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民國一代教育家蔣夢麟—《談學問》及其他
蔡登山
生平簡述
蔣夢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一八九八年前後，在紹興中西學堂求學兩年。一九○四年赴上海入南洋公學讀書。一九○九年二月入柏克萊加州大學農學院，同年秋季轉入社會科學學院。一九一二年，以教育為主科，歷史與哲學為附科，畢業於柏克萊加州大學教育學系。後旋赴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取得教育學博士。蔣夢麟長胡適六歲，兩人同受業於美國著名教育家及哲學家杜威博士的門下，可謂「師出同門」。一九一七年，兩人皆學成返國，蔣夢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
編輯，胡適則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胡適南下上海，與蔣夢麟共同迎接其師杜威來華講學。此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因「五四」愛國學潮事件而辭職出京。蔣夢麟夙為蔡元培之門生，在蔡元培尚未還京之時，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務，其後並由北大總務長而代理校長。此為蔣、胡兩人共事北大的時期。直到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為止。後來兩人都離開北京，再不久，蔣夢麟當了教育部長，而胡適也擔任上海中國公學的校長。身為校長的胡適以在《新月》雜誌，發表批評黨國言論，觸忤當道，身為教育部長的蔣夢麟曾予警告，胡適竟將原令退回。彼此雖立場有異，但私交則並無芥蒂。一九三○年間，兩人相繼辭去職務。
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後，在南京稍事逗留後，就回杭州。而胡適卻從南京對岸的浦口車站候車北上。兩人一北一南的，此時已有要蔣夢麟接掌北大的消息，但他並不願意就職。據胡適後來回憶：「我到北平，知道孟鄰已回杭州去了，並不打算北來。他不肯回北大，是因為那時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他回來也無法整頓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本來在北伐剛完成的時候，已被貶作『北平大學』的一個部門，到最近才恢復獨立，校長是陳百年（大齊）先生。那時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去了，一個大學教授最高俸給還是每月三百元，還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北平的國立各校無法向外延攬人才，只好請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員儘量地兼課。幾位最好的教員兼課也最多。例如溫源寧先生當時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結果是這般教員到處兼課，往往有一個人每星期兼課到四十小時的！也有派定時間表，有計劃地在各校輪流講課！這班教員不但生意興隆，並且飯碗穩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來同他們搶飯碗，他們還立了種種法制，保障他們自己的飯碗。例如北京大學的評議會就曾通過一個決議案，規定『辭退教授需經評議會通過』。在這種情形下，孟鄰遲疑不肯做北大校長，是我們一班朋友都能諒解。」
對於蔣夢麟的顧慮，傅斯年、胡適心中是相當清楚的。熱心的傅斯年找了胡適商量，後來經過他倆與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顧臨（Roger S.
Greene）詳談，「居然擬出一個具體方案，寄給蔣夢麟先生，他也很感動，答應來北大主持改革的計畫。」其具體方案的內容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與北京大學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兩百萬元，作為合作的特別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與專任教授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中基會的援助計畫，使得蔣夢麟同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也在一九三一年一月聘任胡適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胡適初不肯就任，但經不住蔣夢麟等人多次商請，最後義不容辭，允其所請，但因其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的工作，故雖在北大任職，但不受北大的薪俸。
自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七年時光中，蔣夢麟一直把握著北大的航向，而其中胡
適、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幫助尤大。蔣夢麟後來在〈憶孟真〉一文中說：「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為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而當時也是北大教授的陶希聖回憶說：「北京大學居北平國立八校之首。蔣夢麟校長之鎮定與胡適之院長之智慧，二者相並，使北大發揮其領導作用。在艱危的歲月裡，校務會議不過是討論一般校務，實際上，應付難題的時候，北大一校之內，夢麟校長，適之文學院長及周枚孫（炳琳）法學院長隨時集會，我也有時參加。國立各大學之間，另有聚餐，在騎河樓清華同學會會所內，隨時舉行。由夢麟北大校長、梅月涵（貽琦）清華校長、適之及枚孫兩院長，我也參加，交換意見。月涵先生是遲緩不決的，甚至沒有意見的。夢麟先生總是聽了適之的意見而後發言。北大校務會議席上，如丁在君（文江）在座，他的發言最多，最有力。清華同學會聚餐席上，適之先生是其間的中心。夢麟先生是決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國立八校六年的延續，沒有夢麟與適之的存在與活動，是想像不到的。」
抗戰期間，蔣夢麟隨校南遷昆明，與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大」。而胡適則赴美從事抗戰宣傳，旋膺命為駐美大使。勝利後，蔣夢麟先後任行政院祕書長、國民政府委員、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主任委員。胡適則任北大校長、中研院院長。農
復會遷往臺灣後，在蔣夢麟的領導下，推動了重大的土地改革、農業改良和教育項目。由於農復會由美國提供資金，其薪級表不受政府工資表的約束，因此該機構可以提供比政府官僚機構更高的薪酬，吸引訓練有素和能幹的員工。委員包括康乃爾大學農業學院畢業的沈宗瀚，和後來成為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在一九五○年代初期擔任農復會的農業經濟學家。蔣夢麟利用美國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幫助臺灣的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作出傑出的貢獻，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獲得菲律賓政府頒發的「麥格賽賽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
蔣夢麟的代表作是《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該書是他在抗戰期間躲警報在防空洞，陸續以英文寫成。主要敘述一八四二年香港割讓至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期間中國人民生活問題面向，包括心理、情感及道德等議題之探討，深入分析中國之民族特性、宗教、文化道德、社會與政治之發展。一九四七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率先出版英文版，一九五七年蔣夢麟在臺灣《中華日報》陸續發表中文譯文，一九五九年出版中文版《西潮》，盛況空前，年輕人幾乎人手一冊。也因此蔣夢麟有計劃出版第二本自傳式的著作《新潮》，然因公務繁忙與健康等因素，《新潮》一書尚未完成，便於一九六四年辭世。直到一九六七年九站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才將其在報章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整理出版《新潮》一書。因此《西潮》和《新潮》兩書是屬於蔣夢麟比較自傳性的著作。
