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哈佛魔法》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除了文字流暢、概念清晰之外，最主要的有三個理由，一是《哈佛魔法》讓我看見「宇宙」、「旅人」、「旅程」的概念，二是《哈佛魔法》所顯示的民族誌魔法，三是透過《哈佛魔法》所揭露的美國價值。
《哈佛魔法》的宇宙、旅程與旅人
要閱讀《哈佛魔法》，應該要先瞭解一下七○年代末的科幻電影《星際大戰》。我這麼說，是有原因的，因為我認為《星際大戰》是《哈佛魔法》書寫底層的美國喻涵架構（metaphor or metaphorical framework）。
我和袁汝儀是老朋友，八○年代，她和她的先生與我都留學於美國奧勒崗大學，雙方家庭交好，經常分享彼此的想法。記得有一次，我們再一起聊天，剛好聊到科幻電影，袁汝儀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潘英海，你一定要去看《星際大戰》，帶著老婆小孩一起去看。」接著，在我的詢問之下，她娓娓說了許多要去看的理由。晃眼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的細節已不復記憶，但是，我永遠記得當時她提到《星際大戰》時的興奮神情。我們一家去看了，都很喜歡，之後便也成了《星際大戰》的影迷。《星際大戰》這部電影，是描寫一個遙遠銀河系中各種旅人的旅程，也包括為了維護和平正義使命的絕地武士，穿梭於各種宇宙之間，與各種邪惡勢力鬥爭。
重點不在於去瞭解《星際大戰》，而在於《哈佛魔法》中四位旅人（約翰、黛君、茹絲、潔西卡）的旅程、他們的會合點（哈佛AIE機構）、以及揭露哈佛魔法的三個主要宇宙（明星宇宙、公司宇宙、聖戰宇宙），並藉此我們得以接近美國的宇宙觀、價值觀以及教育觀。我認為，如果要「閱讀」《哈佛魔法》，應該要先理解「宇宙」、「旅人」、「旅程」這幾個基本概念，這是具有理論性的「隱喻」。詮釋學大師保羅．里柯（Paul
Ricouer）認為「隱喻」是「文本」解讀的最重要關鍵。1在「隱喻」與「文本」的辯證性過程中，借用人類學者葛茲（C. Geertz）的概念來說，讀者就可以深入瞭解作者的意圖，對「文本」進行「深層描述」（thick description）。2
《哈佛魔法》的民族誌魔法
解讀《哈佛魔法》，我想還要理解另一個魔法，那就是，民族誌工作者的魔法（ethnographer's magic）。
袁汝儀的藝術教育研究，一直採用人類學的長期田野工作研究法。這是她第四本以人類學田野工作研究法，蒐集教育民族誌的資料。第一本是在她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時候，當時是以台北市的龍山寺為田野地點，企圖瞭解在地的美學觀。3第二本，是在一所小學裡進行的青少年次文化調查，4第三本，她踏上歐洲，探索荷蘭的藝術師資教育與制度。5第四本，就是這本以美國的哈佛大學為田野地點，研究哈佛的碩士級藝術教育。四次的長期田野研究，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老練。坦白地說，台灣的人類學者雖然有不少到異地研究的學者，但是還沒有像袁汝儀這樣，以歐美國家為田野地點，並進行長期研究者，我認為這點是特別值得肯定的！
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奠基者馬凌諾斯基（B.
