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反抗、重建到台灣主體的真正確立 蔡英文（民主進步黨主席）
戰後，台灣一直作為中國主體之下的客體而存在。政治上，台灣被接收台灣的流亡中華民國政府所統治；人文上，中國則是詮釋台灣意義的依據，台灣無法自我詮釋。在這種宰制下，台灣的主體性被壓抑，人民的自我認同也被扭曲，從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成為二元對立，並在民主化過程中表現為台灣性對抗中國性，或本土性對抗外來性的衝突與緊張。
首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取得相對的主體性，而許多權威性的民調也都顯示，「台灣人」認同已逐漸成為國家認同新主流。這可說是民進黨執政八年、陳水扁總統任內，台灣政治最巨大、幾乎是革命性的轉變！
受限於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格局，和國家認同變遷帶動的族群緊張，雖然台灣主體意識在民間社會已經有高度的成長，但在政治上仍有待新的解方乃至新的領導性論述。這也就是何以隨著台灣主體性議論的高漲，學界乃至政壇對族群政治的關注也就益為熱切。
在我們過去的本土-民主化論述裡，「被壓抑的台灣性」和「能壓抑的中國性」是一組相互定義的基本概念，也因此，「台灣主體性」就和「去中國化」難以切割。對我們而言，追求自由、真理，就必定要反抗中國體制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的壓迫，以實踐我們的主體。這種反抗敘事的道德性，武裝了我們的精神，也團結了許多個體，不但使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得以打倒威權、創建民主，更使「台灣人」的群體想像和台灣民主共同體的建構成為可能。
但這種關於台灣性與中國性對立的架構，事實上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而不必是先驗的必然。作為政治工作者或社會實踐者，我們自當對時空條件的變遷保持適當的敏感與回應。在民主化之後的台灣，至少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中，中國性對台灣性的宰制地位已經動搖；而其文化霸權意義上的支配性，也在開放的文化情境中面對競爭或挑戰。則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和發展，就不再與反抗中國性的支配必然關聯。
進一步思考，如果我們的意識與行動長久滯留在「反抗」的歷史階段，則反抗與被反抗者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互相實現的預言，而必然被僵化、固著化。這種關係，就像漢亭頓(Samuel Huntington)式的西方基督文明本位主義和賓拉登(Usama bin Laden)式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相互需要與依存—它們雖不是兩個世界衝突的起點(事實上是衝突之下的產物)，但確實具有相互增強的作用。
因此，如何從「反抗的時代」有意識地過渡到「重建的時代」，將會是我們真正能鞏固台灣主體性的關鍵。民主進步黨曾經在2004年以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具體定義了我們對多元文化憲政民主體制的價值和追求，並表達了對「「外省」」族群歷史經驗的理解、尊重與肯定。這使戰後以來在台灣情境中演化的中國性，得以與台灣性調和甚至整合，而成為一種動態演進的新台灣性想像。這類論述工程值得我們繼續努力開拓之、豐富之。如果在鞏固並深化民主的情境中，「外省」族群對中國性的想像、情感和認同不能被理解、尊重與接納，甚至被負面化、污名化，持續地被當作應與以去除的雜質或干擾，則我們可以想像，「外省」族群將難以在這樣排斥性的台灣性想像中得到安身立命的空間，甚至必須出之以種種的反彈和對抗，從而開啟台灣島上另一段反抗與被反抗的悲壯。其實，這正是首度政黨輪替以來發生在台灣並繼續發展中的不幸故事--民主化竟未許諾我們牛奶與蜜之地，反而帶來團結與衝突的艱困課題，令許多人沮喪。試問，對於不同族群無法一同慶賀的事物，我們豈能視為台灣的勝利？
因此，我認為，重新追索、理解台灣性與中國性的關係，是台灣主體性辯證的必要工作，也是台灣主權建立與維護的內在基礎。對於戰後台灣的中國性，我們必須能夠區別其中必須要被去除的宰制性，和作為多元文化架構下的人文價值。也就是說，在重建的時代，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去中國化階段，而回歸到去客體化的原始立場，重新審視台灣性之中的中國性，尤其要正視其本土化經驗。這個任務必須要在不同領域、從各個角度，廣泛檢視發生在台灣土地上的中國性，尤其戰後中華民國體制的質性，與隨帶而來的「外省」族群的離散經驗。
方今台灣各種本土社團紛紛成立並熱衷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之際，台灣教授協會紮紮實實地舉辦了「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研討會，從國際法、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乃至人類學等不同學門、方法，以嚴謹而持平的學術態度，發掘過去一甲子來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土地的印痕，更探討了戰後中國性在台灣的建構及其對台灣性的具體影響、意義與內涵。我認為這將會是啟動一個重大論述新方向的很好起點，對參與這項研討的諸位學者們，我願藉此序表達個人的敬意，並期盼各界可以此論文集為參考座標，展開中國性與台灣性之間更積極的對話與協商，邁向台灣主體性的「重建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