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香港有個梁文道
舒國治
香港有個梁文道，他寫文章、論時情、觀看世界皆有獨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同時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麼出色、那麼妙。
終於，我被出版社委託談一談他。然我實知他不多，雖我識他亦有十來年。只不過其間沒機會見上幾面，但每回見面卻又聊得極愉快極豐富。
但我真不夠資格談他。先別說我的學問不夠；再者我看不到他的電視節目（台灣看不到鳳凰台，說來不怕人笑，舍下亦無電視）；三者不諳電腦，讀不了他在網路上與日俱增的文章；甚至他在書上報上的文章我竟也忘了去追來細讀。光陰似箭，轉眼間他已從二十六歲的昔日少年馬上步入四十歲的壯年矣，也已文章寫出了、電視上論出了恁多各題各類各趣各風的作品，開啟了恁大的一片思想與知識之文化論窺事業，這一下子，我忽然好想多曉得他一點了。我，也開始強烈的好奇了，好奇怎麼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獨樹一幟、自闢蹊徑的年輕學問家的？
於是我便在紙上寫下：香港有個梁文道………
當然，我雖好奇，卻並不深悉他的成長與治學等諸多實情，只好就我在與他七八次的香港、台北、與北京的酒飯席間晤見上來揣想一個可能的梁文道。
譬似他永遠在看書看書看書，看了這本，還要看那本，看了文學的哲學的，還要看歷史的政治的，世間每一種事象皆不願放過，皆極有興趣。更還不只是興趣，是不累。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莫非是一股童心？一股追問？莫非是一種對父親、祖父，甚至舅舅、表哥等的殷殷追隨與跟從，企求自他們大人那兒得到即令是出海冒險的快樂卻同時仍獲有依仗的保護與溫暖，以及愛。
他這種不歇的好奇心，或說糾纏不休的窺探，幾乎已像是在萬里尋親的途中不放過任何遭逢親人的窄縫機會。
幾乎可以說，他有一種傻，這種傻，這種專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一如兒童的嬉戲瘋鬧。又他的傻，是一種渾然天真，你今天和他碰面，聽他說話或看他聽人說話的反應，覺得天真純樸，並不如何如何聰明，但明天你看到報紙上他的文章，奇怪，怎麼比昨天多聰明了點呢？再過幾天你看到電視上的他，他媽的，怎麼又更聰明了呢？梁文道便是這麼一個不即時露出他犀利才智、卻始終與日推移左右逢源目送飛鴻手揮琵琶的獲取他更深化學養與淬鍊慧根的「學問栽植家」。並且他隨手拈來。這亦是他生活與工作的高明處與獨特處。
怎麼說呢？
他看似只工作（寫稿、讀書、上電視做節目），不生活；然看自他的文章與節目，充滿了生活的各樁情節：伊斯坦堡的海峽、京都的百年旅館、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少年台灣小太保的荒好歲月、生牡蠣的腥香鮮甜。
其實他抓緊片段的空閒，瘋烈的生活。譬似這兩年我遇見的他，常在飯桌上，他抓緊與同桌六、七人多聊、多聽彼此近況，也同時迸發撞碰新出的任何話題，常常有趣極了，也熱鬧極了。這便是他的獨妙生活，也是他特殊修士般工作下的極佳娛樂。然後九點半十點飯席散了，他馬上又要回到幽禁如武俠小說面壁石洞的旅館房間去進行三到五個小時（有時甚至到天亮）的無人窺知的默默寫作自懲。（「鏘鏘三人行」掌櫃竇文濤說得好：「文道寫稿量與讀書量的大，與睡覺量的少，幾乎是自虐」）。
正因為他太常在室內檯燈下伏案，致他說及的外間，皆是極如嬰兒初見的光亮明潔、花也香海也藍的興奮。這種封閉式的工作型態，造就了他的天真，也達成了他的與世俗之隔絕。但他不能在光風霽月下待停太久。說來好笑，我差不多已在遐想，若梁文道在百忙中到台北休假三天，啥事也不用做，那我可以怎麼替他規劃一個行程呢？我甚至想，我自己亦可不留在台北相陪，歡迎他住我家客房，每天自顧自出門遊玩，我寫好幾張A4紙的可遊可逛行蹤，何處不妨小坐，主人可略談，何處院子花好，何處咖啡好，何處人景佳，何巷黃昏時分光好，他自去玩，他自去吃，他自徜徉與歇腳。甚至台東，亦可如此規劃與他。便為了或許令他享三天實則平常之極的清福。
梁文道說話，沒有廣東腔。這與他童年待過台灣有些關係。但更與他喜歡接近所有的風土、所有的異地有關。而他雖每日寫稿一如太多香港寫家在報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議論與絕大多數的「港見」極不相同。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專欄文家，即使見多識廣，留英留美，談英談美，高論不乏，但總還是流溢著濃郁的港見，更不時透露出某些港嘆。這頗正常，亦很應當。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紀，何以比較少這些東西呢？