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史景遷
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號是張岱唯一知道的時間度量──直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隨著明朝覆亡，
一切皆歸灰飛煙滅。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肯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以另納個三妻四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便次人一等。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
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閒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並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衝突。孩童夭觴、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
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早已久負盛名，且水準之高，獨步全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濬、築堤和排水。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曆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
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並沒有根本性的變革。
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就不是如此停滯不前。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文化活動。
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得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有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瞭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數據，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紀錄顯示，明朝肇建時（一三六八年）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
這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能減輕部分負擔。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這些包括有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菸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
當然也不乏有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
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繁榮，但還稱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十六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有鑑於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濬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
許多在家鄉屬菁英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 ）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饜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外居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張家可能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
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回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在經濟和生活型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的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因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瞭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
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週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
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整個萬曆年間至一六二○年（萬曆四十八年）為止，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張岱弱冠之時，因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聖上的男性，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曆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聖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於是朝政日敗，如命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十四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遊方四海。後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幹練、眼界開闊聞名。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阼，是為成祖。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
儘管這類遠洋航行因耗費不貲而作罷，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後繼者，還是師法開國君主們酷愛誇耀，展露軍威的習性。幾任皇帝斥資重建北方殘缺不全的邊防城牆，成為後世所知的「長城」，卻完全抵擋不住北方蒙古鐵騎虎視眈眈的侵擾。十五世紀中葉，明英宗自認神武，結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虜圈禁，付了贖金才獲釋。英宗最後又從繼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奪回皇位，不過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難以磨滅。十六世紀初，明武宗與宦官在皇城中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宮女全在帳篷生活，此荒誕之行又耗費不知幾百萬兩。
十六世紀中葉，眼見東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荒蕪，明朝皇帝也只能束手無策。所謂倭寇，除了海賊，還有對朝廷不滿的地方領袖和沿海居民，當政者統稱「倭寇」，容易理解但不無誤導之嫌。至於東北邊防，在張岱出世前不久，萬曆皇帝曾有大膽之舉，他調遣兵馬、水師馳援朝鮮，成功協助朝鮮國王逐退興兵來犯的倭軍。這次出征雖大有斬獲，但到十七世紀初，靠近朝鮮邊界的部落開始結盟，在中國北邊集結成新興的潛在敵國。這股勢力與歸順的漢人通力合作，並以「旗」制編納混雜而成的新軍隊，自稱「滿洲」，宣布締建國號為「清」，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攻陷北京，終結明朝國祚。
這些事情與北京明廷官僚龐然複雜的體系，張岱的理解或是透過閱讀，或是從家人口中得知。事實上，從一五四○年代至一六四○年代這長達百年的期間，張家有幾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層級任職於六部，並與朝廷首輔大學士還頗有淵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級官衙當差。中國的行政體系層層節制，下起縣，中經像紹興這樣的城市，迄至省城，上達京師。張岱很清楚整個指揮系統的錯綜複雜，以及在朝為官伴隨而來的吉凶禍福。許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親身經歷，他自孩提時代聽過後就深埋心底，也讓他立意要試著描繪官場的欺詐虛矯本質。為了求真，張岱認為毋須美化自家人的經歷。事實上，張岱的著述令人驚愕之處，就在於他坦言親人的苦難，甚至對父親和直系親人也沒有例外。
四十歲前，張岱的生活周旋在讀書與享樂兩端之間，但對張岱而言，這樣說也許不算恰當，因為做學問一樣是其樂無窮。的確，縱然鎮日苦讀卻多年不成，然而實實在在的讀書、反覆思索與記憶，卻讓他不得不認為能與歷代宗師為伍，本身就是無上榮耀。對張岱來說，歷代偉大的史家、詩人、文論家從不曾逝去，他們立下的標準經常是無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們，就令人思之振奮了。
明朝滅亡時，張岱四十八歲，爾後他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他活得多姿多采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終。他反覆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霧籠罩的路徑，於眼前重現，諸多遺忘的嘈嘈低語，也咆哮四起。張岱喪失了家園與安逸的生活，書卷與親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後半輩子的任務，
就是要重塑、撐起毀壞前的世界。面對滿洲異族的統治，他已垂垂老矣，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長年流離，於是他選擇賃居在名噪一時的名園「快園」，日子必須重新開始。
張岱的一生，就在崇禎十七年發生驚天動地的轉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夢想不得不面對冷酷現實，轉為闡釋王朝敗因。滿清問鼎中原，隨之兵禍不斷、烽煙四起，張岱在山僧的掩護下，輾轉避居南方山廟之間。張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飄零的歲月，還是隨身攜帶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這或許是實情，總之張岱約在一六七○年代完成了這部巨製。現存的手稿影本顯示，當時這部書已可刊刻印行，不過整部著述到一九九○年代才在中國問世，這使張岱並非以史書留名，反倒因簡短、警句式散文這種迥別的文體享有盛譽。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體之一。散文講究文體雅致，竭盡所能雕章琢句，以彰顯作者的多才多藝，筆觸要敏捷、不拖泥帶水，以捕捉飄忽情緒或瞬間剎那，同時利用語氣上的對比或急轉直下，勾引且震驚讀者。張岱的成長過程中，這樣的文體一直很受歡迎，他自己後來也成為散文大家。從許多例子來看，馳名的散文大家同時也是遊記作家（travel
writer）。他們以浪跡天涯、遊山玩水聞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斷四處流浪，敏於音調、悖論，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筆雖扼要洗鍊，但也處處旁徵博引。
不過明亡後，到順治二、三（一六四五、四六年）年間，張岱逐步體認到，這類文體特別適合追憶夙昔，把已淪喪的世界一點一滴從滅絕中搶救回來。北方農民叛軍和清兵入關並作，是明亡的兩大力量，然而張岱個人生命的巨大災厄，終究化為開啟他心房的鎖鑰，讓堆累蓄積的記憶釋放出來。張岱流離失所時撰寫的《陶庵夢憶》手稿，篇幅雖短但感情豐沛，多虧受其友人保存，我們才有幸在日後分享他心靈永無休止的探索。
無論如何，張岱其人仍難以盡述。他曾享盡富貴卻也嘗盡磨難，不過從其現存著作卻透露，他甘於寓居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他不僅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寫，也為同為明朝遺民的同志而寫；張岱將鄉愁置於對當下的關懷之上，好壞自由後人評斷。他生於、長於龍山山麓，中年歸返龍山，只為將心中了然之事理個清楚。我們不能說張岱是尋常百姓，但他的確比較像是尋常百姓，而非聞人。他既嗜癖歷史，
也是史家，在旁觀的同時也付諸行動，既是流亡者也是鬥士，是兒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們一般，鍾情於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過他更是個挖掘者，試圖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於是他決心盡其所能一點一滴挽回對明朝的回憶。我們無法確信他訴說的每件事都真實無誤，但可以肯定，這些事他都想留給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