Malinowski）曾以民族誌工作者的魔法說明民族誌的魔法效應。6民族誌的魔法，是將田野工作者的異地體驗與瞭解，透過文字的敘述，帶領讀者穿梭於想像的時光隧道，進入陌生的異文化宇宙，開展異文化之旅。通常，民族誌的魔法只能讓我們體驗一個宇宙，但是《哈佛魔法》讓我們體驗哈佛大學的三個宇宙：公司宇宙、明星宇宙、聖戰宇宙。當我看完《哈佛魔法》的時候，我拍案叫絕，深有所感。
1996-1997年我在國科會補助之下，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前往哈佛。我一到哈佛，最深的感觸是哈佛的人文與學術揉和著濃濃的資本主義氣息。記憶中，哈佛旗下擁有超過460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以營利發展非營利的組織。如果我們不從「公司」的角度來理解哈佛的經營，我想我們無法理解資本主義下的哈佛。《哈佛魔法》的重要貢獻之一，我認為，就是透過民族誌的書寫揭露哈佛的「公司宇宙」。
其次，《哈佛魔法》的民族誌書寫，揭露了哈佛亮麗的「明星宇宙」。哈佛大學網羅了數不盡的諾貝爾獎的主，數不盡的各領域名師。哈佛，不僅只是一種學術品牌，更是學術界的好萊塢。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培育哈佛人特殊的領袖氣質，將哈佛人培養成一顆顆閃爍的明星。袁汝儀在AIE（Arts in
Education）的研究，顯示「哈佛人」的形塑，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的整合；而「哈佛人」的明星氣質，還賴「領袖性」教育的薰陶，才能讓明星站在高處。
再者，做為一個「哈佛人」是有使命的，對人類要講貢獻的。每個「哈佛人」要面對各自的聖戰，也許是學術的、也許是世俗的、也許是人類文明的……。聖戰宇宙，不僅賦予「哈佛人」使命感，更是創造「哈佛人」認同感與歸屬感─不是單純的學校歸屬感而已，更是一種「聖戰宇宙」的人生價值觀。
《哈佛魔法》的美國價值
台灣的文化與價值觀，雖然是多元的，但是自從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一直深深地受到美國的影響。即使到今天，留學美國還是首選，政治經濟還是受美國左右，文化思想還是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是，我們對美國文化的價值真的瞭解了嗎？我認為，我們的瞭解仍流於瞎子摸象，特別，是對美國教育。
如同《哈佛魔法》在結論中所指出的，「哈佛人」的認同教育，是與哈佛人的「領袖性」教育，同步進行的。學生們入學前的個人聖戰，入學後，由「做哈佛」的聖戰，朝「做世界」的聖戰發展。而這種「追求」的故事，就是美國價值之展現。要之，文化認同，即為一種文化價值的呈現。《哈佛魔法》說明的，不只是一個哈佛的認同過程，也是美國文化價值的內涵及其形塑的歷程。
《哈佛魔法》可以談論的地方很多，個個都值得讀者借鏡、思考。以上三個要點的陳述，只是一種閱讀。閱讀的方式與角度很多，從詮釋學的觀點而言，作者完成「文本」之後，「讀者」最大，不同「讀者」的解讀與同一「讀者」不同情境下的解讀，都顯示「文本」理解的多元、多樣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也都代表一種未來性。7更進一步，「文本」所隱藏的意圖，自有其自主性，與讀者的解讀產生辯證性的理解，帶領讀者進入各自的「旅程」。
《哈佛魔法》不僅只是寫給藝術教育的人看，對哈佛有興趣的人、對教育改革有興趣的人、對領袖教育有興趣的人、對民族誌書寫或教育民族誌有興趣的人，以及想要瞭解美國價值的人，我認為都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好書。
潘英海
【導讀者簡介】
潘英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教育文化與生計發展中心主任、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生活與文化主題小組召集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人類學組召集人。潘教授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文化合成理論、族群研究（平埔族、畬族）、民俗知識、儀式研究、詮釋人類學、知識人類學、數位文化與資訊社會、物質文化研究。
