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萬里追蹤巨人腳印
楊玉齡
轉到克倫威爾路上，老遠就看到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門前彎出一條長長的人龍，我加快腳步，遞補上長龍尾巴。隊伍移動得很快，不一會兒，我已來到門前石階上，回頭望，人龍長度不減反增，遠處甚至還有許多牽著孩子的遊客直奔而來。很好奇，這許多人最想看的主題是什麼，恐龍？原始人？還是這裡最著名的礦物標本？或許全部都是。
至於我，萬里迢迢跑到這來，重點非常清楚：與達爾文有關的一切......
學生物的人都知道，達爾文是以自然學者身分，隨英國海軍探測船艦「小獵犬號」（Beagle）環球航行五年，在那期間，悟出天擇演化理論的。演化論扭轉了整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方向，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達爾文也因此被讚譽為「十九世紀全球三大思想巨人之一」（與馬克思及佛洛伊德齊名）。
在這關鍵的五年航海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竟能使一名「課業成績總在及格邊緣打轉的平庸大學生」，漸進蛻變為引爆十九世紀思想炸彈的巨人？
有關這次航程的各類原始資料，前前後後拖了約一個世紀之久，方才陸續問世，包括達爾文的航海日記、書簡和自傳（達爾文自傳一直拖到1958年才由孫輩編輯發行第一版），以及當代其他人士的著述（例如生物學家赫胥黎、小獵犬號船長費茲羅）等。小獵犬號五年航程的全貌總算於二十世紀中期，呈現在世人眼前。
但是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些洋洋灑灑的文獻史料著實厚重了些；於是，第二類精簡描繪這趟航程的大眾路線書籍應運而生。其中有兩本最是精緻突出：《達爾文的航程》（The Voyage of Charles Darwin）以及本書《達爾文與小獵犬號》（Darwin and the
Beagle）。兩者各有千秋，但是風格路線不大相同。前者由英國廣播公司（BBC）出版，純粹由達爾文觀點來敘事，按照年代，摘錄他本人航海日誌及自傳，很能統一表現達爾文的個人思維；再加上達爾文生就一手好文筆（他被公認可以「靠筆過活」），整本書的可讀性相當高。
不過，論到重現整段航程的真貌，《達爾文與小獵犬號》可就更勝一籌了。
1994年，我到奧克蘭（位於紐西蘭）作客，當時手邊正在翻譯《螞蟻與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想找些相關書籍來參考。在市立圖書館架上，看見好幾本《Darwin and the Beagle》並擺在一起。同一本書為何要準備這麼多本？因為太重要，還是因為太好看？
借回家，一口氣讀完，深深覺得：兩者皆是。當下決定要向天下文化大力推薦這本書，與台灣讀者分享。
澳洲籍資深記者兼作家穆爾黑德（Alan
Moorehead）採全知觀點敘事，資料來源不僅限於達爾文的日誌和自傳（這些資料泰半都在事後多年方才定稿或修刪過，免不了較偏向達爾文晚年的觀點和記憶，風格雖統一，卻無法重現少年達爾文的原貌），也包括達爾文家人、師長以及同船其他夥伴所遺下的資料；最重要的是，穆爾黑德還蒐羅到大批達爾文的親筆信函，內容或許不是那麼深思熟慮，但卻更能精確傳達當事人在各個不同階段的真實情感與想法。
在穆爾黑德簡潔、史料詳實的文筆牽引下，讀者自可追蹤到達爾文在這數萬公里航線中所留下的足印（生理和心理雙方面的）、他的所見所聞，以及他的所思所想。
另外，本書的圖片編輯水準非常高段，幾乎所有書評都不曾遺漏這一點。書中大批精采歷史圖片借調自世界各地公有或私人珍藏，許多甚至是當年船上組員的親筆繪作。透過它們，讀者幾乎可以在腦海中看到這條小船的整個航行過程，極具臨場震撼力。
譯完《達爾文與小獵犬號》後，意猶未盡，心底升起拜訪他晚年故居「唐恩小築」（Down House）的念頭，想親眼看一看他當年坐過的沙發、躺椅，想親自走一走他每天散步踏過的花園小徑；聽說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中，有許多關於達爾文故居的資料......
