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災難資本主義──一種雙重帝國主義 作家-南方朔
前代美國經濟學大家高伯瑞（Galbraith）曾言，經濟學絕非有些人所說的那麼科學與價值中立，而是充斥太多「似是而非習以為常的見解」，以及「無知的詐欺」！
高伯瑞其實還算委婉的。經濟學常和文學相差無幾，它是被修辭包裝起來的意識形態，蘊涵許多自利、恨人類、冷血甚至殘酷的前提。經濟學的論述除了那隻看不見的手，沒有說出來的另一隻手可能更為重要。因此，經濟學注定也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的含量可能更多過經濟！
古典帝國主義鋒芒不再
近年在反「新自由主義」及反「全球化」論題有批判貢獻的娜歐蜜．克萊恩，在《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就把當前已被遮蔽的政治與經濟連繫紐帶重新找了回來。克萊恩已成當代政治經濟學新的控訴天使，她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災難資本主義」批判論，對帝國主義問題等於打開了新視窗！因此，在進入克萊恩這本著作前，或許我們需要對近代帝國主義問題做出一些提綱挈領的複習思考。
從最原始的角度來複習。我們可以說，任何國家對超出自己領土範圍的國家與人民，做出具有主權性質的活動，如軍事侵略和占領、政治命令和傳達，以及經濟利益的剝削和聚斂，都可稱之為帝國主義。但上述說法畢竟只是概念，因而留下許多爭論空間：
例如有一派自由經濟學家認為從海權擴張時代以來的帝國主義，乃是與資本主義無關的兩碼事。帝國是政治與軍事征服意志的產物，與經濟面的資本主義無關。但另有一派則認為帝國乃是資本主義的另一隻手，當資本主義為了擴張，無論為爭原料、爭市場，為運作造成的利潤率遽減危機，它都必然會且必須走向帝國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金融帝國主義」這種最高形式。
除了概念層次的對立與爭論，在戰後國際經濟運作上，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國家，為撇掉被指控為帝國主義的嫌疑，操作上也日趨審慎與周密。明目張膽的軍事侵略已告減少。戰後全球市場的擴大，使過去單單為市場即劍拔弩張的情況也趨減少，經濟支配也可透過貸款投資、經濟合作與思想操控等方式達成。這些新的發展，在過去將近半世紀以來，的確使傳統上極有影響力的「帝國主義論」失去昔日光彩。
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帝國
除了「帝國主義論」鋒芒不再，我們還應注意到，乃是二次大戰後，美歐的經濟放任主義者為搶回被大蕭條後崛起的凱因斯主義奪走的經濟思想論壇，開始重新整合並動員。這是一場思想運動，無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或「新放任主義」，它所鼓吹的乃是一種「私有神聖化，國家干涉邪惡化」的思想與價值，這派學說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精神領袖就是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這派學說認為在將來，國家只需提供軍隊和警察，其他如福利、工程、教育甚至監獄等都應交到私人手中。其終極觀點即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及美國小布希總統所謂的「所有權的社會」（Ownership
Society）。
對這派學說，經濟學界早已稱之為「經濟學裡的帝國主義」。可以說，這派思想乃企圖藉「自由」之名消滅其他國家，藉「自由」之名將資本家的地位無限提高，而後美國資本家集團即可穩坐全球金字塔頂端。美國一九八○年代以來，藉「華盛頓共識」推動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內則無限制的放鬆信用，要以全球資本市場替美國打造出一個「所有權的社會」。這個學派是一種經濟學裡的帝國主義，也就無言而自明了。
芝加哥學派過去三十多年主導了美國的經濟決策，而隨著一九九○蘇聯的瓦解，它在論述上不再有社會主義的威脅，更加肆無忌憚。例如對卡崔娜颶風造成巨大災難，不但沒有任何人道悲憐之心，反而欣喜於色地認為是老天爺清理出了一片「空白石板」。過去被遮掩掉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紐帶開始赤裸裸地出現，它甚至還是一個雙重的帝國主義—不只對外是帝國主義，對內也同樣是帝國主義。由是它是在廢墟及災難上建造自己的基礎，因而克萊恩遂提出了「災難資本主義」這樣的新概念。
克萊恩的三個原創貢獻
至此，克萊恩這本新書雖然形同一種現實批判，但它其實有著極大的理論延伸性。綜合而言，本書在下述幾點可謂有相當原創的貢獻：