梁文道議港談港，必也不少，只不過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許疏談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國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鬧熱哄哄珠江三角洲、吳儂甜軟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擺龍門陣的四川，皆以某種類似遙遠卻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處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並不嵌在裡頭，這種「自火車上探頭看一眼」式的觀察，卻寫出、談出極其精闢的論見，是他的絕活。何也？哦，是了，是舉世皆過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卻怎麼也沒與他們一般的世俗。中國大陸的一忽兒大鍋飯又一忽兒全民奔經濟，香港的商樓滿佈、逼人透不過氣的金融競逐，台灣的人人顧盼自雄、皆欲自做老闆、政治見解滿口、儼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從政………他皆很能樂知樂見樂聽樂參與其中實況，並享受眾人的喧囂與野悍暢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個埋頭伏案的書呆子，一個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學探索者，一個若即若離的旁人；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愛卻都不是他的故鄉，他像是住在寺院裡。
他像是太愛這個社會，故而要去離開。他像是太愛這些人群，故才不與他們靠得太近。就像電影或小說中的傑出兒子，太愛他的媽媽、姊姊、弟弟，便只能躲在樹後看著他們、保護他們，卻不與他們見面；乃相見只益增得悉他們脆弱後生出的不忍。
於是他消除不忍不捨的心底之痛，只好一逕的寫、一逕的說，教人們一點一滴的從不同的角度逐步知解生命。譬似少寫了一篇文章便少誦了一堂經般的令眾生的苦痛沒得到立解。
他的業作，我東思西想除了說「僧道一流」，已無其他身份可以解釋。有人謂他是意見領袖，實他無意做任何的領袖，只是想找出意見、講出意見。在這一處講完了意見，便再去另處繼續尋找。意見是他優遊人生的最佳故鄉，但也頂多如此，他只誦經，不做方丈。
推薦序2
「有我之境」的私密閱讀－－序梁文道的《我執》
楊照
我將梁文道的《我執》看作一本極其獨特亦極其深刻的讀書筆記。 不只因為梁文道是個認真、傑出的讀書人，而且他在書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個人受過嚴格的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是為了補償自己對女人的虧欠這種說法，應該是要嗤之以鼻的。因為根據理論提供的常識，作者的實際生活和他筆下的作品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直接的關係。假如有關係的話，那也是可疑可議的。」
換句話說，《我執》的內容不可以、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愛情關係上的挫折，有一個「他」突然從梁文道的居住之處離開消失了，而這些片段小語，就是那樣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靈光紀錄。
不，如此看待這批文章，太直接太簡單，缺少了認真閱讀文學作品所需要的複雜「可疑可議」態度。梁文道和那個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之間，不能如此直接簡單等同起來，而該有著其他「可疑可議」的關係。
「可疑可議」之處，無法立即揭露，還好文章裡留下了其他不那麼可疑、不那麼可議的線索，可供做為依據。那就是書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是梁文道還是虛構的角色，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扭曲變形或精神原型，文章裡讀著書、記錄著閱讀反思的，總是不折不扣，我們平常認識的那個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間，他讀了《戀人絮語》、《貓河》、康拉德的傳記、《魂斷威尼斯》、《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塔》、Edward Hopper的畫、《空間詩學》、《紙房子》、《生活與命運》、《書簡三疊》……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經驗，由這些閱讀堆砌構築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兩方，借方與貸方，然而在生命與閱讀的關係裡，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貸方呢？
我們平常習慣的想像，是生命借用閱讀。生命中有了什麼樣的感受感懷，我們自己說之不足道之不完，於是將前人在書中講過的話，借來運用，說：「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經幫我講得如此精確！」或「啊，今天我才懂了書中的意思！」