故事開頭並沒有石破天驚的不凡架勢。我們的主角達爾文以「歡樂、平庸的大男孩」面貌登場。和世人印象中作深思狀的老學者截然不同，這個達爾文是劍橋大學生，熱愛騎馬、狩獵、宴會，課外活動不斷，課業卻只在及格邊緣上打轉，怎麼看都只是個校園庸才；但是，「他只在一件事情上與常人不同，那就是他對於自然史擁有一股完全自發的強烈興趣。」
然而，就因為這一點不同，使他有機會登上小獵犬號；使他有機會在航程期間由業餘自然學愛好者，蛻變為嚴肅的生物學者，進而蘊釀出科學史上光芒萬丈的演化論。
達爾文的運氣是不是太好了？
也是，也不是。
他的機運看起來是很不錯，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點：他早在參與小獵犬號航程之前許久，就已經開始採集自然界裡的花草蟲石；換句話說，他事先為這趟機運已作了十來年的預備工夫，完全不是僥倖得來。
出航後，更令人驚訝的是：原來達爾文的體質天生會暈船，而且一暈就是五年，始終是個「陸地人」。不難想見這五年航程裡，他在生理上有多難受。但他終究忍了下來（他有權隨時離船返鄉），不只忍下來，而且航程中每到一站，他都賣命工作，採得無數珍奇標本，記下諸多奇景見聞。他始終不以自己的工作狂態度為怪，反倒對船上兩名受不了嚴格紀律而開小差的水手，「打從心底覺得迷惑」。
就在歷經一趟又一趟苦行僧般的野地採集旅程後，演化論的雛形方才逐漸凝聚出來。假使他受不了暈船之苦，早早打道回府；假使他雖然堅持下來，卻是抱持遊山玩水的旅人心態度過這段航程；那麼，演化論也不可能出現在他腦海中。所以，這也不是出於幸運和偶然。
如果真要說達爾文有什麼特別幸運之處，在我看來，生逢其時大概要算是他最幸運的一點。在他那個時代，教會思想剛剛開始鬆動，而動物、地質、古生物等學門又都各自具備相當進展；可以說，當時演化論的出場時機已接近成熟，差別只在於誰先搶到「臨門一腳」的位置。本書中，讀者可以清楚看到達爾文是如何踏著萊伊爾、洪堡等前輩學者的理論根基，加上自己的耕耘，率先搶得這個位置。
如果世上沒有達爾文，演化論是不是還會出現？
由於達爾文的猶疑不決，把演化論窩藏了二十多年不敢發表，我們今天才能由華萊士身上，驗證上述問題。這名半途殺出來的華萊士，不曾參與英國海軍部測量船，也不曾隱居鄉間大宅深思二十多年，但是卻能提出非常雷同的理論，證明了：當關鍵時機成熟時，許多重大科學突破都是遲早的事，不一定非得經由某人或某種過程不可。科學創作擁有殊途同歸的彈性。
世上如果沒有達文西，肯定不會有「蒙娜麗莎的微笑」；但是，世上如果沒有達爾文，還是會有華萊士或其他人提出演化論的。這是科學創作和藝術最大相異處：科學創作擁有殊途同歸的極大彈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達爾文蛻變成科學大師的點滴過程，不知有志獻身科學的年輕朋友，是否更易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壯志！
進得博物館大廳，我依指標上到二樓。遠遠看見長廊轉角盡頭處，陳列著一幀黑白照片，世人最熟悉的達爾文造型：白鬢、黑袍、面容憂戚......
除了達爾文個人的歷練成長外，本書還有另一條很重要的人文主軸：達爾文和船長費茲羅之間的關係。
對於這條支線，穆爾黑德的處理手法顯然要比知名科學家兼科普作家（兼馬克思主義者）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詳盡、高明得多。古爾德在《達爾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中，把兩人關係定位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實在太過主觀和簡化（這或許和他的馬克思階級對抗本能過強有關）。事實上，費茲羅並不只是一個「跩得二五八萬的貴族船長」，他還是一名情緒暴起暴落的躁鬱症受害者；而達爾文更不曾長期扮演「陪船長吃飯、忍氣吞聲的小可憐」角色，他的脾氣可硬著呢，兩人衝突，幾乎每一次都是費茲羅的態度先軟化。
五年航程裡，達爾文和費茲羅之間的友誼互動以及態勢消長，其實非常微妙、動人。
一開場，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這兩名年歲相近的青年是如何的一見如故，尤其是達爾文對費茲羅，簡直崇拜得五體投地，不斷在一封封的家書中叨唸「船長是多麼多麼的優秀」云云，非常類似青少年時期的偶像崇拜情緒（這部分在他晚年自傳中，只剩下清描淡寫兩三筆）。
然而，隨著航程開啟，作者不用多作解釋，讀者自能從一樁樁的實例中，看出達爾文對心目中的偶像日益失望，兩人間的氣勢也開始逆轉。這時，達爾文性格上的優點逐漸顯露出來：樂觀、隨和、認真、執著。在同船夥伴間，他人緣奇佳；在專業領域上，他逐漸培養起獨立的行為及思考能力。
反觀費茲羅，雖然個性義勇慷慨（曾冒生命危險援救老友，而且也經常慷慨解囊）、才智過人（一等一的航海高手兼氣候預測專家）、家庭背景也很良好（無可否認，在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這點仍是成功的要素之一），但是由於性情僵硬、古怪，終於使得他和達爾文及其他船伴間的關係日漸疏離。
同樣的，費茲羅和頂頭上司英國海軍部之間的關係也沒處理好，雖然他工作勤奮（律己程度不輸達爾文），在航海氣候預測及南美海岸地圖繪測方面也很有建樹，卻始終沒能博得應有的掌聲與榮譽，最後以自殺悲劇終結。
簡單地說，費茲羅一生主要敗在性格因素上。與其說他是封建制度下的惡船長，不如說他是天生的悲劇人物。就這條主軸而言，達爾文和費茲羅天差地遠的結局，倒是非常吻合近年風行的「EQ重要性不遜IQ」理論。
果然，就在達爾文照片旁，有一塊櫥窗專門介紹達爾文故居，它的地點、交通、展示物件……等等；文末有一行附加小字：唐恩小築目前正在進行修護工作，將於1997年春天重新開放。
心頭一沈，這麼說來，這趟倫敦行終是未能踏到達爾文的足跡？
我在櫥窗前呆站了好一會，直到漸漸克服心底的巨大失望情緒，方才舉步踏進物種原始陳列館。
——1996年8月於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