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戰略思想之省思與前瞻

　　戰略係指一國針對國內外情勢，所做的整體、長程與完整的規劃，用以指導國家的發展與安全維護。戰略的內涵不只包括軍事，也包括了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與科技層面。國家唯有擬定正確的戰略，始能確保自身的安全與發展。

　　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是一個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美國仍是唯一的超強，但自2003年的美伊戰爭後國力逐漸下滑，近日又發生金融風暴，更使其元氣大傷。俄羅斯由於經濟的復甦，在國際政治舞台再度活躍，與美國的關係也出現摩擦。中國與印度的迅速崛起，逐漸改變國際的權力格局，兩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漸提升。尤其是中國的壯大，由於其仍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國家，各國對其未來的動向與角色仍有疑慮，更增加東亞與全球安全的不確定感。恐怖主義仍然活躍，成為人類共同的威脅，但在部分地區及國家，仍是實現政治目的的主要鬥爭手段，也獲得許多人的支持，其解決之道並不能僅依賴軍事力量，更應尋求政治的和解與文化的互諒。國際間非傳統安全的議題不斷浮現，包括恐怖主義、能源需求、氣候變遷、重大疾病傳染、天然災害等。近期所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更造成了許多國家內部的金融、經濟、政治與社會動盪，甚至導致政府的財政破產，其破壞效果實不亞於一場戰爭。

　　兩岸間的關係近期以來也產生了急遽的變化，大陸政策已產生明顯的效果，包括海基會與海協會已恢復協商，第一次協商雙方達成週末包機與大陸觀光客來台的協議，第二次協商則達成了海空運的直航、通郵與食品安全保障協議，兩岸喊了多年的三通，終於幾乎完全實現。未來兩岸還將探討協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與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在新的大陸政策下，兩岸的關係已趨向和解與合作，過去緊張對峙的局面已不復
　　存在，台海的不穩情勢已趨向緩和。此一發展也有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周遭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皆樂見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發展。

　　面對此一迅速變化的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台灣更需要有自己的精良戰略，以確保自身的安全與發展。本書集結了9位國內知名的學者，分別對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與東亞戰略局勢的發展，以及我國應有的因應戰略提出深入的討論，相信必能提供政府與讀者有用的參考。

　　在世界局勢複雜多變的時刻，今天許多戰略學者和專家齊聚一堂，省思當代戰略思潮並展望未來發展，非常具有意義。

　　傳統兵學、戰略、將略的興起與國際主體共生於一個生存與安全缺少確定保障，暴力常是解決重大紛爭的一種方式的現實，密不可分。就傳統戰略研究來說，它必然是政治取向、戰爭取向、武力取向。一直以來，戰略的核心就是一種運用軍事力量達到政策目標的科學與藝術。其後從大戰略的觀點看，戰略就轉化為綜合運用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資源（政治、軍事、經濟、心理）來達成政策目標的科學與藝術。

　　戰略學不是一門簡單的學問，而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它的核心關切是軍事力量的角色，但卻要融會人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現與成就。對戰略學有貢獻的人可能是數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當然也包括軍事學家。

　　戰略學者格雷（Colin S. Gray）教授在它的現代戰略（Modern Strategy）書中提到戰略的三種主要成份與十七種維度（dimension）包括：

人民與政治：人民、社會、文化、政治、倫理。
戰爭的準備：經濟與後勤、組織、軍事行政、資訊與情報、戰
略理論、與科技。
戰爭的本身：軍事行動、指揮、地理、摩擦、對手、時間。

　　冷戰期間戰略研究相對單純，目標較為確定。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體制與極權獨裁的共產主義體制，互不相容。當時政策的核心問題也相對簡明，就是如何透過核武力的威脅嚇阻大戰的爆發？如何建立嚇阻戰略的可信度？如何在核武對抗僵局中獲取政治利益？

　　隨著冷戰的長期化，戰略研究的領域擴張了。包括和平、戰爭、防衛、安全、戰略、軍備管制等等。這些研究的主要著眼點不是實際操作面，如軍事力量的實際運用，而是運用軍事力量的政治目的，以及採取何種政治措施阻止軍事力量的運用。

