒，而非深沉的情感。我還生活在生活的表層，連接靈魂深處的根還沒有生長，它需要真正的恐懼與愛。」——許知遠

　　他不是凱魯亞克，也不是切格瓦拉，他是一個祖國道途上的陌生人；他不是托克維爾，也不是亨利萊維，他是許知遠，一個在世界的鏡像中看到了熟悉中國的游蕩者。

　　和書寫一樣，旅行無疑是許知遠用來思索這個世界、追尋自我的主要方式。《祖國的陌生人》一書記錄了他的中國行腳，而《一個遊蕩者的世界》則是他在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俄羅斯、印度、不丹、中東、東非和埃及的人文壯遊。

　　在劍橋，他讀美國人160年前寫的一本書《一個美國人在維多利亞的劍橋》，詢問自己是否可以記錄下此刻中國和英國的相逢。

　　在巴黎的十三區，他找到了鄧小平、周恩來、老華僑和新溫州人之間的微妙聯繫。

　　在柏林，他藉著那堵著名的牆，引申到香港和深圳之間的界河。

　　在羅馬，溫州人歐洲創業傳奇的故事背後，彰顯出移民和當地社區之間的緊張。

　　在俄羅斯，他遇到的來自海參威的妓女都要給他半價，因為「你們中國人什麼都需要打折」。而在慾望的甦醒過程中，他想到了那個因一首詩而被史達林流放並死於海參威的俄羅斯詩人。

　　在印度，他看到了中國在智力上和創造領域上可悲的落敗。他無法想像，泰戈爾在1916年的美國和日本演講的弘揚世界主義，反對民族主義虛榮和浮泛的《民族主義》，在快100年後的中國，是否還有人聽得懂。

　　在不丹，他看到了半山上造佛的中國人，將國內熟悉的邏輯帶到了單純寧靜的世界。

　　而在開羅，他拜會了埃及當代最重要作家阿斯萬尼，愕然發現他過著牙醫和作家的雙重生活。「埃及也是我的病人。貧困、腐敗、恐怖主義這些埃及面臨的問題，都只是病症。它們都來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獨裁。」

　　「我期待卻可能永遠也成不了卡繆式的旅行者。他在一個充滿著潰敗與掙扎的時代生長，旅行與寫作、武裝抵抗一樣，是他重構意義的方式。」------許知遠

　　在這個經驗貧乏的時代，唯有透過歐、亞、非的場場壯遊，自我的追尋和對中國的質問才有可能完整展開。在世界，知性而獨立，迂迴卻直進，許知遠成為一個不斷回望中國與自身的游蕩者。

作者簡介

許知遠

　　當代中國最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評論家，他用行走、思考和文章來解讀中國社會的變化過程。著有《未成熟的國家》、《祖國的陌生人》和《極權的誘惑》。許知遠曾擔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目前是《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和美國《商業週刊》中文版總編輯，同時也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聯合新聞網和《亞洲周刊》等媒體撰寫文化和時事評論。他也是北京著名的獨立人文書店「單向街」的創辦人。

˙再別劍橋

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維爾所說的作家「第一股風」的結束。在一篇真摯的自傳性的文章裡，他把一個作家二十多歲時的創作稱作「第一股風」。他關於世界的最初經驗開始在體內形成，他開始更嚴肅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這是個令人陶醉的寫作過程，他生機勃勃，自信十足，充滿自我發現的英雄主義。他不僅受惠於內在的活力，時代也常常寵倖他，他的自我表現與時代情緒恰好合拍，他贏得喝彩與聲譽。這個過程大約可以持續十年。漸漸地，他發現自己耗盡了最初的經驗與能量，嘗試過各種角度，而同時，外部環境也發生轉變，不再熱情地接納他之前的努力了。

哈維爾是在一九七六年寫下這些文字的，那時他在等待創造上的「第二股風」的到來。他的「第一股風」從五〇年代末開始。他是個劇作家，在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中，他的資產階級出身把他從社會等級的頂端推向底層，備嚐生活的荒誕與心酸，這也為他的荒誕劇提供靈感與素材。在他嘗試寫作時，捷克的政治氣氛開始鬆動。他的劇本不僅不斷地上演，其中的荒誕、反諷的語言與情節激起廣泛的共鳴：革命實驗帶來了一個機能錯亂的社會。他的「第一股風」在一九六八年結束，不僅因為熱情與才能的逐漸耗盡，更是外部環境的轉變。蘇聯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識份子與藝術家或者流亡，或者淪為清潔工、建築工人，沒有劇院再能上演他的劇本。

哈維爾相信，在「第一股風」結束後，作家有三種選擇：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過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來鞏固自己已獲得的地位、表現出的創造力，它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我重複。對於一個更為嚴肅的作家來說，他還有第三個選擇，他拋棄過往的自己，把自己從昔日的經驗、公眾的期待、熟悉的題材與論調中擺脫出來。這也是一次重新發現自我、發現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測到你的新聲音，等待新經驗的醞釀成熟，它將是你寫作生涯的「第二股風」。如今我們知道，哈維爾最終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風」，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不再寫劇本，卻成為我們時代最深邃與動人的散文作家之一。

我猶記讀到這篇文章時的激動，它挑明我內心的困惑。也是大約十年前，我決定以寫作為業。那是九〇年代末的中國。詩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結束，它是個新聞報導的時代。全球商業、技術、消費、資訊網路似乎不可逆轉地改變中國，她似乎再一次獲得新生。這也是個新資訊湧動、舊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這一代的寫作者不再以斯湯達爾、卡夫卡、馬奎斯、艾略特為楷模，鍾情的是《時代》、《滾石》、《經濟學人》的新聞寫作。似乎只有這種明快、跳躍的新聞體，才能把握這個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

我突然發現自己佔據了意外的優勢。一知半解的英文、雜亂的知識、熾熱的青春表達慾、模仿英文雜誌的寫作風格，這些因素令我充當資訊斷層中的填補者。我引用約翰˙彌爾來為個人自由辯護，用海耶克與巴柏來反對計劃經濟與封閉社會，用愛默生的「美國精神」來映照「中國精神」，用彼德˙杜拉克的管理理論來探討中國的商業社會，為網路革命將改變中國而歡呼……我對所引用的人物是確切瞭解還是對他們的思想充滿誤讀，沒人深究這一切。對一些人來說，它正好是個熱氣騰騰的中國的寫照。而對於我的很多同代人來說，我一廂情願的樂觀打動了他們，我們都出生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我們的成長恰好相逢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和平與繁榮，沒有大規模的動亂，不中斷的經濟增長，日漸開放的社會，日漸增多的個人自由……我們的雄心也隨之膨脹，認定自己必將是一個新時代的締造者，我們還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躍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倘若我的「第一股風」是即興、激情、碎片、截稿壓力式的寫作，如今我想寫得更深入、更系統、更富個人洞察力，要承擔起一個作家對應的知識與道德上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