然而，會不會存在另一種反向的可能，是閱讀借用生命？甚至：為了彰示、擴充閱讀的領略，才不得不借用具體生命故事來做為映襯、基底？
我懷疑，而且我覺得有充分理由懷疑，《我執》正是這種反向「借用」的精彩示範展現。一個讀書人，因其傑出且強大的閱讀能力，感應了藏在書籍文本後面的人間情緒矛盾糾結，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觸到了直覺感受，他沒有辦法繼續訴諸理性文字來傳遞那感知情緒，或者該說：那樣的感知情緒一旦被寫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這種閱讀需要一個主觀且情緒性的主體做為橋樑來傳達，於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個主體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敘述者，來撰寫這樣一部奇特的讀書筆記。
書中的敘述者不是剛好失戀，所以借用《戀人絮語》；反而是只有透過主體失戀的經驗才能深刻傳遞閱讀《戀人絮語》的感動，於是那位敘述者就非失戀不可了！
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理所當然開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銳，迎接並對抗這個世界，於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稜鏡，將通過他的平常混濁的光，折射成鮮麗得令人無法逼視的純粹色彩。
換個方式說，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就是有著最強烈「我執」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來自於「想不開」，來自於清楚意識自我「自性」，所以會沉耽在離去、喪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復的掙扎中。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執》寫的，正是一種極度強烈的「有我」的文學；《我執》記錄的，正是唯有透過這種「有我之境」才會出現的奇異景致。雖然一開頭八月一日的〈題解〉文中說：「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握得愈緊愈是徒然。此之謂我執。」然而放在閱讀與文學的範圍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從「徒然」中、從對於「徒然」的虛無慨嘆中，才有辦法燦然冒生出值得被領略記取的光彩來。
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報章刊載時，專欄題記為「祕學筆記」，內中所藏的，與其說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祕密，還不如說是一種秘密的閱讀態度。不是平常會在文章或錄影上看到的那種公共態度，不是分析歸納或排比解說的態度，而是一種穿過具體生命，「我」無時不在、主觀、感性、乃至於高度情緒化的私人態度。「祕學」者，是「私密之學」的意思吧！
我們不必試圖從《我執》的文字裡，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過我們卻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筆法，讚歎這位讀書人的閱讀興味與閱讀能量，他當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義，他還能進而和作者和文本進行生命與生命覿面相見、赤裸私密的感應，把閱讀內容轉化成自我體驗，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語氣，鑽入每位讀者的生命中，豐富我們的私密自我空間。
自序
回到台灣的我
曾經，幾乎每一個香港寫作人都渴望在台灣出書。因為那意味著更優雅的書籍設計，更專業細緻的編輯效果，更大的市場，以及更佳閱讀品味群體的認同。尤其像我這種曾經在台灣住過，和此地有特別緣分的人，「回台灣出書」是一個回到伊甸園般的反覆出現的夢。可是我必須坦白告訴台灣的讀者，這樣的時代也許已經過去了。
如今，說起台灣出版，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誇張的翻譯書名。例如我剛剛讀完的《暖化？別鬧了！》，它的原名是《Cool
It》，意思是要大家冷卻發熱的頭腦，不要一窩蜂地以為碳減排便是對付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可台譯本的書名卻容易讓人以為作者根本要否定氣候暖化的事實。相比之下，大陸版將它譯作《冷卻》，雖然不夠噱頭，但是老實得多。不知道為什麼，在書店裡看著那些名目離奇的台版翻譯書，總會讓我想起現任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因為他在台灣放映的每一部電影都要加上「魔鬼」二字，比方說「魔鬼孩子王」。
