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以前，中國史學領先西方史學，為彰明較著之事實。中國自遠古時代起，設立及時記載天下事之史官，數千年不絕，世界萬國，無此制度；中國史官記事，至魏晉以後，兼及修史，浩瀚史料，編纂成籍，中國翔實之正史，遂破世界史學之記錄；中國史學，特色為精細、詳瞻、博大，與西方史學比較之後，益見突顯；人類之文明史，亦待中國史學理論之發揮而創寫。凡此，皆中國史學之世界價值，極值珍視。
19世紀以後，西方史學進入黃金時期（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歷史所涉及之範圍，已擴展至社會、經濟、心理與文化。史學家已不再衹寫王朝、戰爭、條約與宗教。出色之大史學家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麥考萊（Lord Macaulay, 1800-1859）、米其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柏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孟蓀（Theodor von Mommsen,
1817-1903）等，不再是記錄者（chroniclers）、編年者（genealogists）與說故事者（story-tellers）。所寫成之新史，觸及人類經驗之多樣性與複雜性。環顧寰宇，未有類此嶄新之歷史。加以競新鬥奇之史學方法，亦於此時出現。尼博兒（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蘭克所創以語言文字批評史料之方法，掀起史學革命、量化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方法，隨之群書並作，如飆風驟起，西方史學，於是風靡天下，舉世史學，皆俯首於其下，未有能與相頡頏者。
19世紀以後，西方史學極盛，中國史學則趨於衰微，博洽精醇之歷史巨著不再現。寖假至西方史學東來，攻擊與貶抑中國史學之聲浪四起。兩千餘年之中國史學，於是遭遇空前未有之大變局。史學存亡，決於旦夕，有識之士，如梁啟超、張應麟、陳寅恪之議論，遂為中國新史學之指南，有待發揮而評論焉。
梁啟超為晚清言論界之驕子，學術界與政治界最活躍之人物。深愛中國史學，亦猛烈攻擊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為其對中國史學之無情攻擊。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輾轉接受德、法班漢穆（Ernest Bernheim, 1854-1937），朗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
1863-1929）與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之史學方法，而以優美明快之文筆暢述。謂史料為「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分史料為「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文字的史料」與「在文字記錄以外」之史料；論及史跡之論次，畫出「史跡集團」，以為研究範圍。此皆石破天驚之史學見解，梁氏果能如此自創耶？稽之班漢穆、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三氏之說，梁氏之新說，泰半非出之於個人。惟梁氏以寬闊之胸襟，於所熱愛之中國史學之外，廣納異趣之西方史學，此為大史家之風範，亦輸入西方史學之第一功臣也。
張蔭麟幼承父教，熟讀經史古文辭。1929年以公費赴美留學，攻讀哲學與社會學。回國後任教清華大學，專治史學，著手撰寫《中國史綱》一書。以哲學與社會學為基礎，以寫中國五千年歷史者，張氏似為第一人。彼於《中國史綱》〈初版自序〉提出其所懸鵠的云：
「（1）融會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獻的載錄，亦力求節省；
（2）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
（3）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容並詳。」
自此可見張氏史學之精湛，及其所受西方史學寫史方式之影響。以致其書最為近人所盛讚者，為其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體寫出，而優美委婉。此為新中國通史成功之條件之一。惜張氏多病，英年早逝，其書僅寫至東漢初年，令人扼腕！
以《中國史綱》與其所引用之原文相比較，其新寫者，文字與意境，皆不能企及於原文。此為此類新史之致命創傷。英年史學家之成就，古今中外，皆有限制，此為莫可如何者也。
陳寅恪出身名門，家學淵源，國學基礎深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十餘年間，游學歐美，側身美國哈佛大學、法國巴黎大學與德國柏林大學，研究不輟。其研究以語言文字為重點，藉以研究歷史。據云彼能運用十餘種以上之外國語言文字，此為前無古人者。如此治史，顯係受當時德國極為盛行之蘭克語文考證學派（即為以語言文字批評史料之學派）之影響。陳氏歸國後，講學清華大學，將所吸收之西方史學，與中國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相融合，於是其新史學出。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代表性之作品。其論及政治制度與社會習俗，明顯受西方之影響。然不露模仿痕跡，自然呈現，此為真能貫通中西史學者。「寅恪生平好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蓋為陳氏真切之自述。兼重中學與西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氏治學之基本態度如此。
陳氏中年以後，雙目失明，仍繼續著述。又身處驚濤駭浪之中，而卓然獨立，不失操守。較之馮友蘭之輩，寧能同日而語耶？
維運治史半世紀以上，醉心比較中西史學而思求會通之道。於梁啟超、張蔭麟之史學，皆作論述，獨於陳寅恪之史學未著筆墨，遺憾孰大焉。今王震邦教授寫成《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一書，得窺陳氏一生之全貌，萬里外聞之，歡欣鼓舞。揭出陳氏所強調之學術獨立與自由思想，尤為其書之最大特色。震邦教授胸襟開朗，思想縱橫，又長期出任類似史官之工作，牛馬走天下，時代心聲，得其傳達，故樂為之序。
2011年3月 杜維運序於溫哥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