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柯思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我們的電影，我們的家：廈語電影與新馬廈語身份的漸變(1948–1966) 》是楊明慧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展現了她作為一個青年學者的研究實力與豐沛潛能。
明慧以深入拷掘原始材料與重訪歷史現場的方法，把讀者帶回廈語電影在新馬曾經風光一時的四〇至六〇年代，讓這個精彩紛繁的文化場域重現其深撼人心的魅力與建構社群意識的動力。無論是從大中華文化論述或是新加坡建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廈語電影，甚至更大範圍的以各種地方性語言為媒介的文化生產，即使在某個過往時代裡曾經興盛，往往在當下的日常領域或研究範疇中，會被邊緣化或被遺忘。明慧在本書中特別關注的廈語電影製作、發行與接受的文化傳播案例，讓讀者重新發現與瞭解那個時代脈絡中的活躍生命力。近20年來，這種具有考古性質的面向過往、重展風貌的史料整理與研究工作，逐漸形成一股重新認識歷史並由此得以反思身份認同的力量。明慧早前就曾經參與編著記錄有著“南洋歌舞皇后”與“廈語片皇后”等美譽的莊雪芳璀璨一生的《雪霓芳蹤：莊雪芳》（2017年）。
本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以將廈語電影置放在更廣闊的區域脈絡中進行深入探究，鋪展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跨地域文化傳播與交流。從近半個世紀以來以國族想像為疆界的文化論述的視角來看，二戰前後的各種文化生產，無論是文學、美術、音樂、戲我們的電影，戲劇、電影等，具有一種超越國界局限的活躍性與互動性，電影尤其如此，其意義在於突破以中國為本位或源頭的“南來”敘事，印證並建構以新馬為出發點，進而聯結香港與臺灣等（那個時代脈絡下的）東南亞範圍的龐大傳播網路。明慧的論述中，因此也有效的參與“華語語系”與“跨國華語電影”等近年來熱烈議論的學術領域，並從新馬的視角為這些新興理論系統提出有意義的貢獻，讓學界與讀者看到新馬的歷史性角色。
明慧是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也在這裡完成碩士課程。她目前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課程，繼續以電影研究為專業，並擴大關注領域到本區域的跨種族、跨文化、跨語言現象。明慧在南大中文系的六年裡，我很高興有許多機會能夠在教室內外與她有不少交流，也很期待她學成歸來後，為在地與區域的文化研究，做出更多耕耘與貢獻。
2019年12月
序二
許維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這是一本含有理論銳氣和批判視野的著作，足於跟當下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民族電影研究範式展開尖銳的對話，尤其重要的是補充了廈語電影研究中理論空白的部分。作者從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與瓜塔里 (Pierre-Félix Guattari)
的畛域概念和史書美等人主張的華語語系理論，力圖解構廈語電影和中國祖籍地的關係。作者對理論有獨特的駕馭和詮釋能力，全書結構完整有序，立論前後呼應，行文遺字的思辨性和邏輯性很強。作者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也對材料的挖掘和分析下了一番功夫，敘述層次分明，論證有條有理，展現了作者扎實的學問基礎和敏銳的思辨能力。
這本書是作者從本科生到研究生階段研究廈語電影文化累積的成果。明慧在新加坡南大中文系的本科畢業論文是《廈語影業的明星形象和意識形態：以莊雪芳為個案》，那是一篇很具開創性的論文。她成功結合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例如親身訪問莊雪芳、大量翻閱舊報刊和查閱新加坡檔案館和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材料，並能準確地通過明星理論和史料分析，全面分析和評價莊雪芳的時代意義和意識形態含義。此論文把學界有關莊雪芳的零星研究現狀，從印象式的研究，推向理論和史料雙管齊下的研究高度，這已超越一般本科生的能力。當時作為她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我對她的早熟和嫺熟掌握的中西學術資源感到興奮，並極力推薦她申請新加坡南大文學院國際博士生獎學金計畫。經過各種考驗和重重面試，最終她很順利地被該計畫錄取。該計畫需要她先在新加坡南大完成碩士學位，才能遠赴英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明慧在南大柯思仁老師指導下完成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廈語電影與華語語系的“方言問題”》，此書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改編自上述的碩士論文。碩士論文順利通過學術審查後，明慧在柯老師和我的極力推薦下申請到牛津大學東方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這些年來看她奔波於英國與新加坡之間，作為家中長女的明慧在家庭負擔與求學壓力之間極力尋求平衡，誠屬不易。以她堅強和獨立的個性，我堅信她可以克服一切挑戰。
明慧曾是我得力的研究助理，也修讀過我四門在南大開辦的課程，當時我帶領她和同屆其他同學探索新馬早期的華語和方言電影文化，接觸或走訪那些快要被新世代遺忘的早期電影人、民間館藏家或學者，至今似乎唯獨明慧一人念茲在茲情鐘於這些老電影文化。以她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理論才情和目前身在牛津大學所掌握的學術資源來看，大家自然會對她有更高的期許。
此書聚焦廈語片的音樂形式和宣傳內容比較多，對廈語片的內容、電影類型和其如何導致新馬廈語身份的漸變的著墨很少。在廈語片的誕生和衰亡的短短將近二十年間，正是全球冷戰發展到極點的非常期間，本書那些稍微觸及到冷戰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結合廈語片的文化生產進一步深化。本書在理論上頗能自圓其說把廈語片和中國祖籍地的關係進行解構，即使廈語電影業者在宣傳廣告中不斷突出片中的方言和祖籍地福建廈門的關係，也許誠如作者所說這些“廈語電影存在於祖籍地之外，是一個沒有福建廈門的廈語方言文化生產。”這些大部分在香港生產和攝製的廈語片，主要流通於冷戰年代的新馬、臺灣和菲律賓等地。冷戰的地理和知識結構似乎已把廈語片的“政治正確”功能鎖定在遮罩中國大陸共產主義詢喚的視域中。即便有少數在福建生產的廈語片，例如1957年的《陳三五娘》流入新馬，亦有幾部在大陸境外生產的廈語戲曲古裝片，在冷戰期間獲准在廈門戲院放映，這些在各地森嚴的電影審查法令下被“去政治化”的娛樂商品連同港產的廈語片，在冷戰年代有沒有吊詭地維繫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南洋各地的同胞對“文化中國”的想像？這些多半取材自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倫理劇、古裝戲或戲曲片，有沒有可能淡化了冷戰年代各地華人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這些娛樂商品來到大眾消費接受的層面，又在多大程度上溢出了各地統治者所賦予的意識形態功能？上述這些理論可能永遠無法說清的糾葛，正是後來者需要以歷史化的視角進一步去處理的問題。
2020年1月15日于新加坡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