　　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趨於複雜、動盪，不確定。過去的重心是大國對抗與核武競賽和管制。今日則是國內衝突、人道干涉、失敗國家、恐怖主義。在冷戰高潮時期，戰略研究必須考慮主要國家政治領導層的政治信仰，敏感的同盟關係，也需對主要武器系統的性能，何時使用它們，如何使用它們，可能產生何種結果，做深入研究，特別是在國際危機出現的時候。此外，如國防預算，軍備管制等也都成為探討的焦點。由此可知在冷戰時期戰略研究也已是各學科、多專長的結合。

　　但是無可諱言的，正如經濟學主要關心財富，政治學主要關心權力，戰略學中心主題是安全，而安全的界定卻隨著國內、國際、跨國關係及科技發展而不斷的調整。傳統戰略研究頗似我們古代的兵學，專注於行為者如何運用軍事力量來達成政治目標，特別是如何運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達成這些目標。（克勞塞維茲：戰爭是政策或政治的延長，即是此意。戰爭與政治是共生的）戰略研究一直是以軍事力量為其屬性、為其特點，並將其轉化為有用的政策工具。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章程原訂該所宗旨為：

　　本所建置的目的是在超越黨派的基礎上，透過討論與資訊的交流，探討現代及核武戰爭對戰略、國防、裁軍及國際關係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1992年該所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修改章程，修訂後的該所宗旨為：

　　本所建置的目的是在超越黨派的基礎上，透過討論與資訊的交流，探討任何重要安全議題，包括，但不限於，屬於政治的、戰略的、經濟的、社會的或生態性質的議題。

2007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更將安全關注的範圍擴張、它列舉了23項全球風險：

　　經濟的：油價暴漲與能源供應中斷；美國經常帳赤字與美元貶值；中國經濟硬著陸；人口移動造成的財政危機，資產價值泡沫化/嚴重負債

　　環境的：氣候變遷；淡水資源損失；自然災害：熱帶暴風雨；自然災害：地震；自然災害：內陸洪水。

　　地緣政治的：國際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國際戰爭與國內戰爭；失敗與瀕臨失敗的國家；跨國犯罪與貪腐，全球化的逆流，中東不安。

　　社會的：疫癘大流行，開發中國家的傳染病，發達國家的慢性病，社會責任體制。

　　科技的：資訊基本設施的崩潰，奈米科技帶來的風險。

　　當然這23項全球風險未必皆屬於戰略安全的範疇，有些甚至非人力所能左右，但其中大部分項目均與廣義的安全有關。有些項目的嚴重性直到最近才獲得較高的重視，如氣候變遷就是一個例子。

　　由上可見，戰略研究的典範逐漸從戰爭擴及到安全。從安全面來說，也從狹義的軍事安全擴及到廣義的國家安全。透過全球化的發展更延伸到人類安全。

　　如此一來戰略研究的主題脈絡就從戰爭研究擴及安全研究，再擴張到善的治理的研究。從以國際社會個別主體為核心（如國家利益，國家戰略）擴及到以人類的整體生存發展為核心。

今日我們可以歸納出戰略研究的核心與範疇，包括以下各項：

　　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政治、戰爭、經濟、社會、生態諸問題。

　　國與國間建設性與互利性交往。

　　保護環境、防止武器擴散、軍備管制，管制軍品銷售，走私、毒品販售，難民，大規模移民，水旱災，其他天然災害問題。

　　符合人民政治、經濟、社會福利的可持續經濟發展。

　　促進人權、民主與善的治理。

　　失敗國家，瀕臨失敗國家。

　　人口、資源、能源，氣候變化等長期性，總體性問題。

　　族群、宗教、領土衝突等現實性、迫切性問題。

　　國際恐怖主義。

　　雖然我們不一定要用戰略研究的革命來形容這些研究主題和觀察視角的轉型，但是戰略環境變化所引起的戰略研究的變化卻是驚人的，我們可以再簡單的復述一下：

從軍事取向蛻變為安全取向。
從軍事安全取向蛻變為綜合安全取向。
從國家安全蛻變為國家安全與人類安全兼顧。
從國家中心蛻變為國家中心與人類中心，而在若干領域人類中心
漸次超越國家中心（如環保、生態、健康、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
從消極的戰爭防阻、戰爭準備，戰勝敵人到積極的創建一個和平、穩定，共同發展的大戰略環境。
從強調主權至上到兼顧人權及全球善的治理。
這些研究主題和取向的變化也反映戰略學哲學思維的變化。

