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１
市場真相一二三 十餘年前，我和朋友合作寫了一本經濟學教科書，名為《經濟學2000—跨世紀新趨勢》。出版之後，一般反應還好，銷路也差強人意。 書出後不久，我接到一 信。這位朋友表明自己在大學教經濟學，對書中的論點提出質疑。書裡關於「市場」的部分章節，由我執筆。為了讓理論和實務結合，我舉的例子之一是：
貨公司和夜市攤販可能賣同樣的東西。在這兩個市場裡，「名目價格」通常不同。但是，考慮產品品質、賣場設施氣氛、售後服務等等，兩者的「實質價格」可能很接近。 來信的老師指出，經濟學裡的市場是根據「產品」來界定，而不是以「場所」來區分。因此，有小麥、黃豆、日光燈、摩托車的市場。以
貨公司和夜市來界定兩個市場，是不恰當的作法。看了信，我愣了好幾分鐘—坦白說，過去從來沒有意識到，以產品或場所來界定市場的差別。
我仔細琢磨了一陣，才想清楚事情的曲折。那位老師說的一絲不差，絕大多數經濟學教科書裡，是以「產品」來界定市場。可是，在真實的世界裡，市場通常是指場所。所以，我們的說法不同，但是，都對。不過，如果以教科書為標竿，而不以真實世界為依據，經濟學（者）可是會遭受坐食不辨菽麥、在象牙塔裡作夢的指控。
那麼，到底「市場」內涵是什麼呢？怎麼才能平實正確的解讀「市場」這個概念呢？這些問題，似乎只是名詞之爭、句讀之學，其實，不然！ 最基本的是，無論是以物品或場所來界定「市場」這個概念，都不只適用於商品勞務等經濟活 。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曾發表一篇論文，名為〈商品的市場和言論的市場〉（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他認為，報紙雜誌、電視書刊等，提供了言論的市場。這種市場和牛奶麵包的市場，在本質上並無不同。 在商品的市場裡，生產者希望藉著各種手段，爭取壟斷的地位，享受特殊利益。同樣的，報刊雜誌等的生產者，也希望取得特殊地位，獨享利潤。農民漁民是利益團體，出版業和媒體也是利益團體。
稍微抽象一點，利用「市場」的概念，也可以分析政治和法律問題。就政治領域而言，直接民主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風起雲湧，沛然莫之能禦。在美國的州和郡縣這一級，民眾可以經由聯署，主
提出法案，這是創制。或者，議會通過的重要法案，要由民眾投票認可，這是複決。根據實證資料，經濟學者發現：採取創制和複決的轄區裡，政府的預算規模較小；公共支出裡，由基層政府提供的服務較多；使用者付費的比例較高，所得稅等稅收的比例較低。而且，整體而言，這些轄區裡的民眾，政治參與度較高，自我感覺較良好！
在法學領域裡，也有表面上不同、但本質上類似的現象。研究發現，美國允許婦女墮胎之後，犯罪率下降—不允許墮胎，勉強生下的子女，社經條件較弱。長大之後，容易落入犯罪的泥沼。還有，離婚法規變寬鬆之後，家庭暴力（特別是殺害配偶）的案件大幅減少—不允許離婚，怨偶沒有出路；只好找自己出氣，或者找孩子和配偶出氣！
這些政治現象和法學研究，似乎和「市場」的概念八竿子打不著，其實正是市場概念的延伸和應用。表面上看，市場是指消費者透過買賣，得到自己希望擁有的產品勞務。然而，這只是消極的意義。其中隱含的積極意義是，消費者可以選擇，有選擇的自由和空間—如果是獨占壟斷，只能向一家公司 買產品勞務。雖然也是買賣，卻違反市場和選擇的基本精神。
因此，言論的「市場」是以市場為譬喻。而直接民主、墮胎的自由、離婚規定鬆綁等，都隱含了自由的增長、選擇空間的擴充—過去只有一種方式或工具，現在至少多了一種選擇。個人的福祉上昇，整個社會也因而更安和樂利一些。由此可見，「市場」的概念確實有很廣泛的運用空間。
事實上，對「市場」這個概念最直接的肯定，就是真實世界裡活生生、赤裸裸的諸多事例：市場最發達的地區，往往也正是所得較高、民眾生活品質較高的地區—在市場發達的社會，一個人可以選擇遠離喧囂、離世索居。在市場不發達的區域，人卻沒有選擇擁有電話、網際網路、救護車、道路設施和大眾運輸的自由。 John Kay的近作《市場的真相》（The Truths about
Markets），就是從各種面向來烘托市場諸多具體抽象、明白隱晦的意義。John Kay是經濟學者，但是，他長期在管理學院任教，對實務 熟。大致上來說，書中引述的故事要比經濟學者的故事生 有趣、辛辣深刻。其實，John Kay本身的經歷，也巧妙的呼應市場的意義。
牛津大學，有七 多年的歷史，在英國、歐洲、乃至於西方文明上，更有著重要的地位。因為歷史悠久，一切以光榮高貴的傳統為依歸。相對的，對於新生事物，往往排斥貶抑。因此，在牛津大學成立管理學院，就經過冗長艱辛的過程。 好不容易，先是敘利亞富商賽德捐贈大筆金錢。好幾年之後，牛津終於成立「賽德管理學院」（Said Business School）。John
