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

後記

羅伯．卡帕：擺弄著文字魔法的攝影大師

　　羅伯．卡帕（Robert Capa），廿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並與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波蘭攝影大師大衛．西摩（David "Chim" Seymour）等人共同創設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攝影組織「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大英百科全書稱他是「定義戰地攝影」的人。

　　他原名安德烈．佛利德曼（Endre Friedman），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雙親為中產階級的猶太人 。他自幼立志要當作家和記者，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因為參與反獨裁的學運而遭到逮捕，隨後離開匈牙利前往柏林學習攝影。日後，他將以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現場的照片，奠立自己不朽的功名。

　　不過，早在他以他的攝影作品聞名於世之前，他已經開始朝著文字的創作之路前進了。《失焦：羅伯．卡帕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這本書，是他畢生最完整、最華麗的文字魔法成果，處處可見巧思與設計。其中不但有他自傳性的敘述、稍微扭曲的真實事件，更有海明威等名家雕琢修改的痕跡。

　　該書的第一版最外層有加上一個書衣，卡帕在書衣上附加了一段說明：「若想要將真實寫下來，顯然非常困難，所以我有時候會稍微的多了那麼一些，有時候又稍微的寫成了相反。這本書裡出現的所有事件與人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出現，和真實狀況有某程度上的關聯。」

　　曾為卡帕作傳的歷史學者理查．維蘭（Richard Whelan）認為，卡帕說出這番話的理由在於，創作《失焦》的原意並非是要作為歷史文獻，而是作為一部事實略經修改、具有娛樂效果的電影劇本（按：戰後卡帕追求影星英格麗．褒曼而到了好萊塢，電影圈邀他寫下一部戰時回憶錄來拍片）。卡帕在某些主要人物的名字上動了點手腳，加快了一些事件進行的步伐，也修掉了一些較次要的細節。

　　最好的例子，就是卡帕在書中說他的工作室是「位於第九街上一棟不大的三層建築頂樓」，事實上，卻是在西第九街六十號的一棟五層赤褐色砂石建築的頂樓。理查．維蘭猜想，卡帕認為一棟三層樓的建築，會比一棟五層樓的建築更符合好萊塢對紐約格林威治村如詩如畫建築風格的印象。

　　「天生的說書人」，這是理查．維蘭對卡帕的讚譽。卡帕擅長「以笑鬧般的語調說著他浪跡天涯的冒險故事，以便取悅朋友或是陌生人……如果絕對的寫實是必要的，那他就會一五一時的交代……但是添點花樣可以讓故事聽起來更好聽──也就是，讓故事變得更有趣，且通常是拿他自己開刀。」

　　卡帕的文字裡，甚至有海明威的影子。他與海明威相識於西班牙內戰時期，一九四一年間他前往海明威位在愛達荷州陽光谷的家中作客，拍攝了不少海明威居家生活的照片（還有影星賈利古柏狩獵的照片）。當時卡帕已經寫了一些自傳式的短篇故事，並且請海明威替他潤飾。

　　在《失焦》之外，卡帕也曾與其他作家一起進行創作。一九四七年間，他與約翰．史坦貝克一起到蘇聯旅行了一個月，卡帕的照片搭配史坦貝克的文字，最後寫成《俄羅斯紀行》。有趣的是，史坦貝克結束這趟旅程後，嚴嚴賭咒自己「這輩子再也不要和卡帕合作」，原因是卡帕為了要得到照片，會不擇手段、任意向蘇俄鄉間農人承諾美國簽證會隨著拍照而來。

　　一九四八年，《假期》雜誌派卡帕與記者白修德前往匈牙利與波蘭。次年，卡帕則與小說家艾文．蕭合作了《伊色列報告》一書。無論是《失焦》還是其他作品，每次卡帕看見他書上印著「羅伯．卡帕著╱攝」的時候，他都感到無比的滿足。

　　除了作品文字內容需要擺弄，卡帕這位文字魔法師當然也知道，創作者必須有一個響亮的名字，遠超過自己原來的猶太裔姓氏「佛利德曼」才行。早在一九三零年代他還在巴黎的時候，他就發現了「名字」的重要性。他當時與同為猶太裔的德國難民葛妲．波荷瑞利（Gerda Pohorylle）熱戀，她為他拍攝的照片下標題與說明，他則教導她使用相機。

　　有鑑於安德烈．佛利德曼的照片銷路不佳，兩人決定共同以魔法創造出一個「美國來的知名攝影師」，名字就是非常具有美國風格的「羅伯」。果然，他的新身份獲得了巴黎媒體圈的注目，照片銷路逐漸好了起來。

