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的巨河
序莊華堂《水鄉》陳芳明
滔滔巨流穿越台北盆地，延伸出去的支流豐饒了草木魚獸，也滋養了仰天無告的善良子民。歷史是怎麼開始，沒有人說得清楚，但是在草原上印下人類的足跡時，荒涼的天地早就在那裡迤邐綿延。美麗的神話故事，魅惑的民間傳說，漂蕩過好幾個世代。從來無法釐清源頭是在哪裡，而且也無法預測會消失在哪裡。漫漫歲月見證過多少追逐理想的人們，也俯視過生死起滅的聚落。留下來的記憶，是何等貧乏。有時是亂裂殘缺，有時是空白無終。可以確信的是，從遠古的盲昧狀態到現代的繁華城市，沿路散佈著多少荒塚古墓，那是所有生命的歸宿，卻暗藏著無數惹人議論的故事。人類發明文字以後，並不能保證所有的記憶都能遺留紀錄。所有的文獻只是史家寫下他們所看到的，或聽到的；那些看不到，或聽不到的事蹟，便注定付諸遺忘。動人的小說家便是在文獻匱乏的地方，填補大量的想像，也注入生命與人格。在虛構的歷史舞台上，小說家的筆引導不知姓氏的人格登場。戲骨需要戲肉，在盤根錯節的時間網絡，渲染人際關係、感情升降、故事起伏，往往可以使讀者被吸納進入歷史的深淵。
莊華堂經營台灣歷史小說已經多年，他對原住民，特別是對平埔族的故事極為著迷。他同時經營數部大河小說，包括後山三部曲，巴宰海三部曲（已完成《慾望草原》），台北四部曲（已發表《巴賽風雲》），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土地公廟》（1990）、客家小說選《大水柴》（2006）、長篇歷史小說《吳大老以及他的三個女人》（2006）。他出道甚晚，寫作甚勤，短短十餘年就以歷史小說揚名立萬。他廣泛涉獵前人的台灣史研究成果，並且親自進行田野調查。如果說他的文學不是寫出來，而是走出來，亦不為過。他的書寫工程無疑是以雙軌進行，一方面是涉入地理的旅行，一方面則是投入歷史的旅行。在空間與時間的交會處，他找到文學的座標。莊華堂能夠漫遊的版圖，無窮無盡。到目前為止，他以歷史小說作為生命的志業，放眼當代文壇，少有望其項背者。
戰後以來，漸漸有作家發現歷史是富饒的文學寶庫。這個海島，幅員有限，能夠追溯的文字記錄，可能僅有三百年。但是在文字缺席的地方，歷史可以延伸到天涯海角；那廣闊的天地，足夠小說家的想像馳騁。歷史與文學之間，既是相互融合，也是相互排斥。如果過分偏重時間、地點與人名，小說往往淪為歷史的奴僕。真正的文學作品，把歷史視為故事的遙遠背景，對於文獻中的記載適度的扭曲變造，反而可以使人格躍然紙上。
在日據時代，日本作家帶著帝國之眼肆意改編台灣歷史。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西川滿，他寫過中篇小說〈採硫記〉，便是以一六九七年郁永河《裨海紀遊》為底本。郁永河當年來台灣開採硫黃，是為了運回福建去製造火藥，在漢文紀錄?，台北盆地第一次留下鮮明的記憶。
他看到了巨大的水域，當他從金包里航行進入淡水河時，看到一座美麗的山巒，他稱之為坌嶺，就是現在的觀音山。當他進入干豆門（關渡）時，看到兩大河流匯合的廣大水面，不禁發出讚嘆。郁永河趨趕牛車，進入台北平原，荒草淹沒人身，不僅看見巨蟒，也看見裸體的原住民。那是漢人眼中最原始的台北，那原初是凱達格蘭族的樂園。這位漢人官吏完成採硫工作後，離去時留下一段令人千古難忘的文字：「所謂海上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而已。」郁永河的幻滅感，幾乎可以推知。再過兩百年，英國傳教士馬偕（George
