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多數男人欺騙太太是為了搞外遇，我父親欺騙太太卻是為了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我替他感到難過，從某個角度來說，我甚至主動去填補他的空虛。我收集他的詩，聽他訴苦，幫他挑選合適的禮物，起先是送給我母親，後來是送給他愛上的女人。日後他宣稱他與這些別的女人之間的關係，多半不是為了慾，他所渴求的是她們帶給他的溫暖與肯定。肯定！我的雙親讓我深深領悟到，渴求他人肯定的這份慾望是多麼具殺傷力。
我們是個喜歡說故事的家庭。我父親留下一本付梓成書的回憶錄和一份更吸引人卻未出版的回憶錄，以及一千五百多頁的日記。母親雖不寫作，但她告訴我們許多她過去的故事，故事通常以一句話結尾：「可是我一句話也沒說，我保持緘默。」她是真心相信她不曾透露過自己的私生活，只不過儘管她如此認為，但除了她的私生活，她似乎很少談論別的。若她地下有知，絕不會贊成我寫回憶錄，尤其是家庭回憶錄。我自己也沒想到有一天我居然會寫關於我雙親的回憶錄。伊朗的傳統文化習俗是絕不會把個人私事拿來張揚的：套句母親的話，家醜不外揚，更何況私生活過於瑣碎，不值一寫。實用的人生故事才值得一提，就像我父親最終出版的那本回憶錄，那是對他自己不切實際的理想投射。我不再認為我們能夠保持緘默，說實在的，我們不曾真正緘默。我們透過自己所成為的人，多少道出了我們的經歷。
我四歲時，父親開始寫日記。日記是寫給我的，數十年後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時，他才把日記交給我。頭幾頁寫的是如何善待他人、體貼別人。接著他就開始數落母親，埋怨她不再記得她曾經喜歡他，樂於有他作伴。他寫道，雖然我只是個小孩，卻是他唯一的安慰與精神支柱。他建議我將來結婚應該試著做丈夫的知己兼同伴。他敘述了一件事，就是當他和我母親爭吵時，我就像「和平天使」一樣，拼命分散他們的注意力，逗他們開心。我的同情就和祕密活動一樣危險：因為這種罪過是母親所無法原諒的。弟弟和我拼命討他們兩人歡心，但不論我們多努力，他們總是不高興。我母親會把頭撇開，望著遠方，彷彿對一個隱形交談者會意地點頭，似乎在說：「我不是早就跟你說了嗎？我不是早就說了嗎？」好像早在我父親有出軌的意圖前，她就知道他會外遇。她把這種認知視為既成的事實，而當這件事成真時，她似乎從中得到一種墮落的歡愉。
在我舉家離開德黑蘭、遷往美國幾年後，我聽說病重的母親好幾天都不肯上醫院，非得要等她公寓的門鎖換過。她咕噥道，那個人和他的婊子會像以前一樣闖進來，把她剩下的財物洗劫一空。「那個人和他的婊子」指的是我父親和他第二任的太太，母親把自己的倒楣事都怪罪到她頭上，包括莫名失蹤的金幣收藏和兩箱的銀器。當然，沒人相信她。我們對她的空穴來風早就習以為常，因此我們任她去說，從沒把它當一回事。
她會逐一想起過世的親人，包括她母親、她父親，以及她的第一任丈夫，然後把錯怪到我們頭上。到後來，我們任何一個都無法跨出她虛構的世界。她不是要我們對她效忠，而是要我們對她的故事效忠。
我父親的故事就比較平鋪直敘，至少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這麼認為。他藉由故事讓我們知道關於他個人、他家族和波斯古典文學中的伊朗—伊朗這個主題尤令他著迷。我就是這麼發現文學新大陸，並對我國歷史產生概念的。他也向我們說母親的故事，不過說的是他的版本，所以我們經常在兩個世界的陰影下躊躇不決。
有生之年，弟弟和我始終深陷於父母告訴我們的虛構世界—─關於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虛構世界。雙方都要我們以有利於他或她的立場，去評斷對方。有時我覺得自己受騙上當，彷彿他們不曾讓我們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直到此刻我才明瞭，原來他們的故事也等於我的故事。
親近的人過世時，會讓我們覺得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陽間，令我們終究不得不向它低頭，另一個是陰間，它就像個憑空想像的朋友(或死對頭)或地下小妾，頻頻召喚，不斷令我們想起失去的親人。記憶是什麼？不過是潛伏於心靈角落的幽魂，打斷我們正常的生活作息，擾亂我們的睡眠，好提醒我們某種隱約的痛苦或歡樂，某件已沉寂或被忽略的事？我們想念的不只是他們仍在的時候，或他們對我們的感想，最重要的，是他們怎樣讓我們產生對自己或對他們的感想。
