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

一回令人再三吟詠的相逢──
王童導演與資深影評人藍祖蔚的七日對談。

　　鏡頭是眼，也是心……
　　捕捉、還真出時光裡的一幕幕影像，
　　交織出一場又一場
　　平凡與不凡的人間風景！

　　七部電影裡的七個故事：看海的日子、策馬入林、稻草人、香蕉天堂、無言的山丘、紅柿子、苦戀，如同十四世紀義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談》以人性為中心，戲而不謔地寫下世間小人物的悲喜劇。

　　從文本改編、美術設計、角色選擇、場景刻畫、音效燈光，甚至是現場調度的應變，走過台灣電影戒嚴與風華年代的王童灑落道出一個導演的能與不能、取與捨，從土法煉鋼到國際電影工業新科技的發展，其中點滴與光影間隙裡或工筆或寫意的擇取拿捏，無所不言，言而不盡。

　　本書跟著兩位電影界資深前輩的牽引，循著七天七齣戲七個故事構築出一個壯闊無盡的視角，適足以滿足偶爾總會在某部電影中發現熟悉場景或氛圍的你我，以及所有的電影愛好者。

作者簡介

藍祖蔚

　　一位熱愛電影，生活重心不外乎就是看電影、寫電影、拍電影和說電影的電影愛好者。

　　1984年，從電影記者起步，見証了台灣新電影的中興與轉型，首開風氣前往國際影展現場目擊報導。曾接任TVBS娛樂新聞製作人，帶動了台灣有線電視的娛樂新聞風潮；1996年，短暫出任中影製片部經理，協助《河流》和《美麗在唱歌》兩部電影開拍，分別在柏林影展和東京影展上獲獎。

　　1996年，製作主持台北愛樂電台「電影最前線」節目至今，2004年獲得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金鐘獎。

　　1999年在公共電視製播主持「電影音樂精靈」節目，替台灣重要的電影配樂家留下了影音歷程紀錄。

　　2005年接受兩廳院委託，企畫製作「華語電影百年音樂會」，紀念華人電影誕生一百年，重新編曲呈現了電影音樂的多重風貌；另外亦在台北光點、新竹電影博物館、高雄電影圖書館企畫「聲影紀事」影展，重現半世紀以來台港電影音樂的多重風貌。

　　2007年和2008年連續出任台北電影節評審。

王童七日談之三：稻草人
每個人風格不同，有人含蓄曖昧，我就是喜歡清楚，捉重點式地告訴大家我要講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不愛囉嗦。如果前三場戲都還不能讓人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本子就可以不要寫了。──王童

《稻草人》─1987
一部站在庶民立場，透過曾經存在，卻又極其荒謬的情節，突顯台灣人在日治時期困苦的生活情貌。台灣人那種逆來順受，卻又能苦中作樂的憨厚天性，貫穿全片，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罕見的荒謬喜劇。

《稻草人》以台灣日治時期的最後年代為背景，台灣壯丁被征赴南洋作戰，鐵器及牛隻都要以報效國家之名為國捐贈，一對生活困苦的佃農兄弟，平常只能靠祭拜土地公及稻草人訴說生活愁苦，率真又質樸的語言，讓原本只能在電視上露臉的本土演員張柏舟和卓勝利等人展現了可親又動人的淳厚面貌，留下了最鮮活，最有生命力的台灣人形相寫真圖。

從小處中見人性，是王小棣與宋紘兩位編劇最成功的雕刻工法。例如紮了稻草人 卻趕不走麻雀，張柏舟乾脆自己來扮稻草人；例如地主到郷下躲空襲，佃農刻意宰雞殺魚，盛宴款待，讓平常飯都吃不飽的佃農小孩看得口水直流，眼看魚肉已被客人合食下肚，無緣分享時不禁放聲大哭的尷尬人生；例如，飽食後的地主卻急著要變賣田地，換取移居日本的盤纏；例如學校老師以放大鏡獎勵撿獲彈殼的學生，導致學生爭相恐後地到彈落地等候 美軍投彈，在漫天煙塵中搏命揀拾…期待與失望，夢想與現實的瞬間落差，構成了讓人哭笑不得的劇情核心。