Mckay）又到達淡水，在他留下的回憶錄《台灣遙寄》，也看到嫵媚迷人的觀音山。但是漢人聚落已經遍佈整個盆地，移民文化蔚為風氣。平埔族似乎被迫隱入山中，那美麗的草原終於成為他們的失樂園。西川滿無視於過往的歷史變遷，卻以殖民者的身分，改寫郁永河台北平原的故事。在他的小說?，郁永河竟然搖身變成快樂的旅行者，那種開朗的態度無非就是帝國的慾望，刻意對台灣歷史架構進行抽樑換柱；要消滅被殖民者的精神，當然就要優先篡改記憶。
容許偏離歷史方位的族群記憶，再次回歸到它應有的位置，正是重建台灣主體性的關鍵課題。長期以來這小小的海島，一直是帝國主義者凝視的對象。它好像是一個空白的主體，隨時可以填補慾望與意義，台灣不斷被解釋、被改寫、被扭曲、被誤解，彷彿是一個陰性的身軀，忍受著權力的安排與支配。從這個觀點來看，莊華堂所寫的歷史小說，確實已具備一種翻轉的力量，他容許島上住民掙脫被凝視的地位，而開始自我關照、自我解釋。他的書寫實踐，等於是把受盡委屈與扭曲的歷史命運再度改寫。「台北四部曲」是值得期待的作品，為台灣文壇帶來新的視野。他展開時間與空間的雙軌旅行，逆流而上，使失落的不再失落，使遺忘的不再遺忘。莊華堂在行文落筆之際，有時不免被當代文化所牽制，還沒有完全施展波瀾壯闊的想像。一如小說中以「混血兒」來形容故事主角，似乎不符歷史情境。金毛紅毛的種族確實在台灣島上活躍過，東洋西洋文化也在早期的土地上活動過。再回到歷史舞台時，作者對於語言的使用，可能要非常警覺，也非常敏銳。無論如何，這是不容易的成就，莊華堂正在挑戰一樁不可能的任務。
歷史滔滔，淹沒過多少愛情與理想。台北盆地的水鄉澤國，是作者夢寐以求的天地，曾經發生過的原住民精采故事，以魂兮歸來的姿態出入於小說中的山谷與平原。作者的重要理念，便是讓島上的古今族群復活過來。歷史絕對不是單一族群創造出來，文化也絕對不是單一人物所擘造。從荒蕪到繁華，從失憶到記憶，莊華堂驀然讓我們看到盆地的巨河。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推薦序
水鄉「澤國」
彭瑞金
華堂在寫完《巴賽風雲》之後，立刻擬定了「台北四部曲」的寫作計畫，《水鄉》是第一部，接下來會是《水田》、《水城》、《水村》，分別要寫淡水河流域、艋舺、大稻埕、大龍峒、台北盆地、深坑、新店、烏來、三峽等今天大台北地區的開發時期為歷史背景的「故事」，已自行命名為「大河小說《台北四部曲》」。如果能如期順利完成，真是水鄉「澤國」，必定為台灣文學史添一頁光彩燦爛，澤惠台灣的史頁。
我不是迷信大河小說，也不信奉三部曲或什麼四部曲、五部曲，我不認為這些「符號」等於文學作品的CAS。雖然在讀過《巴賽風雲》和《水鄉》之後，我也肯定華堂是繼鍾肇政、李喬等客籍長篇書寫能手之後，最有可能繼踵前賢的客籍長篇小說的書寫好手。根據華堂初擬的計畫，四部計六十萬字左右，但和已完成的《水鄉》比對，四部合計八十萬字、甚至超過百萬字都有可能。不過，重點不在部數和字數，要問的是台灣長篇或客籍作家的長篇創作的立基點在哪裡？