Kay就是學院的籌辦人和首任院長。然而，他終究受不了一再的挫折，辭職了事。他把前後經過和無盡委曲，以長文發表在《展望》（Prospect）月刊。文中有一句話，令人玩味再三：在古老的牛津，似乎堅持這麼一個信念—任何事，如果沒有前例、作了之後會成為頭一遭，那麼這件事就不該作！
顯然，在牛津/英國，這個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源地，這個亞當．斯密《國富論》和經濟學的誕生地，言論/學科的市場也還有增長擴充的空間！ 附記：John Kay《市場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中譯本，二○○五年十一月由「商周出版社」出版。
熊秉元（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 教授）
推薦序２
是的！關鍵在經濟制度
接獲出版社電傳為本書寫推薦序的邀約，在未翻閱全書之前，心中已應允。主因有二：一是本書的書名吸引了我；二是看到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對本書的評語。 對我來說，《市場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這個書名很有衝擊力，因為「口氣實在好大」，顧名思義就是要為讀者揭示「市場的真相」。但「市場」這個老少都琅琅上口的名詞，其真實內涵和面目可以真切觀察到，甚至可以形諸文字來顯現其具體形象嗎？由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予以「無形手」或「不可見之手」（invisible
hand）的形容詞，已可知『價格機能』或『市場機能』之無法捉摸，而本書作者卻要寫出它的真相，當然吸引我去窺其玄機，看看葫蘆 到底賣什麼藥了。
史蒂格里茲的「閱讀這本發人深思的書，就能更了解市場經濟究竟出了什麼差錯，更清楚應該採取什麼補救行 。」的簡短評語，正對應其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這本著作
的觀點，亦即史蒂格里茲將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崇奉者冠以「市場基本教義派」，而且以「市場失靈」、「全球化的種種失落」數落市場經濟，甚至認為「市場基本教義派支配國際貨幣基金（IMF）」對轉型國家施壓，強迫接受華盛頓共識，乃造成當今世界上一些轉型國家的淒慘局面。我在二○○二年九月對該書的評論中，已嚴正指出史蒂格里茲對自由市場認知偏差、指鹿為馬，扭曲自由經濟且讓市場經濟揹黑鍋，也藉機陳述自己心目中的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之梗概。看了史蒂格里茲對這本書的簡短評語，覺得他對市場經濟的認知仍是一貫的誤解，可說「因果倒置」，強加「罪名」在市場身上。其中最關鍵處就在於對「市場失靈」意涵的解讀。
對我而言，「市場是自自然然出現的，由於資訊的不可能完全，人間也就充斥各種交易成本，以致完全競爭市場不可能出現在人間，因而所謂的失場失靈（達不到完全競爭最有效率境界）是常態」，人們能做的、該做的，就是儘量減低、消除交易成本，讓市場失靈程度降低。政府的自然出現就在扮演這種角色，但在人心敗壞、自私自利瀰漫、爭權奪利到處存在的當今人類社會，卻往往得到反效果，這也就是晚近喧天價響「政府失靈」的寫照。拿「不同的體制政府失靈程度有別」跟「自由民主市場體制」和「管制極權共產體制」對比，前者的失靈程度較低，由一九八○年代之後的世界潮流走向已可不證自明。在當今被稱為自由民主市場體制的國家中，無疑以美國最為典範，我們應當明白的是，最理想的自由經濟體制，前提條件是所有人都具備最起碼的「誠信」倫理道德。但在當前的現實人間，這無疑是「烏托邦」，不過，這卻是人類應前往的理想目標。
看了史蒂格里茲對本書的評語，讓我以為本書作者對市場經濟與他抱持相同看法。但就只看了第一部五章（全書共三十章）之後，我就知道完全不是這回事了。作者並不是要去描述他心目中的「市場」是怎麼回事，而是就當前實際世界的各個地方或不同國家所看到的市場簡單說明，並作比較。從華爾街到瑞士、從俄羅斯到孟買的市場真相中，凸顯出這個地球上為何有些國家富強、有些國家貧窮；為何應「一體適用」的全球化重傷開發中國家。書中最精彩的是，對市場為何只在講究「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情況下運作奏效。作者提出「經濟制度決定一切」的論點，再以實際事例證明。