其一，她由卡崔娜風災及入侵與攻占伊拉克，並在這兩件對內對外的重大災難事件上，找回資本主義和雙重帝國主義間已被人疏忽掉的紐帶。在有了這種體察後，她又進一步追尋，將新自由主義過去二、 三十年來在其他國家製造分裂暴亂、顛覆暗殺、政策誤導，要使全球都成為災難廢墟，以供他們製造新的支配與壟斷架構的做法，做了一次回顧。
其二，她所謂的「災難資本主義」，乃是一種具有集中營刑求特性的「震撼主義」做法，一種強勢的、以別人的災難為自己利基的做法，這種震撼的手段，自然包含利用軍事政變的屠殺與刑求（如智利），對不服從國家的鎮壓與刑求（如伊拉克），誤導別的國家使其造成經濟災難（如對俄國）；以強制性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等為施壓機器造成驚恐與膽怯（如亞洲金融風暴）……等。俾使對方心智停頓和失去抗力。當震撼懾服的因素加入，災難資本主義的邪惡性也就更加清晰。
其三，乃是本書對傅利曼這一家經濟思想做出極為深入的反省。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在任滿離職的告別演說曾警告其國民，一個「軍產複合體」（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體制已在美國出現，它會培養出侵略好戰以及毀滅民主的趨勢；而克萊恩則在本書指出比前者更嚴峻的「災難資本主義複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已在形成。有關這部分，其實還可以做出更多延伸討論，如由於金融壟斷加深，壟斷資本主義已將全球作為風險輸出的對象；美國近年來在干涉主義上持續鬆綁，已使得全球軍事及顛覆性的風險日增。如果我們願意追究，當今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其實都和災難資本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把別人的災難作為自己的利基，為了擴大利基而去製造更多災難，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另一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表面以一種簡化的自由觀為資本家造勢，並以彌賽亞的姿態宣稱它可讓人們成為「自由人」，但事實上這派學說裡有著太多詭辯修辭的成分，它其實是替人類開闢了一條「到奴役之路」啊！克萊恩這本著作儘管使用「災難資本主義」的新說法，事實上只是把古典的「帝國主義論」做了翻新，因此，當我們讀了此書後，或許已有必要重新去省思古典「帝國主義論」相關的問題了！
【推薦序二】
全球化運動就是這麼嚇大的
全球化寫作的華文作家-胡晴舫
娜歐蜜．克萊恩是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明星。
反全球化知名品牌
如此定位她，是為了指出全球化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其實是一對背靠背成長的孿生子。一九九九年冬季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開會，大批反全球化運動群眾聚集抗議，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卻非正式開啟了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之後，全球化運動即被濃縮為幾個國際機構的代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由G 8八國峰會擴充而成的G
20二十國峰會。每當這些代表了全球化符號的機構聚集開會，就會看見反全球化的民眾從全球各地飛來，以另一種全球化運作的組織方式，對抗主流全球化運動。
隔年一月，與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的同一個冬季，住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克萊恩出版《No
Logo》，這本書很快地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基本教科書之一。透過全球化有效率的商業行銷結構，她的著作被翻譯成二十七國語文，擺在各國機場以及世界各大連鎖書店明顯位置販售，這位反對品牌市場學並因此盡心寫了一整本書去揭發該系統之邪惡的作者，傾刻，成了一個反全球化的世界知名品牌。日後，寫了《新世界藍圖》一書以論述全球化經濟重要性的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夫評論，「娜歐蜜．克萊恩是名人」，雖然語氣很酸，卻一語精準道出克萊恩在反全球化運動裡幾近教母地位的超人氣。