鍾肇政寫《臺灣人三部曲》和李喬寫《寒夜三部曲》，雖然都沒有可和鍾、李二位作者對號入座的人物，但卻沒有人懷疑他們是在「講自己的故事」，作者的靈魂、思想都「附身」在小說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事跡中「重現」，形成一種作者不在場，精神、思想卻無所不在、無事不與，無刻或間的情形。華堂不是台北人，要說台北盆地的故事，而且是說自己出生前三百年發生的故事，仰賴的是文獻的檢索和田野調查。鍾肇政和李喬的寫作範疇也逾越他們個人的經驗，當然也有很多得借重文獻和田野調查，但畢竟和華堂的完全仰仗不同。華堂有完全的歷史想像空間，人物、情節有絕對的虛構自由，有充分去發揮小說「大話」本領的餘裕。然而，事實不然，《水鄉》寫得相當辛苦，有過廢筆而嘆的挫折。我認為是小說創作一旦只依賴「可靠的文獻」、靠得太用力了，還是有靠不住的時候。
我知道華堂投注於台北盆地文獻的蒐集、調查、研究的功夫，既久又深，從盆地文化層的考古、調查的參與和文獻的上窮碧落下黃泉，早已是進入他的文學收穫期。不過，莊稼播種很辛苦，收割也往往是汗水、淚水交織。和鍾老、李喬的歷史長篇不同的是，兩位前輩的寫作有「寫自己的故事」作為驅動力、有祖靈、有地靈……的召喚，讓他們非寫不可，也有一旦動筆、不達目的絕不縮手的驅力，華堂寫《水鄉》系列，相對的，沒有他們的「驅力」，也沒有他們的「動力」，只憑對小說的「熱力」，寫得一定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寫作危機。那麼遠距離的小說長跑，沒有了熱力可能便跑不動。小說創作的熱力，總是隨著年齡，甚至文學創作的外在環境變化衰退。《水鄉》的出版，令人為他這部偉大的寫作構想鬆了一口氣，總是把頭洗下去了，一定要繼續把它剃完吧！何況，《水鄉》也獲得國藝會的長篇小說創作專案補助，寫完了，又立即獲得出版亮相的機會，對華堂都是肯定，也勢必為他這龐大的寫作計畫注入巨大的熱量，就讓我們拭目等待「台北四部曲」的完成吧！
（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導讀
追尋遙遠記憶裡的水鄉陳健一
對我們熟悉的台北，一直是這樣子嗎？
沒有高樓華屋時的台北是什麼樣子呢？
一百多年前，兩百多年前，或者更遠之前──莊華堂長篇小說《水鄉》書寫的三百年前，那個時候的台北又是什麼模樣？
地質學者告訴我們：三百年前有個康熙台北湖；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提到凱達格蘭族，或者毛少翁社……《淡水廳志》上還記載「賴科」這個人，另外在尹章義、王世慶的台北盆地開發史研究中，也存在「陳賴章墾號」、「胡同隆墾號」等早期台北開墾的文字片段。
知道「知識」的古早台北後，仍然想問：三百年前的台北是什麼樣子？儘管文獻中呈現出台北部分樣子，但是語意片段，意義抽象，不容易體會藏身文字間的生命和土地情境；即使弄懂知識的台北，得到的印象也只是片段、破碎，內在情感的投入及想像無法展開。
取代「知識性」的闡述，試著以說故事的方式，用柔軟、有生命的故事，藉由故事敘述視角，獲得一個直觀的印象，讓讀者感覺到、體會到古早台北的土地和生命情境，你以為如何？
莊華堂的台北四部曲第一部《水鄉》，就是這種想望和意識下的創作。
《水鄉》的內容主要表現在一七○○年前後二十年的台北樣子。
這段期間，台北部分地區曾經淹沒為湖泊，大都是平埔族原住民，漢人較少。淡水河以南的地方較低窪，現在的三重、蘆洲和部分新莊地區都陷落在湖泊裡或沼澤中，士林後港、洲美里及社子一帶也在湖裡面，湖泊邊緣可能在現在的大龍峒、劍潭、士林下樹林、唭哩岸、關渡、新莊街、板橋崁仔腳等地方，以及自水面浮出沙洲，像蘆洲等。他們搭乘木頭做的「艋舺（獨木舟）」往來各地。
