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拉丁語引進高盧及其後續發展
俗拉丁語是隨著西元前五十八年凱撒征服高盧時帶進當地的。那時高盧南方，也就是大約等於今天法國普羅旺斯（Provence）和郎格篤克（Languedoc）等地區納入羅馬帝國的行政版圖己有六十年左右，稱納爾彭省（Provincia
Narbonensis），是一個羅馬化程度已深、拉丁語已通行的地方。而凱撒所新佔領的是位於納爾彭區北方、塞爾特人散居的北高盧。羅馬人統治的五個世紀期間，除了改變高盧的文化風貌，也由於軍人、商人、行政階層以及墾荒農民紛紛移入而使得北高盧成為LV和塞爾特語並行的地區。拉丁語文不僅是征服者的語言，更是強勢文化的載體，所以塞爾特語從都市到鄉村、從貴族到庶民，從商業人口到農業人口，一步一步失去以它為母語的人口。一般相信，到了第五世紀，高盧語已不再有人說了
。它除了給LV添了一些農事、度量衡、動植物以及山川地貌等數十個字（例如FM的：alouette、bievre、boisseau、lieue、lande、javelle），同時留下不算少的地名以外（例如FM的：Amiens、Angers、Chartres甚至Paris等等），只能算是俗拉丁語後續發展中不起大作用的「底層」（substrat）。
如果高盧的LV只受到塞爾特語輕微底層的影響，那麼今天法語的音韻面貌絕對不是如此，應該比較像是母音宏亮、字詞音節不致脫落得那麼厲害的南歐同語系語言。高盧北部是5
s.以法蘭克族為主的日耳曼諸民族入侵頻率最高的地區。他們不同的發音習慣乍看之下似乎微不足道，但卻給法語成形的「胚胎期」造成巨大的影響。和法語中塞爾特語的「底層」相比，日耳曼語的「上層」所發揮的作用是要大得多了。在音韻方面，最重要的是它徹底改變了LV的重音性質，此外，像h和w
等新音素的加入也是值得注意的；字彙方面，FM中現存約有四百五十個當時LV向日耳曼語借來的詞，也有人估計當時借詞數量應在一千左右 ，看似不多，但考量當時的字彙量有限，一千個應該已是相當高的比例。從借字性質所及的領域來看，那也是比塞爾特語的「底層」豐富多了。
除了和塞爾特語借給LV同性質的字他們也借給LV以外（例如：FM的ble、fourrage、hetre、roseau、caille……）因為日耳曼族是好戰的征服者以及後來從梅洛文加王朝到卡洛林王朝的統治者（5-10
s.），他們給蛻變中的LV注入不少封建制度官僚制度和戰爭以及武器方面的新字（例如FM的：baron、blason、fleche、heaume、senechal……），這和清朝入關統治中國後，漢語向滿語借入一些貴族頭銜和官職稱謂的字是類似的現象。此外，從這些借字還包括一些先前拉丁語沒有的、表示細膩色調的字（例如：FM的fauve、brun、garance、saur……）以及數量比重不算小的手工藝及居家生活相關的字（例如：alene、macon、tuyau、raper、banc、beignet、creche、louche、soupe……），這表示日耳曼蠻族的「蠻」字如果用來形容其文化的水平應該不是很適當的。最後，因為法蘭克族的原居地濱海近河
，人民應有豐富的航行經驗，所以也向LV借出了這方面的詞彙（例如：ecume、flot、bouee……）。在語法方面，日耳曼語對LV比較突出的影響包括日耳曼語的形容詞和名詞偏正關的結合對法語前置形容詞生成的影響（例如：vieil homme、petit
enfant等詞組裡形容詞的位置，還有，高盧北部許多日耳曼人建立的新市鎮常命名為Neuville，而稱為Villeneuve的新市鎮通常只集中右日耳曼語「上層」薄弱、舊日的納爾彭省地區
）、動詞前面常用主詞代名詞、代名詞on的使用（這在同語系其他的語言裡很罕見，試比較德文的mann/man或丹麥文的mand/man）、句子的第二個位置保留給動詞而主詞或是補語只能分別佔據第一、第三或是第三、第一的位置（FM至今仍可看見此種構句的殘留，例如：A peine s’est-il leve qu’il se met en
route一句中因為第一個位置已被副詞補語佔據，所以主詞只能後置於動詞。這種句型結構至今仍是德文的常態）等等。因為本書專門只討論LV到FMed的音韻變化，所以對於法語發展史的其他面向只能談到這裡。