然而，多年來，反全球化論述如同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左派理論，面對全球化運動的蓬勃發展與顯而易見的經濟利益與個體自由，雖然力陳自由經濟體制諸多缺失，自身卻無法舉出一套嶄新的經濟理論，將之完全取代，使得反全球化論述始終只能跟著全球化論述的步伐走，零零碎碎地在後追打。這解釋了為何克萊恩的《震撼主義》一出版，隨即獲得全世界反全球化運動者的熱烈歡迎。
在《震撼主義》這本書裡，克萊恩想要做的已經不僅是解構資本主義的體制，藉此指陳全球化運動的弊端，而是完全站到自由經濟的對立面，重新闡述過去五十年的世界經濟史。
五十年世界經濟史
對克萊恩來說，自由經濟在二十世紀末期得到蓬勃發展，進而完熟為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化運動，並不是因為法蘭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終結—冷戰時期共產實驗失敗，大多數社會決定全面擁抱市場自由；而是因為她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這種專以剝削人類災難的獨門推銷術。
以五○年代惡名昭彰的電休克療法開場，克萊恩指出，當一個社會發生政變、天災或戰爭，產生文明演進的斷裂，人們過度驚嚇，茫然失措，宛如病患心智遭受強烈電擊，感官失靈，出現生命暫停狀態，此時，自由經濟卻另類看待災難有如天賜良機，因為災難摧毀了既有體制與老舊建設，留給他們一張代表全新市場的白紙，任其恣意塗抹，「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如同七○年代的智利、種族籓離撤除之後的南非、共產體制解體之後的俄國與東歐、金融風暴之後的亞洲，乃至發生自然天災的地區，卡崔娜颶風之後的美國紐奧良、南亞海嘯之後的斯里蘭卡，人民以往信奉的價值體系受到人為或天然的破壞，社會退回孩童化，野心勃勃的政客與他們請來的自由經濟學家於是見獵心喜，視廢墟為刺激的市場空窗，正好讓他們長驅直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實現「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剷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和削減社會支出」。而過於驚恐的人們因為無助，因為害怕，將無力反抗這些自由經濟的極端改革，只能眼睜睜看著生米煮成熟飯。
「只有在這種可怕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於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他們」，那些自稱經濟醫生、幫助政客對本國經濟進行「震撼治療」的人，對克萊恩來說有張明確的臉孔，那就是二○○六年以九十四歲高齡過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與以他為首是瞻的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一些國家轉型或受苦之際，這些「芝加哥男孩們」往往適時出現，挾帶美國政府與西方資本社會的金援，拿自由經濟作解藥，並保證一時陣痛將會換來長期的繁榮。
聽取一個警世聲音
在她眼中，這些解藥不但苦口，不是良藥，根本就是毒藥，因為那是美國政府與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陣營塗寫世界版圖的惡劣手段。克萊恩在此提出她對「芝加哥男孩們」最凌厲的攻擊，她指控傅利曼這位老派自由經濟學者夢想著一種純粹的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 ，「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克萊恩認為，因為自由經濟喜歡靠震撼治療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為了取得這種社會空白，以順利推動經濟改革，政府甚至不惜發兵開戰，英國柴契爾夫人當首相時發動福克蘭群島戰爭，小布希總統侵略伊拉克，對她來說都是為了自由經濟需要一塊白板重新開始。若出現反對聲音，政府就採取殘酷鎮壓，克萊恩舉例，一九八九年鄧小平把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智利總統皮諾契大規模捕殺國內左派分子，都是為了不擇手段推動自由經濟，因為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實施不全，「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