書市艱難，我完全理解並且同情出版界的良苦用心，他們希望每一本書都能在店面裡喊叫：「買我吧！買我吧！」於是台灣的書籍帶來了一場華文出版業的小革命，那就是為每一本書加上腰封，上面有十個以上的名人「強烈推薦」、「熱情支持」，洋洋灑灑蔚為大觀。書愈是賣得不好，就愈是不能靜悄悄地躲藏起來。終於，「試讀本」也來了，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是下一個華文市場的潮流。
我是一個在台灣長大，足足住了十五年的「老人」，但卻是台灣書業裡的新人，所以返故鄉隨新俗，也要麻煩一些朋友「強烈推薦」。為難了他們，讓我覺得很過意不去；同時，我也由衷感激他們的勉強；感謝。
雖然我說了這麼些不大中聽的話，好像很不願在台灣出書似的，可對於回台出版這件事，我真正感覺到的卻是慚愧。這慚愧就像胡蘭成見那鄉下來的髮妻去他任教的中學找他時的感受，是種老小說裡豪傑賽箭正中靶心時所暗嘆的那一聲慚愧，是種讓人瞧見本來面目的慚愧。台灣是我的來處，也是最不會把我當回事的地方。由於媒體工作的緣故，我在香港坐計程車會被司機問起特首該不該辭職的問題，在北京的飯館裡吃飯偶而會被人索要簽名以及合照；只有台灣，我可以在街上逛了一整天，但沒有半個人會多瞧我一眼。請別誤會，我不是故發那套「名人」的感慨，欣喜地上終有一處可感凡人的輕鬆。恰恰相反，這種輕鬆使我更沉重，因為我在這裡必將退去所有原不屬我的光環，我要真真正正地照見自己。而這自己曾經如此細微，現在也是；曾經如此不堪，如今亦然。死後的審判如果存在，裸身之人終於要面對天父之時，想必就會感到這份慚愧。
在電視上天天露臉，在文字中日日獨白，久而久之，你必將投射出一個形像。它或許招人喜歡，或許令人厭惡；或許會引出一群日日關心你最新動向的粉絲，或許會惹來一批什麼都瞧你不順眼的批評者。然而，我始終困惑，他們所喜所恨的那個梁文道究竟和我有何關係呢？我是否應該為觀眾的讚美而暗自歡喜，又是否應該為他們的辱罵而憤怒？就像一面鏡子，也許我會把鏡中影像錯誤地當成我自己。可是，我們又有誰能不透過鏡子來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主體呢？
《我執》在大陸出版之後，許多論者都認為它是某種意義上的自傳。「自傳」恰巧是我一直很感興趣的題目，因為我一直不太明白為什麼有些電影的導演大家明明不認識，但大家都能肯定那部片子是導演本人的自傳（比如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有些小說的作者明明不是讀者私下熟悉的朋友，但大家竟能讀出作者本人的經歷（比如駱以軍的一系列作品）。我不否定這些判斷的真確，我只是好奇這些判斷的依據。既然我們並不熟識侯孝賢與駱以軍，那麼能夠使我們感到那些作品的「自傳性」的，必然就是一些特定的效應了。那或者是一種腔調，一種修辭，一種喃喃自語的聲音，那是文本的「自傳效應」。不是別的，就是文本的「自傳效應」能使人斷定這份文本是個自傳。既然它是種效應，想必它也可以營造，可以擬仿。
我在說謊嗎？我寫了二十年的評論，長期束縛於評論不得說謊的規則，深深明白(身為某種散文作者的)評論者絕對不能在文章裡頭虛構自身經歷的律則。如果你說你在高鐵裡目睹了一件奇事，打算用它支持你的論點，那它就必然得真真正正地發生過，否則你就犯上不道德的重罪了。換句話說，起碼在評論裡面，我寫出來的每一個「我」都真的是我，包括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我」字。
至於《我執》，我把它當成是一趟清理自我問題的療程。當然，積壓了這麼多年的疑惑，不可期待畢其功於一役。如果它有點感傷，也許是因為我有時候真的很感傷，於是把我讀到的一切讀進感傷；又或許是因為我讀到了很感傷的東西，不得不把自己整個人都讀進去，就像小時候看瓊瑤，你非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患上末期癌症的貧家子不可。如此鋪衍，這個我就只能不斷蔓延擴大了。說來說去都是我，這不是「我執」是什麼？
說到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編輯曾文娟和李麗玲，她們的認真、細心和客氣簡直嚇人，原來這就是台灣出版業的水準。這個島嶼始終有著全華文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群體，最富經驗的編輯，於是，我滿懷慚愧地回來了。
跋
西伯利亞的白蘭地
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變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裡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責，還從房裡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爾被風翻動。