一七○○年前後，漢人陸續自淡水河口或桃園一帶來到大台北區。初到大台北地區的漢人，若從淡水河口進到關渡一帶，會看到廣大的湖泊，往北，關渡、唭哩岸、劍潭（圓山大飯店一帶）為最接近湖泊的陸地，許多漢人前往居住，也發展出大台北區的三大古廟，分別是關渡宮、慈生宮及觀音寺。往南水域較寬廣，環境並不穩定，興直庄（現在新莊老街一帶）為湖邊高地，且後面有廣大的平原，環境穩定，水源豐沛，很快的吸引漢人注意，也因此成為漢人較早開墾的地區之一，一七○○年的往後數十年，該地區發展出北台灣最熱鬧的街道；也就是新莊街。
再回到一七○○年前二、三十年以後的大台北景象……
大河流（淡水河兩岸）邊沿住著不同的平埔族群，淡水河口有八里坌社，接近現在士林、北投一帶為毛少翁社，新莊一帶為武溜灣和擺接社，現在大龍峒一帶為奇母卒社，更上面的松山火車站一帶為麻里即吼社，另外中和及永和一帶有秀朗社……。漢人部分，早在清朝占領台灣之前，鄭成功軍隊占領南台灣的那段期間，已有軍隊來到台北；何祐和他的部下駐紮於奇里岸一帶，後來鄭成功的親戚鄭長也到附近活動；施琅打敗鄭成功的軍隊占領台灣後，北部仍少漢人在活動，但是已有通事在台北地區活躍，像賴科就是當時非常活躍的漢人。
一六九七年郁永河到台北時，台北到處是沼澤、湖泊，幾年後，漢人商人意識到台北「地廣土沃」，值得開墾，就陸續到台北，往來台北和大陸做生意，當時八里十三行就成為重要的口岸；清朝大官陳璸追海盜到台北來，也發現台北土地潛能，決定派更多軍隊長期駐守，從此漢人在台北的生活方式有軍隊和平埔族抗衡，有了更大保障，漢人紛紛前來開墾，這些漢人開墾前要和清朝政府申請墾照，「陳賴章墾照」就是那個時候的墾照；墾照範圍為台北湖周邊環境較穩定的土地，像關渡、觀音山腳下、大龍峒及秀朗等地區。這段日子，漢人和平埔族的關係大抵和諧，甚至還配合漢人翻修關渡的媽祖廟，翻修那年「眾番雲集」，這中間，通事賴科應該扮演重要角色。
自大陸或自南部前來的「有力人士」紛紛找水邊高地開闢田地，自山上構築水坡引水灌溉水田，或興築水圳自大河引水到田裡；約一七五○年代左右，大台北的新莊平原、擺接平原、大佳臘平原都有水圳，開墾基礎確定，水田及糧食來源增加，前來居住及開墾的漢人也在逐漸的增加……
於是台北地區逐漸從荒煙蔓草，成為有水田莊稼、有竹圍人家的地方。
以上的描述大抵為《水鄉》這部小說鋪陳的背景。
生活在那時代的人，每天看到湖水、河水和沼澤，和水的關係密切。也因此，這部十五萬字的小說以「水鄉」做書名，就很核心的指出當時台北的環境及歷史舞台；也給接下來小說情境描述，提供貼切的生活背景和想像憑藉。
書中出現的幾個人物，大抵為活躍於台北平原的凱達格蘭平埔族，以及少部分從唐山來的漢人。整體而言，本書用三百年前的大台北環境做舞台，有機的導入歷史素材、文獻片段，以及地理、自然環境，這樣的小說寫法，就大台北區而言，該是第一次，很值得細心體會、追索及思考。
讓我們跟著莊華堂的小說之筆，追尋古早古早以前，台北人遙遠記憶裡的水鄉。
（本文作者為台灣土地倫理協會祕書長）
跋
我的水鄉澤國
三四年來，我習慣每天黃昏時分，跨過高高的堤岸到新店溪邊散步。
我喜歡在堤岸上方的陸橋頂端駐足，看這個我生活了三十幾年的城市，在熱鬧喧囂一整天，經過彩霞濃?豔抹之後短暫的美麗容顏。
其實這片河灘並不美麗。三十年前，我窩居於光復橋畔的年代，從蘇清波、邵恩新到林豐正主政的時候，他們把全縣的垃圾棄於淡水河沿岸堆積，把這條台北人的生命母河弄得污濁不堪。尤清八年任內，以幾萬輛次的卡車將它清除，蘇貞昌的八年，開始將灘岸綠化，於是我們看到春風又綠的草皮。被人譏為上山打老虎的周錫偉縣長，其實做了幾件好事情，他大力推動堤岸的自行車道聯結，做水岸綠色廊道，並致力於一般人看不到的汙廢水處理。於是我每天散步的地方，多了一個黃昏之後LED燈光美景的江子翠礫間水岸公園。