母親要我們對她做何感想？唯一能讓我強迫自己面對她已不在人世的方法，就是提出這個問題。有時我不免懷疑，也許她並非總是與我無關，可是當她在世時，我卻一心只顧反抗她，根本無法理解這一點。她在談論自己和她的過去時，言談舉止間有某種令人動容之處，彷彿她也是虛構的，占據了另一個女人的軀體，戲謔地在我們面前現身，如螢火蟲般發出閃爍的光。如今我追求的是那些螢火蟲時刻，那些時刻透露出母親和我們自己什麼事？
我在伊朗的最後幾年，對母親的往事著了迷，甚至從她幾張照片中竊取往事。這似乎是進入她過去的唯一途徑。我成了竊取記憶的賊，除了蒐集她的照片之外，也蒐集她成長、結婚和養育孩子的舊德黑蘭的照片。我的好奇演變成入迷，但這些其實都不怎麼管用，照片、文字描述、甚至事實，都是不夠的，只揭露了某些細節，卻始終是沒有生命的片段。我所尋覓的是中間的漏洞─—緘默的部分。這是我看往事的角度：考古挖掘。在殘垣瓦礫中篩選過濾，這兒挑一塊，那兒撿一塊，幫它貼上標籤，記錄發現的地點，註明日期與時間。我追尋的不只是地基，而是更加伸手可及卻又虛無飄渺的東西。
我絕對無意把這本書寫成政治或社會評論，或實用的勵志故事。我想訴說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故事背景處於伊朗政治與文化史上動盪不安的年代。從我外祖母出生的二十世紀初到我女兒誕生的二十世紀末，中間發生了許多關於這些時代的故事，其中有塑造今日伊朗的兩次革命，革命導致無數分裂與矛盾，最終瞬息萬變的動亂成了唯一不變的常態。
外祖母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當時統治伊朗的是個不穩定的專制王國，而且施行嚴格的宗教法，認可投石刑、一夫多妻制，以及女童九歲即可出嫁的種種習俗。婦女幾乎足不出戶，即使出門也得從頭包到腳。女人沒有學校可以就讀，只有某些貴族會幫女兒聘請私人的家教到府授課。然而這故事又有它的另一面，未來將藉著種種顛覆所有舊禮教的文化與政治危機，顯露其蒼白剪影。外祖母見證了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立憲革命，這是中東地區的創舉，幫助催生了現代化的伊朗，此舉振奮了社會各個不同階層，包括主張進步的神職人員、少數族群、知識分子、某些貴族成員以及婦女，有些婦女開始支持革命分子，成立地下組織，要求受教育的權利。到了一九一二年，有一位派駐伊朗的美國財政顧問，對於伊朗婦女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能有這般長足的進展，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她們所享有的全新自由，是西方婦女歷經許多歲月、甚至許多世紀的爭取才獲得的。他說：「一九○七年以來的波斯婦女，若稱不上世上最激進，也幾乎已成為世上最先進的女性。這番聲明推翻了再努力幾世紀也不會有什麼變化的觀念。此乃事實。」
該如何形容我母親於一九二○年代中期與一九三○年代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那時代的本質脆弱且矛盾，到了三○年代，閃爍不定的可能性已達到某個地步，母親甚至可以不戴面紗出入公共場合，進入法語學校就讀，並在參加婚禮跳舞時，認識且愛上第一任丈夫─—這都是二十年前不可能發生的事。然而她的時代又有另一種面向，就是不願放開已消失的過去。禮薩．沙．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簡稱作禮薩國王)在努力加快現代化的步調時發布了一項命令，硬性規定婦女出門不准戴面紗，禁止男性穿傳統服裝，而我的祖母(父親的母親)卻和許多其他伊朗婦女一樣，不肯出家門一步。國王的命令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廢除，不過這件往事依然激起層出不窮的問題與分裂。
等到我成長的一九五○和六○年代，我們已經把受教育和閱讀各類書籍，參加派對和看電影，視為理所當然。我們見證了女性活躍於各行各業，在國會裡嶄露頭角—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包括我母親在內─—並且躋身各部會首長。可是到了一九八四年，我自己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後出生的女兒，卻面臨相同禮法的復辟，這些舊禮教在我外祖母和我母親的時代曾經遭廢除。我女兒將在小學一年級時被迫戴上面紗，如果在公共場合露出頭髮，她將會受罰。她那個世代終究得鼓起自己的勇氣去抗爭。