　　理查．維蘭認為，「卡帕」這個姓氏應該是模仿自當時著名大導演法蘭克．卡普拉。卡普拉的〈一夜風流〉由克勞黛．考爾白與克拉克．蓋博主演，不只贏得一九三四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影片，更奪得最佳導演與最佳男、女主角獎。「羅伯」也是取材自電影。演員羅伯．泰勒於一九三六年在〈茶花女〉中，飾演影星葛麗泰．嘉寶的螢幕情人。

　　同一時間，葛妲．波荷瑞利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葛妲，太郎（Gerda Taro）」。文字工作者張世倫指出，「葛妲．太郎」綜合了瑞典女星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及日本藝術家岡本太郎（Taro Okamoto）的名字。岡本太郎是當時活躍於巴黎的日本年輕藝術家，也是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上「太陽之塔」的設計者。

　　張世倫說，葛妲．太郎這個名字除了方便好記、易於打響名號之外，「多少也有避免外人單從姓名，就辨識出其女子身份的用意，好方便在戰場行事。」因此，張世倫認為，若中文翻譯成「太郎」，當然很怪，但若稱她為女性化的「葛妲」，大概也不會是她所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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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當代最著名的女性攝影家伊芙．阿諾（Eve Arnold）曾有點迷惑地觀察到，卡帕的攝影作品「好像在構圖上沒有什麼組織可言」。多年後她終於明白，人生、歷史事件的結構也沒有什麼組織可言，卡帕的照片，其實就是人生最真實的反應。

　　曾經獲得普立茲獎、廿世紀「新新聞學」創始人的約翰．赫西（John Richard Hersey）認為，卡帕「能清楚分辨一張好照片所需要的成分在哪裡」。赫西引述卡帕的話說，一張好照片「是整個大事件的一個小截面」，但是這個截面「能告訴不在場的人們更多關於這個大事件的事情。」

　　以卡帕最著名的諾曼第登陸戰現場照片為例，他以一個賭徒的心態，婉拒了跟隨比較安全的指揮部一起登陸的建議，反而決定跟著第一波的部隊衝上後來死傷累累的奧瑪哈海灘。在《失焦》中卡帕說，登陸的時候「天色還是太早，光線也不夠，拍不出好照片。可是在這一片灰白的水天一色當中，鏡頭下可以看見士兵們躲在反登陸障礙物下方；他們看來雖然渺小，拍出來的照片卻格外具有衝擊力。」

　　歷史的巧合使然，這批歐洲反攻戰第一批照片送回後方後，因為人為失誤將沖片溫度調得太高，使得百餘張照片所剩無幾，而且看起來模糊不清。但這樣反而成就了這批照片無上的藝術價值（如繪圖般略微模糊的影像）與歷史地位（這是真正的、第一波攻上奧瑪哈海灘的當時所拍攝的照片）。這批照片也印證了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距離（現場）不夠近。」

　　他的文字，與攝影一樣獲得文壇、媒體高度稱讚。《失焦》於一九四七年初首度出版，《費城詢問報》立即將該書提升到大師的地位：「有如托爾斯泰、海明威等人用文字書寫，卡帕用他的相機記錄一切。」

　　著名的雜誌《新共和》說該書「打破了所有戰地記者的傳統……歡愉又輕快，讀來津津有味」。《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讚美這本書「流暢地敘述著私人生活與攝影經歷，與其他戰爭故事截然不同」。

　　約翰．赫西更說，「儘管卡帕虛構了些段落，故作了些姿態，但在這個人心裡的某處，存在著一種真實──揉合了仁慈、勇氣、品味、浪漫的天賦、對技術一絲不苟的態度、判別適切與否的本能，以及適時放鬆的能力。這份才能的核心，還有著一顆謙遜之心。他有賭徒的直覺……具有幽默感，清楚一張好照片所需要的成分在哪裡。」

　　卡帕追求貼近現場的風格，終於導致他於一九五四年間在越南跟隨法軍出擊時，不幸觸雷身亡。他死後，史坦貝克如此寫道：「卡帕的作品，本身即展現了一個偉大的心靈和一份澎湃洶湧的憐憫。他的位置無人能取代。沒有人能取代任何一位優秀的藝術家，我們何其有幸，能在他所拍攝的照片裡，看見他的靈魂。」

　　史坦貝克最珍惜的，就是卡帕鏡頭下的感情。「他的鏡頭捕捉到了情感，並使之永恆，」他說：「照片所傳遞的情感絕不是碰運氣而來的。他能拍下人們的動作、歡愉與悲傷。他能拍下人們的思想。他捕捉到了一個世界，那是透過卡帕的雙眼看見的世界。」 　　

　　★ 他所拍下的，不僅是照片而已，更轉化為永恆的時刻紀錄，不只記錄了重要的事件，更還有個人所承受的苦難。

　　康耐爾．卡帕（Cornell Capa），羅伯．卡帕的胞弟★

木馬文化編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