可以想見自由經濟分子對她這番幾近全球陰謀論的歷史觀感到憤怒，斥之荒謬可笑，學院派對她簡化經濟原理而感到不安，替她捏把冷汗；反全球化分子與左派當然歡欣鼓舞，直稱她指出了全球歷史的底層真相。然而，依我個人閱讀克萊恩的經驗，從來不是為了期待她丟出一個大論述，而是聽取一個警世的聲音。我以為自十七世紀開始正式成形的全球化經濟早已難以逆轉，就連克萊恩本人其實都是棲身其中的受益分子，可以說沒有全球化經濟，就沒有娜歐蜜．克萊恩這個人。但，面對一個以轟雷之姿隆隆運轉的龐大機制，就算螳臂擋車，世人仍應時時反思，盡力修正，使之盡量完美，至少讓此刻落在全球化漩渦之外的那群人將來也能納入經濟圈子內。
自由經濟巨輪推動了整個時代的進步，也同時碾過了不少無辜犧牲者。在《震撼主義》，記者出身的克萊恩走訪各地，第一手紀錄了那些生活在自由經濟巨輪陰影之下的眾生圖像，例如海嘯之後的斯里蘭卡漁民無法回到原先居住的海灘，只因政府以重整經濟之名，鎖定發展高級觀光業，決定把最美沙灘外包給大型企業建造奢華旅館，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照顧的弱者。這些提醒，是真實的，也是必要的。又如，她寫到國家進行民營化，若缺乏了民主的監管，將使整個經濟改革過程失焦，造成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現象，獨厚特殊階級，公共財富未經監督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不斷擴大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蘇聯解體後的俄國、現階段的中國都處處可見她所描述的社會徵兆。
就像夏日享受冷氣機的人工清涼，不能忘記地球暖化正在瓦解我們所認知的物質環境，在追逐無邊界的移動自由之餘，也需要擔負身為人類一分子的社群責任。生活在全球化年代裡，進行這些社會思考，已經成為當代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要件。無須等到人類整體文明的下一個驚嚇時刻。
【推薦序三】
災難資本主義──掀開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積累假面
台大地理系特聘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前主編-徐進鈺
一個好的新聞工作者在闡述社會現實時，往往可以比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經濟學者更加清晰有力。娜歐蜜．克萊恩這本有關災難、震撼、刑求與資本主義發展，或者她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興起的書，閱讀起來確實比學院中有關新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共謀再多的論證都來得吸引人，來得更令人震撼。繼《No
Logo》（二○○○年出版）一書批判品牌背後的血淚以及訴諸政治運動反抗之後，克萊恩二○○七年出版的這本《震撼主義》更進一步揭露了當前資本主義亮麗發展背後的政商權力邏輯。
災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災難？
什麼是災難資本主義？克萊恩指出，就是那種趁著災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劃的掠奪，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的模式，藉此在災難之後進行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以及縮減政府支出的財團計畫。這包括二○○五年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之後的整個重建更新計畫、二○○四年南亞海嘯之後的沿岸觀光區開發計畫、二○○三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的重建計畫、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經濟改革計畫，以及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後東歐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所經歷的「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等，但最早的經驗則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智利左翼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之後一連串自由化政策。