在本書中，我志不在歌詠歷史性的片段，而是在那些稍縱即逝的交錯點─—個人生活的吉光片羽與性格，反映在一個更宏大、更普遍的故事上，並與之產生共鳴。
那些私密與公眾之間的交錯點，是我在伊朗動筆寫第一本書，也就是以納伯科夫(Vladimir Nabokov)為題的書時，所要追求的東西。我想從我不同時間閱讀這些小說所產生的不同感觸，去討論這些小說。但那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我無法坦白寫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與社會真實生活，也因為國家將個人與私密經歷視為禁忌。
約莫此時，我開始在日記裡列出一份「我所緘默的事」清單。在這標題底下，我寫了：「在德黑蘭墜入情網。在德黑蘭參加派對。在德黑蘭看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五兄弟為美國知名喜劇演員)的作品。在德黑蘭讀《羅莉塔》。」我寫關於壓制性的律法與執行，關於公開場合與政治上的禁忌。最後我不自覺地寫起私密的背叛，包含我自己和那些我從沒想過和我關係親近的人。
緘默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專制國家強迫百姓所保持的緘默，不但竊取他們的記憶，改寫他們的歷史，還把國家認可的身分硬塞給他們。或見證者的緘默，他們選擇忽視或不說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緘默，他們的緘默有時反而使他們成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另外還有我們縱容自己關於自己的緘默，創造我們的神話，那是我們加諸於自己現實生活的故事。早在我領悟到一個冷酷無情的政權，是如何將它自己的形象強行加諸於它的國民身上，並竊取他們的身分與自我定義之前，我已經體驗到它對我私生活的入侵，對我家庭生活的侵犯。而且早在我瞭解被害人如何成為政府罪行下的共犯之前，就在更切身的層面中，發現了共犯的羞恥。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本書是針對我的自我反省與內在批判的一個回應。
或許所有故事最常見的共通點之一是敘述不在人世的雙親，迫切需要藉此來填補他們的去世所留下的空虛。這個過程最後的終點不是完結─—至少對我而言不是─—而是理解。這份理解不見得可以帶來平靜，卻或許可以藉由敘述的過程使我們認同我們的父母，經由某種形式使他們重新復活，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做主，塑造我們自己故事的輪廓。
導讀
可以帶得走的家 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 馮品佳
伊朗裔的女作家阿颯兒．納菲西(Azar Nafisi)在二○○三年以她的回憶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在世界文壇一炮而紅，隨著盛名而來的是伊朗離散社群對於納菲西藉由閱讀西方文學經典的脈絡批判伊斯蘭政權的強烈反應。曾經有伊朗裔的學者將納菲西比擬為凌虐伊拉克戰俘的美國女兵，指控她是小布希政府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馬前卒；德黑蘭大學的一位文學教授也認為納菲西是靠著東方主義式的刻板印象以及故意錯誤呈現伊朗與伊斯蘭文化獲得西方讀者的青睞。文學盛名對於納菲西而言，似乎加深了她與祖國的距離，在敏感的美伊關係與政治情勢下，緬懷故鄉也成為一種危險的行動。然而納菲西除了在各種公開場合為自己辯護之外，於二○○九年再接再厲出版了第二本回憶錄《我所緘默的事》(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討論更為私密的家庭關係，特別是她與父母之間愛恨交集的情感。或許是因為她的父母都已經逝世，納菲西在《我所緘默的事》中的直言不諱才不至於造成她與家人之間的鴻溝、甚至決裂，反而使得她在經由文字省視親情之後，可以在回憶錄的最後感謝父母給予她「一個帶得走的家」。