江仔翠老地名叫做港仔嘴，它位於新店溪與大漢溪的匯流口，是個至今仍然列為行水區的老舊社區。現在當地還有一座土地公廟，早年的信徒主要是潘姓和林姓人家，他們應該是武溜灣社凱達格蘭的子孫。
《水鄉》這部小說，就是描寫三百年前唐山移民尚未拓荒斯土之前，淡水河下游地區水鄉澤國的原始風貌。小說的主人翁就是凱達格蘭族人，隨著康熙四十九年陳賴章墾照告示─漢番初接觸為發軔，故事從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北投社開始，沿著河流上溯到毛少翁、奇母卒和武溜灣的故事。
這個題材前後醞釀九年，實際撰寫四年，跟第一次向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提出申請，我的第一部長篇《吳大老》一樣，前後展延三次才完成。我實在很羨慕我的同鄉前輩鍾肇政老師，他的「臺灣人三部曲」─三十萬字的《插天山之歌》，只利用暑假期間的兩個月就完成了，就創作速度來說，我跟他比有如龜兔賽跑了。
《插天山之歌》的場景在大嵙崁溪的大溪、角板山區，是鍾老青少年時期熟悉的場域─他的父親在八結、五寮公學校教書，那時他在淡水中學念書，每年寒暑假會回到山區的家，所以他對於那片插天山地區熟悉，寫起來順手。我從高中時期就上來台北，住過台北市、景美、新店、板橋，在台北都會區生活三十幾年，本身又是一個跑遍各地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對小說場域的淡水河下游地區也熟悉，寫起來卻痛苦萬分。
主要原因在於小說所涉及的時空問題─《插天山之歌》的時空是太平洋戰爭末期，鍾老生於大正十四年，終戰那年他二十歲，因為經歷那個時代，他寫山區人家的生活、產業，戰時的體制、民生細節無不熟悉。《水鄉》的時空是三百年前的台北，那時候的平埔族吃什麼？穿什麼？住什麼？他們跟漢人初接觸說什麼話？淡水河兩岸生長哪些花草樹木，有哪些昆蟲水鳥動物？這些都困擾我的思路與文字─作者如何去還原或重建三百年前的場景─淡水河下游的原始風貌？
是故，我每一部歷史小說都要參考許多資料，而《水鄉》特別多─包括西荷時期的史料、筆記，清代的方志、古文書，日治乃至於戰後學者的研究論著。感謝翁佳音對於淡水河流域詳細的考證，他跟江樹生、李毓中、康培德有關西荷時代的研究論述，學院裡尹章義、戴寶村、陳國棟、陳宗仁的幾本著作，中央研究院潘英海、李壬癸、劉益昌、詹素娟……等良師益友所製作的「平埔文化網」，都提供我寫作這本書的主要參考依據。此外在生態及文史方面，老朋友林淑英、劉克襄、陳健一、晏若仁、林智謀、潘增鑑、周祥傳……我運用他們發表的文章，甚至是跟著他們的腳步重新認識淡水河、新店溪的河川生態與風土民情。
因為他們，讓作者把這部小說更接近於我想像中的水鄉澤國。
附記：
本書編校期間，晏子以肺腺癌病逝於台中榮總，得年五十歲。
晏子，一個外省新移民第二代，把後半生全部消耗於台灣生態環保領域的綠人─曾任自然步道協會秘書長、千里步道志工、生態農場志工隊長，最後鞠躬盡瘁於主婦聯盟合作社。晏子是平凡中最不平凡的人─愛人，愛土地，愛花花草草，愛昆蟲鳥獸，愛大地之上的芸芸眾生！
我將本書獻給晏子小德蘭天使。因為晏子是我從文學、文史領域，進入生態環保領域的重要引導人，《水鄉》的自然環境書寫，跟她息息相關。
莊華堂 於二○一一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