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裡沉吟一句詩的韻腳，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詩裡的每一個字都像項鍊上的寶石那樣，精穩妥當，不可動搖。這，難道不野蠻嗎？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實驗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部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這巨大的熱潮前隱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則上街尋找他們心目中更大而且更真實的舞台。那年夏天，連劇場的老觀眾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後，我在已故台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裡初次讀到愛爾蘭詩人黑倪（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份子」。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轉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蕪，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給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黑倪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瀰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嚐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的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銬撞擊的聲音中，盡情享受創作的歡愉，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卻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懸崖之間的鐵索上，他找到了幾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從那年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個作家；而且由於荒廢日久，也必將失去藝術創作的想望與能力。因為我的旅程沒有盡頭，完美的平衡始終未達；在藝術與贖罪之間，我嚴重傾斜，搖搖欲墜。
於是這本小書，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結果。路上太過顛簸，天氣陰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難免走味；就更不要說我深深珍重的，也許只不過是一把破敝的掃帚。
再直接點說，這裡收錄的全是我在評論（以及「類評論」）之外的副產品。它們全憑外緣而生，如果沒有人約稿，我自己根本不會無端動手。
例如，《我執》那些看似日記的虛構散文習作，本是香港文壇前輩葉輝約我在他主編的報紙上所開的專欄；他在位多久，這個專欄就有多短壽。所以這堆東西的數量也就只有這麼多。說起來，那還是我寫作量最大的時候，本來每天就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評論，可是葉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給。問題在於該寫什麼好呢？時事、飲食、電影、音樂、書評和文化評論，能寫的我都在其他報刊上寫了。想了半天，才決定仿效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弄一批看起來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筆記，因為葉先生說我還未發表過「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歷〉，它是應老友胡恩威所邀，為劇團「進念 ． 二十面體」的《斷章記》場刊所作。時值一九九五年年尾，張愛玲幾個月前去世，《斷章記》是獻給她的劇場悼文。可是〈我的病歷〉與張愛玲根本無關；如果有關，頂多就是背後那種冷酷的態度。
剩下的全是即興活動，有時是自己的評論專欄快要斷稿，苦無素材下的應急文章；又有時是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催促出來的湊合遊戲。悉小道耳，並不足觀。
對了，為我撰序的鄧小樺正是《字花》的編輯，香港文化界的新銳一代（這代人頗成氣象，他們將來一定會踩著我的背脊前進）。由於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形容這本書，只好請她提出她的詮釋。多謝她在最後一刻交來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慚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