　　絕大多數戰略學者對國際政治的本質與前提的共同哲學基礎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無論是基於人性本惡或是國家生存在無政府狀態，都假設人類集體的暴力傾向，總是要以力服人，對人性是悲觀的，對國際衝突認為是難以避免的，因而戰爭是無法排除的。戰略學者專注於軍事衝突或與軍事衝突的相關因素也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了。在生存競爭、暴力與衝突的邏輯中，倫理道德自然居於從屬的地位。也因此，傳統戰略學術研究承受了若干批評：

　　強調衝突、暴力、戰爭，忽視了和平與合作。

　　道德中立，忽視戰略學術的價值意涵。例如討論核子戰略升級，討論相互保證毀滅，無異在討論大規模謀殺，死傷人數以百萬、千萬，甚至億萬計。

　　心態可議：戰略學者如果認為軍事力量原本就是政策的正常工具，自然鼓勵政治決策者致力於發展與運用這一政策工具。冷戰時期的嚇阻理論，有限戰爭理論，危機管理理論均是此一觀點下的產物，也曾不斷將國際局勢帶向危機的邊緣。批評者批評戰略學者的悲觀與宿命論。當這種宿命論強調無政府狀態下的互不信任，自助與軍事力量的重要性時，他們提供的建言就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即是說，如果決策者接受這項建言，就必須強化軍事力量，時時準備運用軍事力量來達成政策目標。如此一來與競爭者之間的互不信任與敵意就呈螺旋形上升。

　　國家中心：戰略學家強調國家利益，特別是安全利益，往往忽視內部衝突，社會安全及全球安全相關議題。

　　當然，這些批評未必都是中肯的，也未必都是正確的，但卻是提供我們反思的題材。我們是否應該將戰略學與安全研究作更密切的結合，除了國防相關問題外，兼重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安全利益，並強化彼此關連性之研究？當大國之間大戰的可能性消退之時，戰略學家是否應抓住和平演變的契機，同時致力於區域戰爭，族群衝突，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等問題的處理？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人類互賴的加深，永續經營的需要，純粹以國家為中心的戰略研究應否改弦更張，從全人類生存發展與公平正義的大處高處著眼，在小我（國家）與大我（人類）兼顧的情況下，來追求世界和平、社會和諧與人民幸福？儘管戰略學將持續以國家利益，國家綜合力量的運用來達成國家利益為其關注的核心，而且沒有人能否認冷戰結束以來，全球烽煙未熄，地緣政治方面的風險，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似有加劇之勢的事實，因而戰略學者自然應當持續關注傳統國家安全相關的議題，但是在新環境與新價值觀念導引下，國家利益的界定及追求國家利益的方法，自然也有其調整的必要。

　　近代國家體系源起於歐洲，過去歐洲國家間是以傳統戰略競爭，權力平衡為主軸來處理彼此關係。半個多世紀以來，透過幾代人的努力，歐洲人克服了國與國間必然鬥爭衝突的魔咒，走上和平共處、制度建立與經社統合、共同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乃是政治家與歐洲各國人民的選擇。過去的歐洲曾是世界戰亂之源，現在的歐洲已經轉化為世界和平的資產與榜樣。就戰略的目的在創造良好的生存發展的環境而言，戰後歐洲的轉型對戰略學者自然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總之，在一個風險與機會並存的世界裡，如何將理想與當前利益做實際的結合，如何結合該做什麼與能做什麼，並創造一個更有利的生存發展的環境，乃是戰略發展的目標。

　　戰略是政治、戰略是選擇、戰略是可能的藝術、戰略不僅是權力的運用，更應是權力的創造與政策目標的達成。

　　戰略學者既要腳踏實地，也要懷抱理想。既要適應今日的戰略環境，也要致力於創造一個良好的戰略環境，來滿足和平、安定與發展的目標。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