在這些「天然的」（？）與人為的災難之後，一切既有的反抗發展的力量被一掃而空，留下來的反而是如同紐奧良最富有的地產開發商坎尼查洛所說：「我想我們有了一片可以重新開始的空白石板。有了這片空白石板，我們會有龐大的商機。」這種清空重建的主角不再是以公共利益為考量的政府計畫，相反的，是由一群包括政府官員、利益財團以及更重要的來自大學研究機構的智庫學者專家所組成的一種政商財團主義，進行以私人資本積累為核心的計畫，或者用著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話來講，這是一種經常帶著威權鎮壓式的原始資本積累形態，所進行的階級復辟（restoration of class）。這樣計畫經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代以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核心的芝加哥學派。
通往威權震撼的自由市場之路
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對於從一九三○到六○年代在歐美國家主要奉行的凱因斯主義以及發展主義的反撲，而凱因斯主義（或者所謂福利國家模型）是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後產生危機的主要政策回應，而締造了戰後在歐美先進主義國家中的一九五○至六○年代黃金時期。這樣的榮景到一九七○年代初期開始面臨經濟循環的危機，加上石油問題加深了危機的惡化，這使得包括英國的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的雷根開始在政策上轉向以減稅、解除管制、私有化、縮減福利支出，以及鼓吹企業精神為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但這樣圖利特定私人資本的經濟計畫，遭遇來自內部工會以及依賴福利生活的弱勢團體的抗爭，而英美的保守政權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與分化；對外，為了市場擴張，以自由民主為名發動許多侵略戰爭，形成哈維所稱的新帝國主義。
乍看之下，災難資本主義的說法與長期以來討論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使用的熊彼得「創造性毀滅」說法一致，也就是辯證地看待災難與重建的關係，但是克萊恩有更重要的企圖，她要說明在這些災難重建背後所運作的政治權力的邏輯，是一個由利益集團所創造、同時也是一個反民主的積累策略，而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自然過程。她呼應了哈維階級復辟的說法，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並非如那些專家學者與智庫所宣稱是市場邏輯的必然，相反的，是藉由統治集團所進行的鎮壓、威嚇乃至刑求等反民主、反人道手段所達成的歷史性計畫。從智利的左翼政權被推翻以致數萬人不明失蹤到伊拉克戰爭中百姓塗炭，都在在說明震撼威嚇的威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密不可分的關係，這與許多相信市場邏輯與民主生活必然正向相關的陳腔濫調恰恰相反，自由市場並沒有同時帶來自由的人。誠如克萊恩所說的：「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大規模監禁、限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新自由主義化的臺灣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化大抵追溯到舊國民黨政權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儘管發展型干預式國家的遺緒還保留，但無疑的，政商關係在這階段有了戲劇性轉變。基本上，從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臺灣的政經結構產生很大危機，包括政治上接班危機以及經濟上投資減弱、大陸經濟的磁吸等等挑戰，也就給予政商集團一個新的資本積累的空間。與歐美經驗不同的是，臺灣並沒有經歷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型，而是以黨國資本為主發展模式，因此，這一波的新自由主義化得到包括地方派系以及反對黨，乃至學院中的經濟學者的支持。從此私有化、自由化、公私部門伙伴關係（例如ＢＯＴ），以及管制鬆綁等政策耳熟能詳，也經常被視為政策主流，往往政府的介入就招致批評為扭曲市場，換言之市場是先驗存在的，是最自然的（儘管從來沒有真正純然自由放任市場出現過），而任何的國家干預行動都將破壞這種市場的純潔。而這樣的計畫在民進黨執政後並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化，藉以建立新的政商關係。