作者序
1997年2月，我教書之外還兼任系主任，剛為我工作的單位：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完成一份申請設立藝術教育碩士班的文件，內容是靠參考各方文獻來編寫，拼拼湊湊的，雖及時送出，但自覺對於「藝術教育碩士級教育」的整個設計，所知實在太少，將來不論通過還是不通過，全案都必須再修訂，執行細節也需要思考。這些工作實際上要如何進行？我並沒有什麼概念，一切問題只能放在心裡。
同年寒假期間，我來到哈佛大學所在的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城郊的劍橋市，訪問我的好友，當時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訪問學者的潘英海教授和他的家人。那時節，雪下得很大，亞熱帶來的我凍得受不了，躲在屋子裡一點也不想出去。到了快要離開前三天，天氣微晴，潘夫人陳淑花女士鼓勵我去哈佛大學看看，我不好意思推辭，決定披掛出門。出發前，因恐在雪地裡亂走太辛苦，先打了一個電話到哈佛大學的總機，問有沒有藝術教育方面的單位─當時就我的了解，哈佛是沒有這樣的單位，與總機人員聊天，純粹是碰碰運氣。哪知總機小姐竟說，一年前教育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正好成立了一個相關的碩士學位單位，應該跟藝術教育有關，我一聽大喜，心想：看這個就行了，一方面對潘夫人有個交代，一方面也了解一下別人藝術教育碩士班是怎麼設計的，將來若需要重寫申請案的話，也可有個參考。
那天，我見了這個碩士班的主任潔西卡．霍夫曼．戴維斯（Jessica Hoffmann Davis），當我們坐下來說話時，卻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碩士班叫一個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的名字：「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簡稱AIE）專班。儘管潔西卡很耐心地說明，說這個班不是從事「藝術教育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rt-education），不是「藝術教師的教育」，不是「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of art），更不是「教育的藝術」（art of education），而是「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是「一種藝術教育上的創新作法」。然後她又說，AIE提供的是「教育者，包括藝術教育者，的訓練」，但重點是教育，不只是藝術或藝術教育。我聽得一片糊塗，似乎我過去對藝術教育的一點概念，及對美國藝術教育的粗淺認識，都落在「不是……」的範圍內。
我知道"Art Education"是我的專業領域的名稱，有時候，為了突顯藝術教育的整合性以及專業性，藝術教育者會使用"Arts Education"這個詞；有時候，為了強調藝術教育的平民化、多元化特質，藝術教育者會使用小寫的"art education"或者複數的"arts education"；另外，藝術教育界還有"Education through
art"或"Education in the arts"的說法，分別代表「環境論」與「本質論」的觀點，可就是沒聽過"Arts in
Education"。再者，潔西卡又說AIE的碩士學生，不用寫碩士論文，修業一年即可獲得學位。如此短促的形式，學生豐富的內涵設計要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個碩士班？老師的教學重點是什麼？學生實際上又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我可以學習參考的地方？一連串的問題及懷疑，引出無窮的好奇心。在大約二十分鐘的會面時間結束前，我倆決定，由我申請來教育學院做訪問學者，若能通過學院的審核，就可以花一年的時間，好好弄個清楚。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此開啟的，是我和AIE長達十年的緣份。