總而言之，到AF出現的第九世紀之前，法語大多數的音韻演變都已在LV時代發生，有些是泛羅曼語地區的現象，例如開放之重音節中開口母音的雙母音化、母音鼻音化、母音間子音受母音的同化作用而改變、字首增音、拉丁系字首w的演化、雙子音的簡化、顎音化等等（在這類的現象中，法語的發展通常要比其他的姊妹語言複雜、徹底，例如：絕大部分LV的母音間無聲塞音在法語中都丟失了，而□pt□oc□es都只是變成相對的有聲塞音或是擦音化有聲塞音，□it甚至不動如山、沒有絲毫改變；鼻音化現象只發生在法語和□pt中；□it的雙子音並沒有簡化為單子音），但是更多是法語獨有的變化，例如：法語型自然性二合母音化、字間插音、字間重音節前母音丟失、尾音節母音丟失、字尾子音脫落、巴次定律、條件型二合母音化等等。
李敬忠在《語言演變論》裡對兩種語言的融合現象做過這樣的區分：
……兩種語言的融合，通常都可以分為「兼併融合」與「摻揉融合」兩種。前者一般是有先進經濟、文化做后盾的強大民族語言，通過影響或強迫同化的手段逐漸戰勝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弱小民族的語言，使其逐漸消亡而達到融合的目的。因此，「兼併融合」也叫「戰勝融合」…後者通常是兩種各有優勢的語言，在兩個社會群體相互雜處而逐漸融合的過程中，由於彼此各有優勢，誰也戰勝不了誰，誰也兼併不了誰，唯有在相互融合的漫長歷史過程中，雙方由吸收對方的優點和特點，並各自新陳代謝，最後發展演變成一種…與原有兩種語言有很大差異的新的第三種語言。
我們認為把LV和塞爾特語的融合稱為「兼併融合」，但是把它和以法蘭克語為首之日耳曼諸語言的融合稱為「摻揉融合」，就算不是完全貼切，也離事實不遠了。
古法語的誕生
說到誕生，通常都要問到年代。一般都把它定在西元842年，也就是現存最早古法文文本《史特拉斯堡宣言》
寫成的年代。由於這篇文獻寫成的年代精確，做為法語發展史的一塊里程碑，這是十分客觀而且便利的。除此之外，它並不能告訴我們，蛻變得十分厲害的LV是如何在當時使用者的主觀心態上漸漸體認到社會所操的口語已是另外一種有別於拉丁語的語言。綜觀法語音韻史的發展，公元第七世紀應該是變化最多、最激烈的年代（比方尾音節母音以及字間重音節前母音絕大多數脫落，導致許多字詞忽然丟失一至二個音節，例如：ALEM
- SNA變成alm osn e），再加上前幾個世紀音變的累積（例如雙母音化和顎音化等），語音上和早期的LV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了。音韻上的巨大變化導致語法大幅重整，例如原本動詞未來式全靠字尾的母音來支撐時態和人稱的辨義功能（比方amabo，amabis, amabit, amabimus, amabitis,
amabunt是動詞原型AMARE未來式的六個人稱，但是隨著字間子音b的部分脫落以及o、i、u、e等尾音節母音的丟失，上列六種形式已完全不足以起到未來式或人稱的辨義功能。從此，只能採用迂迴說法，在動詞原型之後另外加上由動詞HABERE現在式各人稱的LV型式，構成全新的未來式系統）。這種情況也衝擊到拉丁語名詞（形容詞和代名詞也是）的變格系統。拉丁語的所有名詞分屬五種變化，每種變化再依單複數以及標示語法功能的格（cas），也就是主格（nominatif）、呼格（vocatif）、屬格（genitif）、直接受格（accusatif）、間接受格（datif）以及奪格（ablatif），換言之，每一個名詞都要根據不同的數和格在字尾呈現12個功能中的一個。尾音節母音的弱化（只針對a而言）或是脫落大致上稱造成五種變化潰縮成兩種變化、陰陽中三性潰縮成陰陽二性以及六格潰縮成二格（即AF中的正偏雙格系統）面目全非的局面。
最後，在詞彙方面起的變化也是不容小覷。除了無所不在的音韻變化令全部的字詞在LV的前期和後期發音相去甚遠之外，LV還根本揚棄了許多LC的字彙、另以較形象化的或具戲謔色彩的或擬聲效果強的或誇張約俗字取代相對應的LC標準字，例如，以testa（破陶殘片）取代caput，以calva
sorices（禿鼠）取代verpertiliones，以ficato以（填鵝鵝肝）取代jecur，以quacola（擬聲字）取代coturnix等等。而這些俗字正是法語tete（頭）、chauve-souris（蝙蝠）、foie（肝，包括人肝）和caille（鵪鶉）等詞的起源。綜上所述我們知道，過了第七世紀，晚期的LV必然已經和LC甚至和早期的LV差異大到從客觀角度來看已是另一種獨立的語言了。那麼，當時使用者曾透過什麼的主觀觀點來反映LV的巨大改變呢？現在我們援舉一些史實來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