但這種發展結果帶來的是原本由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大量削減，包括運輸、公共衛生、金融服務以及教育支出都面臨私有化而大幅滑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圖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而在私人利益考量下，偏遠地區的客運班次減少或取消、無利可圖的公共衛生被私人醫院的醫療獲利所忽視、金融兼併集團化使得鄉間金融服務水準下降造成金融排除的現象、而教育私有化迫使學費急速上升導致貧戶家庭學子無力就學。這類政策執行下來具體的影響，就是原本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社會與空間相對上較為均衡發展的臺灣，面臨社會極化（polarization）、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公衛體系瓦解造成傳染疾病盛行，以及原本作為階級流動主要機制的教育體系逐漸成為階級鞏固的工具。更不要談所帶來的貪腐政商關係。而這一切並沒有隨著第一次或第二次政黨輪替而改變。因此，《震撼主義》的出版將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提供一面明鏡，檢驗在當前臺灣由次級房貸危機所掀起的全球金融海嘯災難中，任何紓困政策中的政商結盟。
批判的深化
當然，如前所說，雖然好的新聞工作者的報導會比社會研究者更生動地指出問題，加以揭露釐清；但社會研究工作者也可以彌補新聞工作者報導的深度。除了正統經濟學家（例如著名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對此以「陰謀論」嗤之以鼻，而非公允地與之對話外，在閱讀《震撼主義》上，有兩個問題可以深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首先，雖然新自由主義化經常是由政商利益共同體所發動，但卻是在「自由選擇」等口號下進行，而得到民眾的支持。換言之，儘管新自由主義與威權震撼共謀，但在許多民主國家中，是藉由民粹的支持而掌權，因此，僅僅揭露背後的階級復辟企圖並不夠，需要在更多面向上多一些深刻研究，包括解密消費文化霸權，以及揭露新自由主義如何建構這種積極迎合自由選擇想像的主體（neoliberal
subject）。例如，以這次的金融海嘯而言，雖然主要原因來自全球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以及管制鬆綁所造成，但是透過類似次級房貸的制度，提供美國許多中下階級購屋的機會，這樣的政策是一種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很難簡化成威權下的產物。也因此，在進行政策修復時，就應該要注意到不損及這些中下階級的利益，這也是經濟是否民主化的指標。
其次，儘管在書中最後提到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在前述各個經歷震撼災難的地區陸續展開，無論是紐奧良的社區組織或者拉丁美洲的新一波左翼政權，都展開激烈的反抗，這些社會與政治運動，給我們帶來一些希望的空間，也是扭轉災難資本主義的契機。然而，許多地區的新自由主義化並非使用震撼威嚇方式發動，而經常是以參與的方式來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社會組織（例如非政府組織ＮＧＯ）會整編進入新自由主義化的計畫中，形成社會參與的表象。但事實是，這些社會組織的建制化逐漸成為社會治理術的重要元素，越來越多政策交由ＮＧＯ
來代為制訂，乃至執行，這在臺灣社會越來越清楚。然而，這些ＮＧＯ 與政商利益集團之間的糾葛往往為人們所忽視，經常造成ＮＧＯ 在執行國家政策時無法問責（accountability）的問題，這是在反省像臺灣這樣沒有經歷大型震撼災難卻進行新自由主義化的案例時，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推薦序四】
逆轉三十年論戰的如椽大筆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
「山也ＢＯＴ，海也ＢＯＴ！」
這或許是二○○八年臺灣最夯的臺詞之一吧。《海角七號》裡的恆春鎮代表會主席抱怨著這個明顯的不公與不便。隨著這部臺灣電影少見的票房一路高漲，片中淡薄卻雋永的社會意識讓人一再咀嚼，終至一再引用，成為時代氛圍的一部分。這種感覺也符合了我們的集體經驗。除了風光明媚的墾丁海灘，臺北市的街道停車格、近幾年的世界第一高樓臺北一○一、負擔日重的社會扶助措施，以及正在累積驚人虧損的臺灣高鐵，各式各樣的公共設施與經濟活動，從一九九○年代以來逐漸變成財團獲利走人、納稅人付帳接爛攤子的惱人醜聞。ＢＯＴ（建造－營運－轉移）方案只是各種私有化方案之一，公司化、釋股、委外辦理、政府再造、「勞動彈性化」，名堂多著呢。