我原初的研究動機非常簡單，我想了解這個所謂「教育中的藝術」的碩士班，到底是什麼？我想使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方法收集資料，用文化詮釋的概念分析資料，了解這個碩士班的藝術教育情形，以便決定AIE的設計，能如何有益於我自己的工作。1998年7月到1999年8月這一年，1我在AIE很努力地旁聽各種課程，積極地進行各種田野調查該做的工作，訪談、觀察、紀錄（日誌、筆記、錄音、錄音帶複製及轉拷）、攝影、蒐集文獻（包括各種文件、影音資料、書籍與期刊）等等，每天忙進忙出，晚上與週末則盡量用來繕打與整理資料，追蹤所有的線索。
在這一年年頭時，在臺灣的系裡，將我一年前提出的研究所設置案，略作修改後又提交出去，到了年尾，我聽說審查通過了，我的原始研究動機霎時消失了大半，然而新的研究動機，卻比之前還要強烈。一年下來，我的田野經驗和累積的資料，足夠我描述與討論AIE，可是我漸有理由相信，AIE不只是AIE，我看到的並不是「全貌」，AIE的教育內涵應不止於必修課堂與傳統所謂正式教育活動之所見，如果執意切割，則我所報告的絕非有意義的片段。
事實上，這一年的工作，讓我覺得整個研究的設想，應該從「以AIE為脈絡的核心」，修正為「在脈絡中的AIE」，也就是仍將AIE當作焦點，但是畫面大為擴大。這麼做的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AIE只有主任與助理共兩人，面對四十幾個學生的，就是這兩人，其他列名的教師只是學生們的選課教師，不參與AIE行政或決策，即使AIE的內部和外部顧問，一年也才見兩次面，這些加起來只有一小群人，不可抹煞的倒是AIE背後的龐大機構。第二、「哈佛」這個名字，對這個大學裡的所有人，和大學以外的人，具有出乎我意料的、強大的符號意義，我無法切割也不可能跳過這個因素，就算以我一人之力，並無可能徹底處理如此大的田野，至少我應該從中選擇一條突出的線索，做進一步的探究。後來我選擇的，就是各種哈佛文獻中不斷強調，而我手中已有的資料也顯示可能有意義的線索：「領袖性」教育。
再度重整之後的研究目標，仍維持以民族誌的方式，描述哈佛大學教育學研究院「教育中的藝術」碩士班，但是放在「領袖性」教育的眼光下觀看。所以，這份報告不是要評估AIE的成敗，而是要以「領袖性」教育的觀點，深入描述或詮釋一個藝術教育現象。
就這樣，我釐清了一些疑點，也開闢了新的研究方向，而海外研究一年的期限也已到達。接下來，我必須回到工作崗位，應付一面在臺灣教學、一面在美國做學術研究的現實。2001年暑期7月初到9月上旬，我又回到哈佛教育學院待了三個月，這次時間多花在探索AIE以外的學院行政與大學行政。2004年2月到9月，2趁教授休假期間，除了田野工作，開始一面進行一些院級與校級人員的訪談與資料蒐集，一面閱讀與分析資料、動手寫報告，此次正逢潔西卡退休，史帝夫．賽戴爾（Steve
Seidel）繼任。2005年暑假，我除了繼續田野工作與寫作之外，主要是閱讀圖書館中收藏的文獻。2007年寒假重回田野3，主要工作是至各地追蹤旅人（journeyman）現況。2008年完成初稿，暑假來美，向重要研究對象報告研究狀況，補充文獻與田野資料，並就稿件內容向幾位我特別敬重的朋友請教。如此，田野工作約計二十八個月，文字報告重寫、重組無數次，整個研究斷續進行了十年。
研究哈佛AIE，可以說，是明確地挑戰了我的美國留學以及西式教育背景，讓我更加體會到：「跨文化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並非易事，聲稱在美國受過教育，與了解美國並因此而更了解自己，有很大的距離。十年來，我雖常苦於不斷停頓與再啟動，新的觀點與長期的田野工作，卻也幫助我理解了頭一年的田野資料以及後續的發展。時間是民族誌研究效度與信度的最佳保障，時間解決了研究關聯性的疑慮，也化解了我眾多的誤解、盲點與疑問，時間幫助我觀察到只有時間能篩選出來的文化元素，讓我親見變中的不變與不變中的變，並讓田野中的現象能自然地交互解釋，發展至較大週期與較高頻率模式的出現時刻，使田野工作能順勢抵達一個可以合理結束的終點。