他覺得在市場經濟史上，只有少數英雄人物是新機器的發明家。他反問說：農業、保險和銀行業或企業是誰發明的？答案是：沒有人發明這些，它們都是逐漸發展演變出來的。即便是被認為市場經濟的始祖亞當．斯密也未發明或設計市場經濟，他只是把市場經濟做年代記錄而已。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蘇聯、東歐，以及中國紛紛往自由經濟體制靠攏，已經證明共產體制根本不適合人類。不過，在制度演變過程中卻出現了兩大問題：一是漸進或急進；一是向何種體制看齊。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較明顯，「不受拘束的自利、民營化和低稅政策」的美國經營模式是當前的模範，雖有人不同意、但形勢比人強，赤裸裸的事實擺在眼前，否定也無濟於事。那麼，如何模仿？本書作者貫穿全書傳達出這樣一個觀念：經濟制度唯有成為社會、政治和文化關聯
的一部份，才能發揮作用，這種關聯 就是本書中所描述的「嵌入式市場」（embedded
market），白話地說法，應是人民生活自然的融入。如何實踐這個理想呢？唯一的路，就是走向「自由民主」之路，讓人民由「試誤過程」中學習，靈活市場機能也就逐漸顯現。換句話說：實踐「民主、自由、市場」三合一的境界，才能達成生活福祉的增進，以至理想境地。我們可以藉由俄羅斯的民主化和中國的走往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比較，前者「路遙知馬力」，在經過激進轉型短暫陣痛期後，已進行三次總統直選，如今已綻放出浴火鳳凰、脫胎換骨的成效。後者在前十多年被高度讚揚，但未能模仿制度，致使「共產極權體制」仍牢不可破；更由於市場機制無法發揮，已經陷入進退維谷的「後發劣勢」泥淖。如今兩者的對比恰好印證了本書作者「制度決定一切」之論點。
本書以三十章的龐大篇幅描述市場的演化、所謂「市場失靈」的真相，將一般教科書的枯燥乏味、模糊不清內容，以生活實例清楚的循序舖陳，正如《會計與商業》期刊所評論的，本書是「一本具有洞察力、簡潔且充滿閱讀樂趣的書，這可能是你唯一必讀的經濟學書籍。」或許有些誇大，但很值得讀者捧讀並自己評斷之！
吳惠林（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 研究員）
推薦序３
馳騁於學院、商場的經濟散文大師
倫敦「金融時報」的三個經濟專欄作家，包括老牌的紳士布里敦（Samuel Brittan）、犀利異常的沃夫 （Martin Wolf），以及本書的作者凱伊（John Kay），都是撰寫議論文章的頂級好手。 議論文章講究的無非是內容與風格，而凱伊的風格則相當接近「經濟散文」的境界。透過精湛的寫作技巧，無論是錯綜複雜的經濟現實，或者千回
轉的經濟理論，都可以從容道來。而且取材廣泛，經濟、商業、心理、歷史、社會文化，甚至生物學都冶為一爐，因此更加耐看。 事實上，《經濟學人》（Economist）已把他跟美國的克魯曼（P. Krugman），並列為當今全球最傑出的兩大財經專欄作家。但近來克魯曼的文章多集中在批判小布希，火氣太大以致失去了韻味。目前反倒是凱伊的表現較為突出。
除了本身豐厚的學院經濟素養之外（曾受教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J. Mirrlees〕門下，自己後來也取得牛津大學教席），凱伊也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大名鼎鼎的米德（J. Meade），共同創建了一家專事財稅問題研究的智庫（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該智庫以嚴謹的研究知名，在凱伊的悉心主持下，不僅引導了相關公共政策的討論，也深受決策人士和媒體記者的尊敬與畏懼。（台灣也迫切需要這種優質智庫！） 更難能可貴的是，凱伊後來也自組一家國際金融投資顧問公司（London Economics），如今這家投顧公司的營運範圍已涵蓋全球三大洲，分支機構遍佈六十個國家。
這些學院養成、智庫參與和商業經驗，加上個人條件，造就了凱伊這麼一位非凡的財經專欄作家，以及鋪陳了《市場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這本書。
《市場的真相》一書雖然厚重，但其實環繞在一個主軸上面—從完全競爭市場等基本假設出發，探討經濟現實的真正距離（或真相）。一言以蔽之，理解市場的本質與運作不能脫離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社會脈絡包括兩個層次。其一，市場有其優越或細膩之處，但必須在充分考慮文化、歷史傳統，以及法律規範等因素下，才得以發揮。而且，這些因素往往會隨著環境變遷而演進，所以難以移植或複製。這也意味著，單單強調市場機能或迷信大口號的經濟改革，尤其是準備不足與「限期完成」特定目標的「偉大指令」，往往成為國家災難或紛爭的來源。其次，現代經濟社會的特點主要包括有：複雜的資訊問題（如資訊不對稱），以及相當需要「風險交易/轉移市場」（卻往往付之闕如）等，這些都有賴許多的在地規範、習慣，甚至網絡關係，來加以彌補或克服。