掠奪的歷史主旋律
然而，海的ＢＯＴ，在二○○四年受南亞海嘯摧殘、無數人喪生的國家，不僅僅是惱人，而是駭人的不義。趁居民流離失所、無暇他顧之際，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國政府將風光明媚的海岸承包（事實上是奉送）給跨國企業開度假村，剝奪數十萬災民的祖居地。面對矛盾衝突的加劇，二○○六年，原來宣布片面停火、與政府共同致力海嘯災民安置重建工作的斯里蘭卡坦米爾之虎游擊隊被迫重起戰火，至二○○九年五月，該運動被徹底殲滅。數十萬被懷疑支持游擊隊的村民至今還被關在集中營內，承受著天災之後的人禍。
這種毫不講究體面、發災難財的掠奪式官商勾結，竟然是一九七○年代以來人類歷史的主旋律。天安門的屠殺所保住的中國改革開放、蘇聯災難性垮臺後的飢饉、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關達那摩的酷刑逼供、美國紐奧良卡崔娜風災後災民的慘狀，這些，都成了大財團發財的機會。而指導這一系列災難性發展的思想導師，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大師，芝加哥學派掌門人米爾頓．傅利曼！
傅利曼說過：「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採取的行動決定於周圍可得的想法。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職責：發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變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天災、戰禍、衝突，這些危機都有助於傅利曼派學者兼官員兼商人大展宏圖。而如果災難沒發生，就製造災難。就像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軍閥皮諾契在美國策劃下政變推翻政府、屠殺人民，將全國陷入恐怖之中，隨之傅利曼本人及其學生—「芝加哥男孩們」，就有了實踐其經濟政策的第一個全新機會。這個模式從此在各地複製又複製，到最後傅利曼思想在世界上幾乎成了「經濟學」這個領域的全部，其政策成了「經濟政策」的唯一模型。
娜歐蜜．克萊恩的如椽大筆匯集一件、又一件、再一件令人髮指的當代人類災難，並清楚地將因果線拉到一個一致的經濟思維：當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宣稱「別無出路」的「自由市場」。她的筆鋒雄渾到令對手戰慄。保守派（他們自稱「自由市場派」）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員諾伯格（Johan
Norborg）評論《震撼主義》一書時，說：「未來，如果你跟學生或記者講說你支持自由市場，很有可能他們會問你為什麼要支持獨裁、酷刑和圖利財團。」
但是，諾伯格對《震撼主義》能提出的最有力的反駁，也只是傅利曼這些話是出自其書的序言而非本文，所以認為克萊恩是斷章取義。
如果諾伯格的預言命中，《震撼主義》一書對於之後的世界政治所起的作用，會類似當年索忍尼辛揭發蘇聯集中營的《古拉格群島》，嚴重撼動之前看來難以置疑的道德權威，只是作用的方向相反。對臺灣來說，當年《古拉格群島》的出版與宣傳是黨國反共教育機構大力推動的交辦事項，具體目標是合理化當時本地的政治經濟現況，讓所有反對現狀的人似乎都必須回答「難道你支持集中營？」。而通過《震撼主義》一書，或許我們可以開始質疑，正是二次大戰之後迄今的臺灣社會，是否可能有「經濟奇蹟」之外，另一種面向的歷史陳述。
臺灣亦有震撼歷史
《古拉格群島》出版的一九七三年，美國在越戰正節節敗退，臺灣的經濟卻正在起飛。之前二十餘年的白色恐怖震撼，如克萊恩所說，確保沒什麼人會對李國鼎、蔣經國推動的加工出口工業化政策之下，享有無數特權的外國資本，提出任何有效的質疑。
然而，事實是壓不住的。前一年，一九七二年的七月到十一月，美商飛歌電子在淡水竹圍與日商三美電子在高雄前鎮的工廠，爆發年輕女工吸入三氯乙烯中毒，數十名中毒女工不治死亡，死狀甚慘，全身腫脹、起水泡、流膿。各報紙發表數篇報導後，消息嘎然而止，加工出口區管理局宣布死亡與工作無關。雖然之後臺灣政府頒布了《勞工安全衛生法》，同樣使用三氯乙烯的美商桃園ＲＣＡ電子廠依舊持續把明知含三氯乙烯的廢水打入地下水層，並抽出來餵給工人吃，直到一九九二年該廠為規避退休金關廠外移為止。數千位因此罹癌的前ＲＣＡ工人現在還在打著遙遙無期的索賠官司，但李國鼎與ＲＣＡ合作的人才訓練計畫成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