王童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可笑，但又可愛的小人物，他們的魯直愚昧讓人啼笑皆非，但是峰迴路轉，「天公疼戇人」的美妙結局，更讓小人物的悲喜人生，有如黑夜中的那一熒燈火，黯黑中仍有不滅的希望。

問：凡事總有緣起吧，《稻草人》的故事與你過去的作品迥然不同，怎麼選中這樣的一個故事，又拍成這款味道呢？

答：一位想說故事或想畫畫的人必定會先在心頭累積了一些東西，成熟之後，就會油生一些話想要來說，我開始拍電影的時候，最初都是別人先選好了題材，再交給我來執行，拍完《看海的日子》之後，我開始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物與情感有了較多的想法，也開始問自己：「到底拍了半天電影，究竟想要拍些什麼呢？」《策馬入林》拍完之後，中影總經理林登飛很喜歡這樣的作品，林太太還連看了七遍，評論界雖然認為有一點黑澤明的影子，但是大致還算肯定，於是林登飛一口氣就交代了我再拍三部新寫實主義的武俠電影，但是我心裡很抗拒，因為我最想拍的是台灣史的故事。

一提到史，大家就會想到大人物的大事件，題材太大，我卻想從不同時代的小人物著手，來看到不同時代的台灣情貌，我就發願要拍個台灣三部曲，可是台灣至少四百年歷史，究竟要如何取材？漢人移民史的過程中又以日本人統治時期最悲慘，恨過之後，似乎又有了愛（微妙的心情，似乎又像極了《策馬入林》的彈珠），壓迫久了，變成依賴與尊敬，台灣的歷史，地理與人文的傳奇太過精彩，我自己對日本電影的喜愛，對於日本文化根流台灣的一些人文風範（例如小鎮上愛過日本教育的老醫師，還有教過我作畫的廖繼春和李石樵等畫家），於是就先選擇了從對台灣影響很大的大正年代說起。

之前的日本人對台灣人有過鎮壓與屠殺，是應該有些批判，我最初想拍的《梅與櫻》，後來轉成《無言的山丘》，規模太大，至少要三千萬的預算，沒有人敢拍，只好另尋發展，有了妄想，想要找日本最紅的田中裕子來演，她的條件是一切都得要到日本來拍攝，太不可能了，只好放棄。

當時，我心裡一直惦記著《無言的山丘》的拍攝想法，有空就會四處走走去找景，有一個下雨天，帶著副導演和燈光師來到台北縣的菁桐附近山區隨意走走，突然遇見了一個類似精神異常的男子，身著礦工服，頭戴礦工帽，卻也很像日本兵的便帽，整個村子都沒有人，他一個人就呆立雨中在說著話，呢呢喃喃的模樣，似在說話，亦像控訴，因為都是日本話，沒有人知道到底說的是啥，我立刻被他吸引住了，雖然看景車子很快就經過了這個人，但我一路上都在想這個人究竟怎麼了？有什麼委屈要讓他在空曠的雨天裡，對著空曠的神社大聲說話呢？想著想著，故事的空間似乎就越來越遼闊了。

問：創作的緣起往往就是一個念頭，一個人影或者一句話，一般台灣人誰會再穿日本軍服呢？是不是就因為台日之間過去糾結難分的歷史恩怨，所以帶給你更多的發想靈感？

答：：「他一定有故事！」遇見了這個人之後，我就轉身告訴副導演陳勝昌說我們來發想他有什麼故事吧…

我開始找台灣史的書來仔細閱讀，從日據時代的制度與行政管理法或者物價指標等相關書籍都不放過，我的第一個推想是：他可能是台灣兵，受到了委屈，戰敗回到了台灣，他尊敬天皇，自己卻已經一無所有了，卻依舊相信也堅持著日本文化的洗禮；其次，他可能是一位謹守本份的辛勤農夫，卻因為政治變遷的調整不及，被認定為只效忠日本的異議份子，這兩個前提，基本上都是老梗，但是如果能給這個人物一點喜感的解讀，或許意境就全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