納菲西定義這樣可以「帶得走的家」是「不依附於地理空間或國籍或別人可以從你那兒奪走的任何東西」，因為它是由故事或者是記憶組成的。而重組、重新建構記憶，也是納菲西與父母所遺留下的虛構世界進行對話的方式。納菲西在〈前言〉提及她有一個「喜歡說故事的家庭」：納菲西的父親藉由自己的回憶錄與文學著作訴說他的故事；而她的母親則不斷以過去的故事定義現在與自我。納菲西就像是一個考古學者「在殘垣瓦礫中篩選過濾」，尋覓「家庭神話」中的漏洞，也就是父母所緘默的部分。即使後來她洞悉這些神話種種虛構與不堪的層面，但是納菲西的目的卻是試圖去認同父母，並且「經由某種形式使他們復活」。而經由訴說記憶所編織而成的故事，納菲西讓逝去的雙親復活，在《我所緘默的事》的文本空間之中重返人世，也讓她自己即使身處離散，依然能夠保有那個源於、根植於伊朗的家庭。
在《我所緘默的事》中，納菲西的母親娜茲哈特是個充滿矛盾又極為戲劇化的女性，她從未走出幼年喪母以及失去丈夫的陰影，而訴說故事可以說是她賴以生存之道。在納菲西的筆下，娜茲哈特宛如一個不完整的灰姑娘，在幼年喪母之後遭到父親與繼母的忽視，始終未能完成做醫生的心願，即使在舞會裡與第一任的丈夫賽菲定情並且嫁入政界豪門，卻又因為丈夫病逝再度失去一切。娜茲哈特一生堅決抱守這個變調的灰姑娘故事，忽略了賽菲在婚前隱瞞罹患絕症的自私，使她成為處女寡婦，反而將他神化，並且一再以她所記憶的賽菲來提醒丈夫及兒女的不足，將他們阻絕於她內心「永遠穿不透的冰封世界」之外。然而，娜茲哈特卻又是伊朗第一任女性國會議員之一，而且當選國會議長，經常是反對勢力中的重砲人物，完全顛覆了等待白馬王子的灰姑娘形象，充分顯示她性格中的矛盾。
對於納菲西而言，母女的相處總是充滿衝突，在《我所緘默的事》中也持續上演著兩人意志的鬥爭。雖然《我所緘默的事》中的母女愛恨交織的情節在女性文學中並不陌生，但是娜茲哈特與納菲西之間難解難分的情結之強度卻超乎尋常，年輕時納菲西甚至以自殘的方式向母親抗議，得到的反應卻是被母親嗤之以鼻。直到母親晚年，納菲西才發現母親生命拼圖中最重要、也是最後一塊碎片，就是祖母實際上是自殺身亡。納菲西至此才了解母親生命中難以承受的重擔：娜茲哈特終其一生都生活在遭到遺棄的陰影之下，母親、前後兩任的丈夫、甚至兒女最終都離她遠去。她的強悍與執意耽溺於想像的平行世界毋寧是一種自我防禦機制，然而她的人生悲劇也源於這種強烈的自保本能。
相較於母親以口說故事建構自我世界，納菲西以書寫訴說個人故事的方式更接近父親。說故事是她與父親從小建立起來的親密模式。父親在納菲西年幼時以床邊故事的方式教導她波斯古典文學與歷史，後來甚至發展出父女之間的秘密語言，相約以編故事傳達「感受與需求」，並且創造「自己的世界」。在父親從德黑蘭最年輕的市長一夕之間變成國王的階下囚時，是說故事的力量伴隨他渡過五年的牢獄生涯，並且在牢裡寫成了三本童書。但是納菲西也意識到父親其實跟母親一樣編織著自己的故事，以追求幸福為理由在出獄之後不斷外遇，甚至要求兒女作為共犯掩飾他的不倫之戀，最後更為了第二任妻子侵占娜茲哈特與兒女的財產。納菲西從未在回憶錄中對父親強烈批評，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及父親抱怨她沒有寄給他《在德黑蘭讀羅莉塔》，藉此暗示她對於父親的不滿，也彷彿哀悼著她心目中的英雄變成自欺欺人的凡夫俗子。
除了父母的故事之外，納菲西在回憶錄中也記錄了她成為女性主義者的過程。某種程度上，納菲西的女性主義啟蒙者是她的父親，而不是強悍的娜茲哈特。父親所口傳的古典文學也開啟了納菲西對於波斯與伊朗文化中女性地位的探索。在《我所緘默的事》中納菲西的成長關鍵在於她的閱讀經驗，特別是文學中的女性角色。納菲西從小最崇拜的是《列王紀》中勇於追求真愛的波斯公主魯貝達，因為她在古典詩文中看到不同於戰場英雄的偉大女性，她們是「反抗社會傳統、打破社會禁忌的人物。這些女人沒有公共意圖，她們只有坦然、全然的感性，堅定不撓的毅力」。但是她卻在第一次的婚姻選擇上背棄了魯貝達，走入無愛的婚姻。失敗的婚姻加上美國求學時代的政治參與促使納菲西的思想越發激進，終於因為不見容於伊斯蘭革命之後的保守政權而選擇離開父母移居美國，而她以回憶重建家園的嘗試，也使她成為伊朗離散社群中最具爭議性的女性作家。
不論是批評或是喜愛納菲西的讀者都一致認為她很會說故事。《我所緘默的事》當中充滿鮮活的人物描寫與引人入勝的事物發展。雖然是一本回憶錄，卻充滿小說般的張力與情節。這種說故事的功力或許是納菲西得自父母的「好遺傳」(good inheritance)，補償了母親認為她因為父親的「壞遺傳」(rotten
genes)所造成的先天不足。無論記憶是如何虛無飄渺，撰寫回憶錄將家人與自我暴露於世人面前又是何等危險，納菲西都已經達到她的目的：為自己在離散之中找到可以「帶得走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