將一個教育單位，當作一個文化機構，以文化觀的角度，切入其教育表象，了解其文化的傳承形貌，是教育民族誌的主要工作。這次我研究AIE，與之前研究臺北龍山寺寺廟參與人、臺北縣M國小五年級學生及荷蘭多德瑞克師範學校，比較起來，至少有兩個不同之處。首先，哈佛AIE的環境中，有很多學術性文獻，我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將學術文獻孤立看待的習慣，試著將這些學術文獻一體視為文化產物，不只是從個人的學術成就表徵這個角度，來看待學術報告，更注意這些文獻，在其文化脈絡中、從當事人（研究者、作者、解讀者、應用者、出版者與資助者……）的角度，領會究竟發生了什麼後設與前設作用。這個經驗對我來說，是活化學術性文獻的意義，並領會文化觀的在啟發思考上的價值。其次，比起荷蘭的研究來，哈佛這個環境對英語表達的要求，較荷蘭為高，用字遣詞不輕鬆，為免訪談雙方負擔，正式的對話前，我會先準備問題，並要求錄音，其餘則盡力筆記。在田野初期，由於約會時間常嫌短促，我設計了一些幾乎不需要我多插嘴、但具有開放性的訪談架構，譬如說請受訪者圍繞著AIE，談談個人的AIE之前、之中、之後經驗與感受，不想，如此所得之內容十分珍貴，成為後續訪談很好的基礎，並促成最後研究報告，以旅人的隱喻開始切入撰寫，仍依之前、之中、之後的方式，劃分章節架構。
本書中人物身份的透露與否，有下列幾個原則。本書出版時已過世者、歷史人物或名人，用真名。在世者中，哈佛教師部分，除極少數是經同意全面使用真名外，一般教師之學術或專業身份不變，報導者身份隱藏，其餘人士則均使用假名。特殊情形下，會改變或隱藏人物特徵，或略過文獻出處，以避免暴露身份。機構名，無法隱藏者如哈佛大學、教育學院、AIE、零計畫等，予以保留，其餘，若無關緊要則可提，否則避過。批准我進行研究的教育學院，十分尊重我的研究工作，過程中僅由院長發信要求不得對外宣稱研究結果係獲該院認同，或代表該院的意見。
研究資料上，就跟所有的研究一般，僅限於許可之下可取得、可使用、可引用者，寫作也盡量兼顧研究目的與倫理原則。沒有作者、未公開出版或者非學術性資料，引用時在註腳中說明，並盡量顯示原文，學術性資料或公開出版資料，則在註腳中簡單顯示，詳細出版資訊則置於「參考資料」之中。資料量方面，直接與研究經費資源有關，故現有的，已是我可調度資源的極限。訪談資料，均事先請對方簽署同意書與授權書。旁聽課堂係先經教師同意，由教師告知學生，或由其邀我在課堂上做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之後才開始。田野初期，在雙方互信尚未穩固之前，學生的訪談是由AIE安排，後來漸漸開放，但我的謹慎並未鬆懈。
資料整理與寫作是很大的挑戰。本書的寫作，是在沒有預設課題或結論的狀況下就開始動筆，寫作時心裡極為振奮，因寫作本身就能促進思考與分析，越寫越清晰，越寫越知道下一次田野中要問什麼、哪些資料還需補充等等，因此寫作與田野是同時並進的。大量的資料如何合理地依序呈現，並導向合理的結論也是挑戰，不論是章節的安排與定調、與研究對象的敘事距離、文字的風格、閱讀節奏的設定、讀者認知狀態的推斷，以及多元證據的逐漸呈現等等，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寫中緩慢成形。經過一番雕鑿與汰換後的文稿，較能完全專注於結論的呈現，不將資料、分析與討論截然劃分，而是三者依序融合，以更貼近讀者的方式將我的發現寫出來。同時，為了閱讀順暢起見，我將所有的來源註及其他註釋都放在註腳中，僅保留部分原文，以助了解。
閱讀本報告時，有必要注意幾點。首先，本研究借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研究方法，以藝術教育為焦點，試圖了解研究對象團體（AIE）所展現的藝術教育現象，形成某種有限之文化詮釋，以及教育啟示，因此讀者宜抱持平常心與平等的態度，避免以「優良教育案例」、「教育評鑑報告」、「國外課程研究」等的心情閱讀本報告。其次，有關哈佛的研究、評論與大眾讀物，不計其數，我的最後文稿是從AIE著手，發現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實況，再回到對AIE藝術教育的理解，但主要是個有關人的研究，而不只是一個機構研究。再者，本研究中不特定人的第三人稱代名詞，採用「他∕她」，以維男女平等之精神。最後，本研究是秉文化人類學解讀文化的精神進行，研究對象與讀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文化距離，但中文世界的讀者仍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仍是地球村的一員，因此我和讀者之所以能透過文字，一起體會書中主人翁的旅程，乃是因為大家都共享著許多相通之處：文化的也好、超越文化的也好。