就經濟思潮的位置而言，由於凱伊屢屢提及市場的自發 秩序（spontaneous order），其言論似乎帶有濃厚的海耶克腔調（奧地利學派）。但是，他更認為，市場不應該像宗教一樣，毫無保留的被供奉（一如書中不時暗諷的芝加哥學派主張），這點倒是有些神似「全球化的不滿者」（discontent）之一，史蒂格里茲（J. Stiglitz）。
此外，凱伊也強調了「利害關係人價值」（stakeholder value），凸顯企業員工、供應商與顧客的重要 。對於一九九○年代流行的新經濟、知識經濟與企業 理等熱門議題，凱伊在本書中也提出許多第一手且發人深省的觀察。
就目的與企圖來說，這本書並不算新穎，但在「細節」編織或「段落」思考上，則屢見凱伊的功力。從凱伊的「產業組織」理論專長出發、公共政策導向的智庫思維，並穿插企業實務的「現場」經驗，構成了此書的最大特點：內容豐富、視野遼闊。在闡釋現代經濟社會中的個人、企業與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時，體會尤其特別深刻。舉個例子來說，凱伊以一種遠比經濟學教科書來得巧妙的說法區分了「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折服之餘，不敢獨享：「人們或地域自有其存在的權利與價值，亦即這些權利與價值獨立於其經濟功能而存在，至於企業則完全因為經濟功能而存在。所以人們或國家「必須」從事他們自己最擅長的工作，儘管他們做這些工作的績效未必會比其他人或國家來得好；而企業則『只能』從事他們比其他企業要做得好的業務。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比較優勢』用在個人與國家身上，而把『絕對優勢』用以描述企業競爭的根本原因。」
其它還包括企業與國家生產力來源的對比（瑞士的專業化與美國的創新模式），以及協調（coordination）與合作（cooperation）問題的起源等精彩論述。 當然，書末所高舉的「經濟政策的架構與前提」，頗值得所有關心（憂心）台灣公共政策品質的人來翻閱。
洪財隆（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 副研究員）
作者序
為何富國只占少數，窮人依舊潦倒？
有沒有哪一個主導的經濟模式，是以二十世紀末期的美國經驗為主，讓所有社會必須統合一致或共同面臨經濟失敗？或者，不同國家、地域和文化，必須找出各自的經濟發展途徑才行？ 「沒有一體適用的經濟模式」就是本書的論據。以廣義的觀點來看，所有繁榮國家都是市場經濟體。但是，市場必須嵌入社會、政治和經濟等關聯中，才得以發揮效力。也就是說，這些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制度，本身的商業環境都有其獨特。
亞洲的經濟發展經驗就是這個論據的明確例證。或許，經濟史上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在二 年前，現代經濟發展是從西歐開始，而不是從中國東南方揭開序幕？」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把這個現象描述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當時西歐和中國在技術、資源、才能及技能等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我認為，真正的差異在於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亞洲在一九四五年後，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極大的懸殊發展，讓市場經濟得以繁榮或挫敗、讓先進技術得以被採納或藐視、採用經濟發展或內部鎮壓。然而在科學進展、政治、文化生活與經濟制度上，有紀律多元化的同時演變，就可能讓某些亞洲國家已締造的經濟奇蹟，出現在整個亞洲地區。對目前全球經濟來說，這是最重要也最令人興奮的發展。我希望本書涵蓋的市場運作分析，在知識上對經濟發展有棉薄的貢獻。
John K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