我在研究之初，以為哈佛終會是聰明、富貴、幸福、成功的總合，結果發現哈佛竟是受苦、負重的代名詞。這讓我意識到，即使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我對這個時常出現在媒體與工作中的標籤之認識，仍是異常短淺，仍必須倚賴長時間累積的田野資料來重建。我分享此一珍貴的再認識過程，就是希望能呈現：哈佛教育學院的「教育中的藝術」碩士班，不只是一個培養藝術教育碩士的場域，同時是其師生在哈佛的明星宇宙、公司宇宙、聖戰宇宙中脫胎換骨旅程的發生地；田野資料顯示，這個碩士班具體而微地說明哈佛的教育魔法，不但建構了師生的「哈佛人」認同、滋養了師生的「領袖性」，並且，由於三宇宙對主體及其使命的特有淬煉，師生們「做哈佛」（操作哈佛的三宇宙）即如「做世界」（操作各人周圍的世界、改變哈佛以外的世界）之演練。
本書的第1章，先藉描述哈佛的三宇宙，來揭開哈佛魔法的序幕，並說明我的研究架構。第2章，將眼光投向教育學院的當下與過去，討論美國教育界與各大教育學院的浮動本質，點出商議的意義與重要性，並由對照「領袖」的教育、「教育領袖」的教育以及「領袖性」教育三者，來突出「領袖性」教育這個的研究焦點。第3章，主要是介紹四位主要人物之中的三位，描述他∕她們進入哈佛AIE之前的旅程，並以另外三位AIE同學為對照，建構AIE人進入哈佛之前的面貌。第4章，集中介紹第四位旅人，即潔西卡，並將她放在家庭、哈佛與美國藝術教育界的脈絡之中，開始窺見哈佛教育對個人的影響。AIE是四旅人旅程之會合點與共同起點，所以第5章，描述潔西卡創建AIE的歷程，討論此歷程為何可被視為成功的「做哈佛」案例。第6章，解析AIE人核心課的理路與特徵，也是顯示AIE教育是哈佛文化的產物。第7章，旁觀核心課實施的情況，看見旅人的互動以及其間的「領袖性」教育。第8章，觀察核心課外AIE學生與教育學院內其他學生的非正式學習歷程，顯示學生在哈佛的內在旅程，亦屬「做哈佛」過程，突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並行之情形。第9章，追蹤四位旅人在哈佛會合後以及自哈佛畢業後的旅程，尋找十年間個別發展的情形，除再次顯示「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並行，並進一步顯示，師生畢業前的「做哈佛」與畢業後的「做世界」，兩者間有關聯性。最後一章，整合前面各章的發現，指出AIE不只是從事藝術教育，AIE的教育，是哈佛魔法般教育歷程的一部分，其深層的文化傳承有三：「哈佛人」認同教育、「領袖性」教育，以及由「做哈佛」邁向「做世界」的教育。本章結束前，並簡短討論未來應用此研究之可能。
本書的完成，要特別要感謝書中的幾位關鍵性的旅人，感謝他她們樂於助我完成我的研究，不介意我到處跟班發問、追蹤刺探，即使離開哈佛，仍繼續見面維持聯繫。「願意配合研究」這個條件，表面上看來也許消極，但想想他∕她們是歷經十年而不悔的被研究對象，就必須改變以為他 / 她們是消極的想法，並佩服他∕她們對我的耐心與愛護，或者對一個學術價值並不明確的工作的期許與肯定。
最後，我要感謝充滿藝術教育理想與熱情的AIE人（包括前後兩位主任、兩位行政助理及學生們），教育學院高瞻遠矚的五任院長、行政主管與行政人員，眾多哈佛教育及其他學院的教師與博、碩士生，極富知識服務精神的葛特曼圖書館（Monroe C. Gutman
Library）歷任館長與館員，「哈佛零計畫」的多位研究員與工作者，慷慨容許我參與旁聽的教師與學生，照顧國際學生與學者的哈佛大學國際辦公室，關切中西文化發展的燕京學社、燕京圖書館、東亞中心及劍橋新語的各位師長，睿智的哈佛大學秘書長，令人敬佩的AIE外部顧問與演講系列的各位講員，美國藝術教育界多位前輩，關切旅外學人的駐波士頓辦事處官員與工作人員，幫助我在劍橋安頓下來的陳淑花女士，多位給我精闢回饋做我明鏡的學者：（以姓氏筆劃序）王雅各教授、呂金燮教授、李卉老師、黃慶祥教授、潘英海教授、閻鴻中教授，遠流出版公司寬弘的王榮文發行人與堅持品質的編輯團隊，我的助理侯淑鳳小姐、章敏小姐、林華鈴小姐，以及在背後鼓勵我、支持我的家人，您們對我的研究和我本人的幫助，均將永誌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